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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成为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来说，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语言作为国民生活和国家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公器”，从语言服务的角度来观察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功能，探究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表现，辨析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学理，是一件具有学术建设意义的事情。根据语言服务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同的功能与表现，我们认为语言服务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经济资援功能、政治统领功能、文化增强功能、社会促推功能、生态养护功能。
经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被摆在首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时代，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重点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语言服务的角度来看，发挥好语言文字的经济资源优势以支援经济建设，进行语言服务上的加持（或者可以合称为经济资援），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件事情。
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和国土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们建立语言资源观却比建立如国土资源等自然资源观要晚。较早进行这方面论述的是李宇明（2008），他指出，“语言问题、语言权力、语言资源”是从语言规划考察语言的三个角度，但我们的语言资源意识相对薄弱。所谓语言资源意识，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魏晖（2021）曾提出可以从信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政治价值等不同角度来考察语言资源的价值。其中，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在语言服务方面有比较多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摘取几个片段来进行语言服务经济资援的观察。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出的一个目标，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要素市场、劳动力要素市场、资本要素市场、技术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其中数据要素市场和语言服务有着密切关联。语言数据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行业数据采集标准化、推动符合条件的数据流通应用、建立健全高效的公共数据共享机制
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语言数据的服务。李宇明（2020）也专门进行过相关讨论，提出数据时代的标志是把数据看作生产要素的观点。“十四五”期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将进一步加大，2025年全国范围内的普通话普及率要达到 85％；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10％，接近或达到 80％，这些都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普通话的普及本身就是国家通过教育或教育培训提供的语言服务，同样可以从语言服务的经济资源功能方面作出解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势必也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加持，此处不再申论。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提出的一个目标。这一部分还提出了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一系列的目标任务。我们在2022年第七届语言服务高级论坛上发布了“语言服务助力数字中国倡议”，提出以高质量的语言服务助推数字经济发展。语言文字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要增强语言经济意识，大力发展语言产业，提升语言标准化、资源化、多元化和智能化服务水平，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以此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语言产业是语言服务的典型形态，李艳（2020）曾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过相关问题，认为“语言产业是一个以新技术为重要特征、以高端服务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服务应是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的目标，语言服务的经济资源属性在乡村振兴的五大行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产业振兴为例，在培育新产业、发展特色农产品、建立健全农业知识产权系统方面需要树立语言服务意识，让语言经济资源功能得以体现（参见张晓苏、屈哨兵：《数字经济时代农村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五个观察视角》，待刊）。例如进行农产品地理标志命名，像“恩施玉露”（绿茶）、“增城挂绿”（荔枝）之类，背后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对农产品地理标志（AGI）的保护进行了规定，如何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及时进行跟进就是我们要着力考虑的事情。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出的四大战略板块，每一个板块的实施都离不开语言服务，语言服务的经济资源功能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举个例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五个方面的组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是这个战略组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域语言规划研究”是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 2022年度重大项目
，这个项目的一个子项目是“区域语言服务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研究”，课题组在开题时针对这个子项目作出了如下论证：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活跃、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开展语言服务的条件优渥。过去，长三角区域内由于各地语言格局与发展定位存在差异，在语言服务供给和相关资源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平衡问题。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区域内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语言需求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也随之增强。这就需要通过对长三角各地公共领域语言服务等的现状开展调查，在此基础上，针对区域内的薄弱环节，探究区域语言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协同联动的机制与策略。很显然，这是从语言服务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经济资源功能的角度来切入的。笔者（屈哨兵，2022）也曾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的相关区域战略问题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认为这种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布局，势必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同步跟进提出相应的要求，及时做好各个区域的语言服务，并对各个区域的语言服务能力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科学布局和评估引导势在必行，也理所当然。笔者也注意到了语言服务的经济资源功能表现问题。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目标任务，这里面还涉及贸易强国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等具体内容，所有涉及的制度性开放都离不开语言服务的介入，离不开对其进行经济资源功能上的“打量”。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中提出“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语言服务研究”“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成效、经验和问题”等，和二十大报告的内容形成了呼应。很显然，这些方面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服务的经济资源属性和经济支援功能进行审视和评估，为我们系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宽厚的土壤。
我国新时代政治建设最突出的表现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语言服务要注重政治统领是语言政治属性的必然反映。约翰·约瑟夫在其《语言与政治》一书开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语言具有政治属性”，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经典论述来证明他的观点，并进一步申论：“一切动物都具有政治性，但在有些动物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人类表现得最明显，其原因正是语言……研究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旨在探讨说话和书写在人际互动中起到的作用。这涉及人们如何用语言组织从家庭到国家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构建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认识。”
政治和语言的关系虽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基于语言的服务一定具有政治属性可以说是不刊之论。我们这里论述的重点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建设和语言服务之间的关系。约瑟夫所说的“人们如何用语言组织从家庭到国家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和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语言服务之于政治建设的范围高度契合。这个范围内具体的政治建设和语言服务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政治统领是我们进行观察讨论的主视角，这种统领涉及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
坚持党的领导离不开语言服务。这种服务首先体现在翻译出版方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能够把党的声音尽快地传递到各民族群众中去，相应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汉语文本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离不开语言服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组织也离不开语言服务。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2022年 10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单行本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与此同步，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共 7种民族文字版单行本也紧接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媒体在报道上述新闻的同时，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民族文字版也将于近期出版发行”，这都是具有鲜明的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统领上的表现。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通过多语翻译服务来进行政治方向的引领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言服务行为。除了上述 7种民族文字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同样也需要这样的语言服务，例如云南民族出版社也在二十大报告发行后不久就推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傣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翻译对照的报告单行本。“该书的翻译出版，方便了边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边疆落地生根，鼓舞边疆各族人民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这是政治统领框架下语言服务的鲜明表现。展开来讲，不只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翻译出版体现出坚持党的领导，整个出版业就是语言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体现在行业发展建设的各个方面，如果从语言服务的角度细加考察分析，可能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离不开语言服务。人民当家做主要体现在人民主体地位方面，人民意志要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权益要能够得到保障、人民创造活力要能够得到激发，要做到这一切，语言服务，尤其是语言教育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手段。语言教育是语言服务的重要载体，双语教育是语言教育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统领作用也有生动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有学习就需要提供学习所需，这里提供的就是语言服务。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让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目的是保障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能够拥有更好地表达其意志、迸发其创造活力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为其提供相应的语言教育服务。同样的道理，让更多方言区的人能够说国家通用语言，也是我们在这方面政治统领的一种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也同样可以从政治统领这个角度来进行解读，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可以促使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当然，说好国家通用语言与使用民族语言以及方言并不矛盾，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强调“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知名媒体人汪涵在接受专访时说道：“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但方言是为了不让我们忘记从哪里出发。”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语言服务都有着广阔的存在空间。
依法治国同样离不开语言服务。为所有人的“语言权利”提供语言服务的法律支援是其中的一个显著表现，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政治共识，我国的相关法律在这方面的要求同样清晰而全面。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四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一百二十一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第一百三十九条）。上述诸条，尤其是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条文，是我国在依法治国层面为各民族公民提供语言服务的最好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在语言文字的选择、学习、使用等各个环节和场景都有来自法律规定的保障，要实现这些保障，都离不开语言服务。
从政治统领的角度来看语言服务，可以列举的观察角度还会有很多。像各类语言文字政策的供给、各种语言文字规划的研制、各类国民通用语文字典词典编撰过程中的词条选择机制，甚至像现在渐成大势的各类网络词典百科知识相关词条词目的编撰与补订行动等，很多时候都需要引领侧集群的服务指引，以及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服务支持。毫无疑问，这些都可以归入语言服务的范畴，从政治统领角度对它们作出分析是值得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语言服务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们可以从文化增强这个角度切入来讨论语言服务对文化建设的贡献。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语言服务同样大有可为。
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有学者认为，语言本身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语言意识形态是对语言本质、结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田海龙，2023）。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意识形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语言服务的角度看，其文化增强可以一展身手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如何创新语言服务的手段，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进行新的文化增强。举一个例子，我们党历来重视通过标语、口号等方式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那么如何在全媒体环境中继续做好这方面的语言服务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思考。再如，如何通过语言服务的手段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国内有学者就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进行语言服务进行过思考，提出语言服务应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语言服务的模式也需要创新（王宇波、李向农，2016）。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尤其是ChatGPT时代的来临，要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更需要我们从服务的角度多做文章、做好文章。另外，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行动中搭建起语言服务的平台，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大问题。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维护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这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概念后面都会有语言服务的用武之地，用语言服务赋能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举个例子，由国家语委指导，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发起的连续多年开展的汉语盘点活动就是一种语言服务活动，这个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增强功能，具体体现为一种文化整合。十余年来，汉语盘点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盘点整合，宗旨是让网民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过去一年的中国和世界，借以彰显汉语的魅力、记录社会的变迁，让人们在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同时，体会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很多年度字词（国内）及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都从文化整合的角度记录时代。我们留心了一下十八大以来汉语盘点的国内字首字情况，依次是“梦（2012）”“房（2013）”“法（2014）”“廉（2015）”“规（2016）”“享（2017）”“奋（2018）”“稳（2019）”“民（2020）”“治（2021）”“稳（2022）”，鲜明体现出从不同侧面推动形成社会共识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在价值选择上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维护有关。坚持做好汉语盘点这样的语言服务，并对汉语盘点的各个序列进行跟进研究，当然还会有其他不同的角度，有的可能需要我们进行更加全面的学术审视。文化增强作为语言服务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践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表现，也值得我们进行更加系统的审视探究。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这方面的实现路径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表现。从近些年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实践的角度看，像谋划相关服务机制、组织搭建相关服务平台，积极推动“诵写讲”活动，举办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等，都具有显著的文化增强功能，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举办的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为例，从一开始就提出“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的主张，举办这个活动的宗旨是“提升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激发其对中华经典的热爱，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助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语用厅函〔2023〕2号），具体的比赛项目包括“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等，与之配套的还有《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管理办法（试行）》和大赛官网（www.jingdiansxj.cn），以及微信公众号“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微信号：zhjdsdgc）、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小程序和中国语言文字学习强国号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语言服务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活动对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提高文明素养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或许这并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自觉。爱尔兰学者菲利普·佩迪特曾谈到语言的发明使得人类获得了三项重要的能力，其中第三项能力是联合为共同体的能力，通过一个集体的代言人（可以是一个个人或一个集体）的语词将分散的个体联合起来，并缔约按照这个代言人的话语行事，说的大抵也是同样的道理。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旅融合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我们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提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要达到这种“活起来”“推广开来”的目标，很多地方都需要语言服务来进行文化增强。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八大专题之一是“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研究”，其中涉及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工程就与此高度相关，要传承就需要用现代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需要做好语言服务，以甲骨文为例，近些年先后推出的类似于《甲骨春秋》
这样的著作或者纪录片，就可以看到语言服务的一系列实践。文旅融合方面，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其内里乾坤更是十分宽广，大到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不同主题的各类语言服务项目的规划实施，包括方言保护和“地方彩色普通话”的使用；小到具体位置的语言景观的字符选择和设计呈现，包括语码和顺序先后、字体大小等，都会有文化增强方面的考量。其中有的可能涉及文化融入，有的则可能涉及文化传播，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样需要来自语言服务的文化增强。这方面既包括如何通过翻译等语言服务的手段使得更多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出去，又包括如何通过国际中文教育使得更多人能学会中文。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逐步展开的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更是呈现出鲜明的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趋势，设立了十几项图书外译类工程，其中包括持续开展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持续推动的《大中华文库》工程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翻译出版计划等。截至2021年底，我国在全世界 158个国家和地区建成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1 300余所，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注册人数超过 105万人，国际中文教育已经成为中文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通道（参见屈哨兵、张迎宝，2023）。这些都是重要的语言服务表现。
语言服务对社会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不同的语言服务路径和形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促进社会建设、促使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规范标准促进社会建设。我们在国家语文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具有鲜明的语言服务特征，应该属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范畴，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当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设。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我国先后推出《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汉语拼音方案》（1967）、《简化字总表》（1986）、《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2006）、《标点符号用法》（2011）、《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2011）等一系列和语文生活有关的规范标准，无不可以归入社会建设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建设行为会不断跟进，并提出新的规范标准用以引导社会生活。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的“语言规范服务”板块推出的重要项目有 60余个，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具有社会建设的功能。十八大以来，由国家标准委、国家语委主导推出的各类规范标准就超过 50种/批
，例如《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2013—2017）10种、《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草案）》、（2015）、《中华通韵（试行）》（2019）、《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2021）、《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2021）、《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汉字部首表》（2022修订），此外还有《国家通用盲文方案》（2018）、《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2018）、《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呼号、入队誓词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入团誓词国家通用手语方案》（2023）等。
上述这些规范标准在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领域范围内对社会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举个例子，残障人士的语言权利是文明社会人的语言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社会建设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出台《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和《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本身就是国家为残障人士提供的一种语言服务，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补充，当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该词表和方案的发布使听障人士有了自己的“普通话”，视障人士有了自己的“规范字”（顾定倩、钟经华，2019）。再如，《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也具有社会建设的价值，该规范在其“通则”的译写原则中首先强调合法性、规范性、服务性、文明性，无不是社会建设的要求使然。
约瑟夫认为“语言的这一独特功能，即充当正误之争的焦点，正是其社会功能的核心”，并且进一步论证：“语言的正确性所带来的问题要深刻得多。这些问题被用作判断说话人的才智、勤奋、社会价值，以及受部族长者的关注度的标准。在现代社会，部族长者的关注度逐渐制度化成‘教育’系统，但其中的基本原理始终未变，在最早的人类群体以及现在的灵长类动物群体中都是一个道理。”
语言的这种独特的功能被认定是一种社会功能，在我国历史上，这类似于“雅言”所求，放到现在，就是我们的各种标准。国家提出相应的各种标准规范并纳入教育系统，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语言服务的一种必然体现。
语言行动实践促使社会进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应急力量建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从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等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做的和语言服务有关的工作还有很多，有的时候可能缺少某些触发机制来催生相应的语言服务行为。应急语言服务就是语言行动实践助力社会进步的典型表现。
规划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于根元先生有一句名言：规划就是服务。数十年来，在每一个与国家社会发展规划相应的时间区域中，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或者属于语言文字事业的专项规划。这些规划在价值上的共同追求就是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以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为例，该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的 8个主要研究方向和8个重大研究专题，8个主要研究方向依次为语言文字与国家治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和应用、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教育和语言能力、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语言文字基础理论和新兴交叉领域。8个重大研究专题基本上也是从主要研究方向中进一步聚焦抽取出来，依次为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水平和质量提升研究、新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提质增效研究、人机共生背景下的语言智能与语言生活研究、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语言教育创新研究、面向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语言服务研究、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语言文化交流互鉴研究。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语言文化交流互鉴研究，其他研究专题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内指性。不只是规划序列，更高层位的党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意见也无不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强烈指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0〕30号）第一段话就是“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其中的“社会性”“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更是直接点出语言文字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语言服务推动社会发展昭然在列。
关乎社会建设范畴的语言服务，很多方面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真进行过系统思考。以二十大报告为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也属于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的重要内容包括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从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进行较为系统的对位思考？再如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方面，其具体内容涉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又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思考、谋划和实践的呢？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很显然，我们在这里讨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语言服务，其生态概念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生态学中的生态概念有所不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生态是一个隐喻性的存在。豪根（Haugen，1972）在谈到“任何语言与他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时，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此后语言生态学的隐喻用法就被广泛使用。
国内也有学者尝试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讨论语言问题，例如冯广艺（2012）提出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语言生态对策，即维护语言多样性、坚持语言平等性、强调语言统一性、主张语言开放性、贯彻语言规范性、捍卫语言法律性。虽然其将“语言生态”纳入“生态文明”的范畴来讨论，但其“生态文明”的概念和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生态文明的概念还是有着显著不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是指绿色生态文明，也就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的生态文明。我们不是仅仅从语言本体存在的角度，而是从语言服务实践的角度来讨论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从非隐喻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看语言服务，通过语言服务来养护生态文明，至少要注意两个方面的意识养护：
一是如何呈现语言的绿色消费意识养护。对呈现语言的方式及产品与活动进行绿色消费观察或者是一件值得梳理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语言呈现方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服务的特征。从人类语言文字产生的历史来说，文字的产生，从结绳记事、刻符记事到后来文字符号的产生，从甲骨记事、铸文记事到后来竹简帛书的出现，每一次呈现上的进步都提升了传播效能和阅读可及性，同时也都带有一种简省资源的结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简省即节能，从这种语言服务的演变方式来看，也可以说是越来越“环保”，越来越“绿色”。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使用文字作为记录信息、传承文明的手段，使用人数与范围都在不断增长与扩大，对相关资源的需求在总量上同样是后胜于前的。在呈现服务方式上，我们对绿色环保的要求也随之更加强烈。尤其是随着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来临，全世界的知识总量没几年就会翻一番，在这个时代，要参与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承，语言服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在这方面的努力自然也是大有作为。这中间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电子显示技术，使得原来需要依托文本印刷才能进行阅读的行为转变成一种“无纸化”行为，这种行为就可以看成一种语言服务行为。我们原本需要通过纸本才能传递的交际行为，现在通过网络与电子显示技术就能完成。如果能够将这种文字显示服务所能覆盖的范围拓展得更加深广，我们的绿色消费水平就会越高。这种绿色消费意识应该成为语言服务所要倡导的一种意识。相关的统计研究也支持我们的这个观点：“资源节约方面：根据一项研究，使用数字化文档和电子邮件等电子通信方式，可以将纸张使用量减少 20％～30％。此外，数字化文档的存储和传输不需要印刷、邮寄和储存的物理空间，也减少了对纸张等资源的需求。能源节省方面：使用电子显示技术可以减少印刷、复印和传真等设备的能源消耗。据估计，全球每年印刷机的能源消耗量达到数百万吨油当量，而使用电子显示技术可以将这些能源消耗减少 50％～70％。研究结果方面：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使用数字化文档和电子邮件等电子通信方式，可以每年节约 2.1亿吨纸张和2.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此外，另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电子书籍可以将碳排放减少 80％～90％。”
据统计，2019年我国电子发票开具量达到 100.5亿份
，电子发票代替纸质版发票估算可节约 1 608吨纸张，减少 103吨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我们将电子产品对语言文字的显示技术看成一种语言服务的话，那么倡导这种绿色消费正是大势所趋，也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
二是如何利用语言的绿色资源意识养护。语言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利用语言进行交际和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我们应该看到，人类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绿色”属性，其相应的语言服务行为也必然具有一种“绿色”属性，我们还要倡导一种基于语言服务的绿色资源意识。语言服务具有绿色属性，是指它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可以反复使用，且在使用的过程中极少耗费自然界其他的绿色资源。人类通过语言（大脑）所耗费的能量比计算机通过运算得出同样结论所要耗费的能量要小得多。欧盟在其推出的《人类大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报告中指出，在处理等量任务时，目前没有任何人工系统能够与人脑的低能耗媲美。人类大脑的能耗功率一般在 20瓦左右，而一台常用笔记本电脑的耗能功率约为 100瓦。这种差距在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上表现得更为显著。
即使是现在似乎具有强大语言能力的ChatGPT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基于大数据的预训练模型的巨大成功，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语言服务背后所耗费的能源可能也是惊人的。有关报告指出，ChatGPT热度不减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内容自动生成技术所需要的算力需求的水涨船高。数据显示，ChatGPT的总算力消耗约为 3 640PF－days（即假如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需要计算 3 640天），需要7～8个30亿的投资规模、500P算力的数据中心才能支撑运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语言能做的事情？加强基于人类语言能力（相当意义上也就是语言服务能力）的绿色资源意识的教育倡导或者是一件值得继续做好的事情，人类大脑及其所拥有的语言能力的使用是天赐人类的“绿色产品”，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好好利用。ChatGPT语言能力的获得所耗费的能源与人脑语言使用的相关情况相比各自有什么特征？“ChatGPT语言能力的获得所耗费的能源主要来自训练模型的计算机运算，而自然语言使用在大脑中的能耗则与语言的复杂性、表达方式等有关。因此，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来看，ChatGPT语言能力的获得可能需要更多的能源。”
也许我们从此离不开ChatGPT了，实际上我们也无法预料我们的能源能够支持我们走到何处、走到多远、走得多好。从长远来看，或许我们这种基于语言能力及语言服务能力的“绿色”清醒还是要具备的。
至于基于隐喻意义上的语言生态，或者可能派生的语言服务生态，和上文讨论的非隐喻意义的生态与语言服务之间未必绝对没有关系。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基于绿色生态养护的语言服务实践可以为语言生态提供最重要的现实条件和行动可能，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基于隐喻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建设，包括中国语言生活派倡导的和谐语言生活，是绿色生态基础上语言生活的理想体现，这种体现离不开语言服务的养护和支持。
［1］菲利普·佩迪特著，于明译：《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冯广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对策》，《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3］顾定倩、钟经华：《手语“普通话”和盲文“规范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4］李艳：《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趋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5期。
［5］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1期。
［6］李宇明：《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5期。
［7］屈哨兵：《要进行城市和区域语言服务能力的评估》，屈哨兵主编：《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8］屈哨兵、张迎宝：《语言服务：建设国际传播“立交桥”》，杨丹主编：《大国语言战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
［9］田海龙：《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从“指向性”到“呈符化”的进展》，《当代语言学》2023年第 2期。
［10］王宇波、李向农：《语言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5期。
［11］魏晖：《再论语言资源、语言资源观及语言资源管理》，《江汉学术》2021年第 4期。
［12］约翰·约瑟夫著，林元彪译，潘文国审订：《语言与政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