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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是中国语言生活系列皮书和相关研究经常提及的两个概念，它们彼此之间有些时候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结。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关系进行梳理：一是两者的关系背景，二是两者的关系纠结，三是两者的关系样态。本文采取一种分分合合的方式从上述三个角度来进行讨论，基于分离状态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基于融合看彼此之间的联系，希望能够把两者之间的纠结梳理清楚，把两者之间的区别解释清楚。
本文讨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主要是指《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皮书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皮书中所反映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凡有语言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有语言服务。
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为例，第一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的时候，李宇明在题为“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的序言中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是国家语委首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是国家语委‘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第一部。发布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语言国情的重视，积极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并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这里的“引导”和“提供参考”云云，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服务。报告语言国情是语言服务的基础，推动语言服务是语言国情报告的重要目的。随着政学两界及社会各界对国家语言生活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进一步增加，语言生活皮书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分为五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白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蓝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黄皮书）和语言文字规范草案（“规范类”）。国家语委 2020年对“语言生活皮书”有一个说明，述及绿皮书时同样点明，其“主要反映我国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及各种调查报告和实态数据，为语言研究和语言决策提供参考和服务”
。显然，这里的语言决策层面的指向与十五年前提出的“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一脉相承。我们考察十五年来每一本《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绝大部分单篇报告的表述框架都是在报告完相关语言状况之后提出“问题与建议”“思考与建议”，或者是“启示与建议”“对策与建议”等，这里的“建议”之类就是进一步进行语言服务的重要基础。我们也梳理了十五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各册各篇的各类“建议”，共计 470余条。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些问题与建议也会在陆续推出的相关报告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回应，有的可能整合成为国家语委科研规划课题的立项基础，有的也会直接转化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影响而陆续推出的北京、广州、上海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报告＋建议”的框架来研制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基于语言国情的服务建议指向大都具有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和比较明确的实践需求，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凡有语言生活的地方都会有语言服务这个事实。系列报告实践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中国语言生活派印记的学术研究范式，坚持下去，必将对国家及区域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第二个判断：凡有语言服务的行为都源于对语言生活的需求。
近些年以中国语言生活派为圆心，学界陆续推出了相关报告和学术研究成果，聚焦语言服务研究逐渐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证明现实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服务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需求。举一组例子，《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将“语言服务能力提升”列为一章（第四章），下设“‘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外语服务”“特殊人群语言文字服务”三节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9）》的专题综述部分将“语言服务”作为十大专题之一，从“语言服务理论话题”“语言服务发展方略”“领域语言服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0）》同样也列出“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提升”专题，作为年度重点之一介绍
；2020年，语言生活皮书系列还增添了家族新成员——《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除特稿外，该报告分“公共语言服务”“语言教学服务”“语言文化资源传承传播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翻译服务”五大部分，共计 21份专题报告。
从这些专题列出的相关内容不难看出，我们对语言服务所涉及的范围和层次类型的认识正处在“活跃期”，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这种活跃期，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尤其是中国语言生活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客观事实，语言服务在我们的周边存在，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诚如李宇明所言，“语言服务”需要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来定义，但更需要以语言服务的实践来定义，因为语言服务是学问，更是社会实践活动。
同时因为语言服务与语言生活的复杂关系，对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纠结，我们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大的方面来说，近年来语言服务概念的高频度使用是和中国语言生活的报告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随着《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皮书的研制出版，我国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研究旨趣的“中国语言生活派”。这个学派以系列皮书研制为主要手段，创建并完善了一批与语言生活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学术行动中，以李宇明等为代表的相关学人对“何为语言生活”以及“何为中国语言生活”都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定义。“如果将与语言相关的各种活动称为‘语言生活’的话，语言的学习与教育、语言在各种场合各个领域的运用、语言研究及其成果的开发应用等，便都可以归入语言生活的范畴。”
相关定义与解释使得“语言生活”从一个日常话语活动中的自由组合逐渐凝固为一个具有学术意味的专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讨论的“语言服务”是“语言生活”的伴生概念。与早期的只将语言服务等同于语言翻译不同，伴随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建设，对“何为语言服务”，大家也渐次给出了相应的定义，例如赵世举认为“语言服务是指行为主体以语言文字为内容或手段为他人或社会提供帮助的行为和活动”
。笔者也曾就语言服务进行过一些思考
，在此基础上给出的定义是“语言服务是国家或者其他团体与个人以语言文字作为资源手段为社会团体各种单元及个体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各种活动”
。
但从近年来人们观察语言生活或者报告语言服务的相关著述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人们对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两个概念还存在着一些纠结。即使是国家语委编制的“十四五”科研规划的相关研究领域，也把这两个概念并列提出。这种并列一方面固然是两者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关键核心地位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概念难以完全切分开来。从学术发生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两个概念有着先和后的关系，即“语言生活”产生在先，“语言服务”产生在后；但从外延来看，我们也不妨认为这一对概念存在着大和小的关系，即“语言生活”的所指要大于“语言服务”。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不同，之所以使用两个不同的指称，主要还是因为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不管基于先后还是大小抑或不同角度，这些解释似乎都还不足以厘清“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彼此之间的各种纠结，我们还缺少对这两个概念及其背后关系性质更为系统的整理定性。不管从哪个层面看，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都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理上进行梳理区别显得十分重要。我们注意到，《国家“十三五”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及“服务”或者“语言服务”50余次；《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中提及“服务”和“语言服务”30余次，其中专门提及“语言服务”超过 10次，七个重大研究领域中有五个提到了语言服务问题。这意味着语言服务研究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事业和科研规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十分突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样如此，“服务”和“语言服务”也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
言实和周祥的《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一文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治理能力的角度将相关的能力分成五个部分，分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语言文字基础能力”“语言文字服务能力”“语言文化传承发展能力”和“中文国际发展能力”。
“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治理能力体系中五居其一，由此也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正在行进落实之中，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地关注国家语言生活，做好国家语言服务，而要做这些工作，就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研究任务和研究领域。
语言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曾经从“语言服务资源”“语言服务业态”“语言服务领域”“语言服务层次”“语言服务效能”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分析
，现在看来，这个观察系统基本能把语言服务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涵括进来。但如果从其与语言生活的关系来辨识语言服务，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则它们可能各自有着不同的辖域边界。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语言服务的辖域边界如何确定，值得我们进一步辨察思考。
把两者之间的纠结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尽量离析出两者之间的某些不同，这样或许有利于学术讨论的深入。故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样态。
整体看来，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关系从性质上可以归纳出三种样态。区分这三种不同的样态，依据不同的样态特征判定其辖域边界，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厘清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
第一种样态：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交替迭代螺旋上升。
大量事实证明，语言服务和语言生活在学术生态链上存在着一种交替迭代螺旋上升的关系。这种交替迭代螺旋上升在不同系列的语言服务类型中几乎可以看作一种通例。
举一个例子，《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出版与再版增补修订的历程就体现出这种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学术生态链上的交替迭代螺旋上升。1956年 2月 6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提出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这种国家语言生活中的词典缺位就是语言服务的起点，为了填补词汇规范方面的语言生活之缺，就有了编纂相应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语言服务实践。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家的语言生活也一定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会引发语言服务端的响应，在《现代汉语词典》这里就体现为它的历次增补修订。第一次修订（1980—1983年）着重从思想内容方面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第二次修订（1993—1996年）着力增收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新义，附录中增加了字母词；第三次修订（2002年）增补本在 1996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增补新词新义 1 200余条，例如“邓小平理论”（政治）、“纳米技术”（科技）、“空气质量”（生活）等；第四次修订（1999—2005年），从港台地区传入内地的“搞笑”“面膜”“作秀”等许多词语被收入词典；第五次修订（2008—2012年）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 3 000多条，增补新义 400多条。作为我国语言服务的经典例证，《现代汉语词典》历次修订所反映出的这种从生活到服务的生态链非常生动。这种生态链得以完成，中间还离不开相应的服务规范的支撑。历次修订中，《现代汉语词典》遵循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宗旨，全面贯彻国家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从而保证了这条生态链发展方向的正确科学。例如，第二次修订贯彻了新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规范；第四次修订贯彻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全面标注词类；第五次修订依照规范标准审慎确定了字形字音，并对字头的简繁正异关系进行了梳理。
凡此种种，都是迭代上升的不同表现。如果针对不同类别的语言服务进行这种学术生态链上的迭代上升观察分析研究，一定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之间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语言服务中，这种迭代上升会有不同的表现。
要考虑语言服务类型所处的发展阶段，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其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我们不妨假定：任何一类语言服务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当我们观察一种语言服务现象的时候，有必要对其前世今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就是要弄清楚它是处在“试印本”“使用本”阶段还是“修订本”阶段，或者修订本中的第几次修订阶段。既然语言服务具有生命周期，那么我们就得对不同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语言服务表现与特征进行研究，探究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形成的条件及促成其演化的原因。目前对各种语言服务还缺少系统研究，更深入的研究大有可为。语言服务的形成条件和演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语言服务手段的更新。当然，既然语言服务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那么针对某种具体的语言服务类型或者形式而言，也就有可能存在语言服务能力逐渐衰减乃至最终退出语言服务序列的情况，对于导致服务能力衰减的原因，我们也应该加以关注和研究。就学科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建设而言，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对语言服务生命周期进行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发现并培育那些具有更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服务类型，及时提出建议，及时进行规划，及时进行建设，使之及时融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大局中去。
第二种样态：相对单一的语言生活“惰性”和多样语言服务需求之间矛盾永在。
语言生活的事实证明，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生态链中还始终存在着相对单一的语言生活“惰性”和多样语言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惰性”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这里是想表达这么一种现象：无论是从个体角度还是从群体角度，我们的语言习得通常只是各自的母语，多学一种语言，不管怎么说都需要有一种付出，若非必要，我们一般不会对其他语言“积极好学”。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为语言生活的“惰性”。但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一旦进入更大的语言生活场景——这在当今世界更是一种通例，就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语言服务需求，而我们所依存的世界通常并没有为我们准备好各类语言服务。当然很多时候，这种语言服务的需求还没有强化到一般人随时都能感知到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需求不存在。有矛盾，并不断解决矛盾，就构成了一种样态。
我们拥有比较及时的语言服务的动员能力，值得充分肯定，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语言服务能力应该成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这种资源准备越充分，我们对相关矛盾的解决就会越及时，整个社会的语言生活品质也就会越高。最近几年，广州的外国人出入境数量和常住外国人数量已经达到百万量级，在住常态人口也有近十万人。针对他们的语言服务该如何进行，如何在非常状态下做好应急语言服务和在常态化环境下做好语言服务，可能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广州的城市定位是“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这里面的每一个定位目标都涉及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矛盾处理问题。
第三种样态：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因果相连、果因相继。
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在学术生态链上是由果变因的关系。语言服务本来是语言生活的回应，是结果；但是它一旦产生，就有极大可能成为催生新的语言生活之因，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因果相连、果因相继的情形。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证。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因果相连的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角度看，文字的产生就是语言服务，语言是服务之因，文字是服务之果。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当文字出现之后，便也就此踏进人的语言生活，本身也就成了语言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针对这样的生活，我们又会产生新的语言服务，历史上各种文字书写系统的规范整理就是这种语言服务的体现。就汉字而论，这就渐次体现为从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的果因相继的样态，到现代则体现为规范汉字再次承因为果的格局。定形之外，还涉及定音、定序、定量等，所有这些都带有浓厚的语言服务特征。但当它们以一种稳定的服务方式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之后，它们也会自然而然成为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有的又会成为催生新的语言服务的“因”。这里面需要关注的内容还有很多。
承上文汉字语言服务发展的思路，我们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柔宇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的一家高科技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核心柔性技术，生产全柔性显示屏和全柔性传感器，以及包括折叠屏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在内的全系列新一代人机互动产品，其系列产品中有一种产品是智能手写本“柔记”。
人们在传统纸张上用普通笔芯书写和绘画的内容，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和云端实时精确保存和动态同步呈现，在保留传统纸笔手写感的同时实现所写即所记，这应该是一种语言服务，是“果”。但在与该企业接触并对这款产品进行了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再向前行进，在智能手写本“柔记”的基础上似乎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包括基于国家规范汉字书写能力标准的测试与建立问题，面向港澳及海外地区学龄儿童的汉字习写推广与文化传承问题，面向不同学习者建立书写习惯、防止笔画书写脱落的问题，建立汉字书写语料库并进行后期分析开发（例如基于个人风格的字体库的建立）的问题等，相对这些问题而言，前面我们认为是“果”的东西，似乎又变身为“因”了。这些看上去是一个个的“点”，延展连缀开来就构成了一个“面”，诸般现象，都可以放入因果相连、果因相继的分析框架中来考察，归入语言服务实践及语言服务研究的范畴。一种语言服务如果为大家所习用，通常就会悄然化身为语言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新的语言生活，它又会产生新的语言服务的需求。这种因果相连、果因相继的语言样态真是有趣极了。
本文从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两者关系的背景说起，继而摆出两者之间存在的纠结，主张从两者的性质入手，辨析彼此的差异，提出从三个不同的样态来进行观察。明确不同的样态特征，有助于厘清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各自的辖域和边界。不管是基于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迭代上升，还是基于两者的矛盾永在或者果因相继，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梳理出很多内容。这些大体上能构成我们判定语言服务的参照，并在一定范围内列出语言服务研究的内容。面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特定层次的语言服务，有哪些语言服务的情况值得我们观察报告呢？基于语言服务的迭代上升，我们在观察相关的语言服务现象时是否要首先明了其在相关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呢？基于始终存在的相对单一的语言生活“惰性”和多样语言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在观察相关的语言服务的时候，是否可以对其出现的相关条件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其操作实现的路径进行更加全面的规划呢？基于因果相连、果因相继的规律，我们在观察相关的语言服务的时候，是否要对何以有此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何以如此的过程进行梳理、对其走向何处的前景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估呢？这一切都是语言服务研究应该回答的问题。如果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或许能为构建新时代更加和谐的语言生活作出更多的贡献。
［1］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2］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3］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4］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5］屈哨兵主编：《语言服务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6］屈哨兵主编：《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7］屈哨兵主编：《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1）》，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8］屈哨兵：《语言服务研究论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9］屈哨兵：《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 1期。
［10］屈哨兵：《我国语言活力和语言服务的观察与思考》，《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11］言实、周祥：《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
［12］赵世举：《从服务内容看语言服务的界定和类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3期。
［1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