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医药学既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祖先在生活实践和同疾病抗争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明，在守正传承中创新发展而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药制药技术就是在这一抗病用药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但它的出现需要前提条件：一是从食物发现天然药物；二是火之利用发明熟食法；三是从果实天然发酵发明酿酒；四是从陶器制作创制汤液等。
人类在求生存找寻食物的过程中，当采集野生植物的器官如果实、茎叶、根类或狩猎野兽、捕鱼等作为食物充饥时，偶然误食了一些可引起强烈生理反应的食物而产生中毒症状，特别是引起胃肠和神经系统症状，如呕吐、腹泻、麻木和昏迷等，由此发现和认识了一些有毒植物或动物。由于在自然界活动中，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增强，对外界事物反应的加深，进而在继续找寻食物时就会有意识地加以选择和取舍了。这种在生存活动中的偶然遭遇、积累的原始保健知识，使许多动植物逐渐被作为抗病药物使用。随着人类对天然药物的发现和药物作用于机体的认识逐渐增加，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人类在长期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相继创造了农耕畜牧的方法和技术，进而在有意识种植谷物和蔬菜及驯化家禽过程中，主动地去识别和尝试各种动植物，以分辨哪些动植物无毒可供食用，哪些动植物是有毒的，哪些可以选作药用，所以有“神农尝百草，发明医药”之说。就此可知天然药物的发现，亦是用药医病的开端，这些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和农耕畜牧技术的发明、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医药技术的进步，为了更好地发挥药效作用，人类又将天然药物进行一定的采集加工。相传在我国上古时期的《桐君采药录》中就有分辨根茎叶、花实等形态、颜色及花期、果期等记载。为了服用方便，古人对药物进行清洗、劈掰成小块或锉、捣成粗粒等简单加工，这些加工技能逐步积累，发展成早期中药制药“净制法”和“切制法”。
人类对自然火的控制、利用、保存，以及人工取火发明，是人类在进化史上的巨大进步。火不但对于防御和狩猎野兽具有重要作用，还可以驱寒取暖、炮生食为熟等。《韩非子·五蠹篇》说：“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这是我们祖先“钻木取火”发明熟食的早期文字记载。熟食的出现使食物种类增多、食物范围扩大，人类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正如《礼纬·含文嘉》记载：“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说明当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和用火后，饮食从兽类生食分化出来，从而最终使人区别于动物。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北坡猿人的洞穴中发现了很厚的灰层，其中有被烧过的兽骨、石块和木炭。说明旧石器时期（约在 50 万年以前）中国猿人（北京人）已经能控制火了。从此原始人类由“茹毛饮血”的“生食”转入“熟食”的生活。熟食可以增进消化的过程，减少肠胃系统疾病的发生，同时也为脑髓的发育提供丰富的营养，对人类个体的发育、生理的变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火的利用对医药卫生影响巨大。人类对火的利用和熟食法的出现，如谷物熟食蒸炒法、肉类熟食的炮炙法等熟食法的制作技能，为早期中药制药采用高温处理的“炮炙法”“蒸炒法”创造了基本条件。
酒的起源亦很早，我国酿酒发明很早，大概在采集野果充饥或贮备时，人类就注意到成熟果实天然发酵。当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农业以后，丢在野外的煮熟谷物自然发酵成酒的现象也引起了注意。随着农业技能的进步，利用剩余谷物酿酒现象也逐渐出现。考古学家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的陶制酒器，可佐证酿酒的起源。古文献《淮南子》有“清酿之美，始于耒耜”之说。可见谷物酿酒的发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相传夏禹时期已知酿酒了。饮酒在商代亦很盛行。在我国的商和西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就有许多专用于盛酒、冲酒、煮酒、饮酒等的酒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酉”字及“鬯其酒”等记载。因而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关于酒对人体的作用亦会有一定认识，从而直接用酒来医病，或用作制药的溶剂而制成“醴剂”（药酒）抗病。后世采用酒来作为中药制药辅料和溶媒之一，亦就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人类在长期利用火和耕作过程中，对土壤的可塑性逐步有了感性认识，这为陶器的发明制作准备了条件。制陶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5000 年—前 3000 年）已具有相当水平，当时已出现陶制的烹饪器和储存器，如砂锅、陶罐等。陶器的出现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有了陶制的烹饪器、饮食器和储存器，即可应用于液体食物的制备和饮料的储放。这些都为早期中药制药的蒸煮法、煅制法以及存放“汤剂”（汤液）、外用“搽剂”（洗剂）等创造了必要的工具条件。
汤液是中药汤剂的古称，是最早的传统制剂之一，相传始创于商朝（公元前 1600 年—前 1046年）。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公元 282 年）说“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仲景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可见西晋（3 世纪）就有“汤液始于伊尹”的说法。伊尹是商汤的一位宰相，相传伊尹善于烹调，熟知食疗。《吕氏春秋·本味篇》（公元前 3 世纪）记载烹调曾提到“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既是烹调的常用调味品，又是中医常用的解表药。这说明药物的发现和使用与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我国古代就有“医食同源”之说，烹调膳食等技能推广进而为早期中药制剂创制提供了可能。由此推断，我国医药发展史上创始古制剂——汤液的技能和知识，可能在公元前 16 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作为制备汤剂用的原料药饮片（古称“㕮咀”）炮制技术亦有可能伴随出现。
不同的时代在中药制药技艺中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例如秦汉以前制药主要使用水和酒作为溶媒，以煎煮、浸泡等方式制备内服汤剂、酒剂或外用搽剂，而唐宋时期大兴的“煮散”的制药方式，到明清时期后却大为减少。因此中国古代制药技术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兹以历史第一部国家处方集、制药技艺与管理规范——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例，简述其中经典的古法制药技艺，体现中国传统制药的高超技艺与智慧。尽管古人可能不知其中的科学原理，但良好的结果不能不令今人称颂。
现代粉体技术中，粉体粒径在 0.1~1μm的称为亚微米粉体，大于 1μm的称微米粉体。制药技术中也有一种“超微粉碎法”，粉碎的终极目的是增加药物的表面积，促进药物的溶解及吸收，提高其生物利用度。一般说来粉体粒径在 100μm以下，即可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
中药材必须加工炮制成饮片才能供临床和制药使用，其中粉碎方法就是借助外力将大块物质碎成小块的过程。传统的丸散膏丹大部分采用原粉入药，“水飞”技术是指金石类中药的一种特殊研磨方法，即将不溶于水的一些金石介壳类药物反复研磨，利用粗细粉末在水中的悬浮性不同，而分离制备极细粉末的方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朱砂、雄黄等均用此法制备。现代研究已经证明，水飞朱砂可以通过 200 目（75μm）筛孔，不仅很微细，而且水洗次数越多，则毒性成分及杂质（如氧化汞、铅、铁等）越少，而对毒性小又有治疗作用的成分如硫化汞、硫化砷含量无明显影响。
除杂、净化是中药制药中的基本要求之一。中药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欲使之比较纯净，是不容易的。蜡，通常是指蜂蜡，由蜂蜜之滓而成，因其色黄，淡而涩，故又称黄蜡，另有一种寄生在白蜡树上的白蜡虫的分泌物，色白，习称白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蜡”的净化分离：“……先将蜡六两熔化作汁，以重绵滤去滓，以好酒一升，于银石器内煮蜡熔，数沸倾出，候酒冷，其蜡自浮，取蜡称用。”从中不难看出这一过程包含的科学道理：一是加热使蜡熔化完全，用多层绵帛过滤以最大限度地除去粗大的异物杂质；二是加“好酒”（即指乙醇含量达 30%）使蜡溶解；三是置银器或石器内，避免蜡在溶液状态与容器发生化学反应而影响蜡的质量，“数沸”即延长加热时间，尽可能使蜡熔化；四是倾出“候酒冷”即很快降温，因蜡质地轻（比重小）自然很快凝结而浮至酒液上面，即可取用。经过这样类似重结晶的精制方式，可以使蜡变得更为纯净。可见古人在 1 000 年前就充分利用了蜡能溶于热乙醇而不能溶于冷乙醇的特点，达到既能精制，最终又能与乙醇分离的物理化学原理，使蜡得到比较完美的分离、净化效果，难能可贵。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水浸丹、缠金丹、感应丸、乌蛇膏等十几种蜡丸，均为含毒或作用峻烈的内服制剂或外用膏剂。即“取其（蜡丸、膏）难化而旋旋取效或毒药不伤脾胃”，就是以蜡做丸能缓慢释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疗效，恰与现代的骨架缓释、控释制剂相似。
中药制药加热处理工艺需要掌握“火候”，类似化学实验的反应终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神仙消痞丸”中的斑蝥用白色糯米同炒，候糯米颜色由白渐变成焦黄，由于受热发生美拉德反应说明此刻火候已到，达到斑蝥去毒的目的，即可以停止加热。而“左经丸”中的斑蝥则是与黑豆同煮，“候豆胀为度”。凡此似都可视作巧妙地利用颜色或形态的改变，以测知“反应终点”的方法，与运用化学指示剂的基本特征何其相似。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红雪通中散”制备方法：“上药……并细锉，以水二斗五升，煎至九升，去滓，更以绵滤过，再以缓火煎令微沸，然后下朴硝，以柳蓖搅勿住手，候凝，次下朱砂、麝香等末，搅令匀，顿于新瓷盆中，经宿即成矣，细研……新汲水调下。”实际上与现代“冲剂”的制备法基本一样。
冲剂是 20 世纪 70 年代在汤剂和干糖浆等剂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剂型，早期冲剂即把原来的汤剂经过浓缩再加辅料（主要是糖粉）或药粉制成粉末状或块状，用沸水冲泡后服用，所以叫“冲剂”。现在《中国药典》制剂通则将其改为“颗粒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龙脑鸡苏丸”就可看作一个较典型的浓缩丸剂型。它是把饮片或部分饮片提取制成清膏或浸膏后，再将其余的药材细粉或赋形剂加入制成的浓缩丸（膏丸、浸膏丸）。与直接将饮片全粉与赋形剂（炼蜜）直接混合成的传统蜜丸、水泛丸相比，具有体积小、易于服用和吸收、不易霉变、有利于保存等优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儿科用药有许多很小的丸药，如太一银朱丹是“面糊为丸，如麻子大”，至圣丹、定吐救生丹是“丸如黄米大”，肥儿丸、蚵蚾丸则仅“如粟米大”，它们的优点是细小美观、含药量大、服用剂量小、溶出快、生物利用度高等。粟米即北方的谷米，习称小米，直径均值小于 2 mm，接近现代微丸（直径小于 2.5 mm）的尺寸。
自近代引进西药制备技术，相较之下，传统制药技术及其汤、散、丸、膏、丹等制剂逐渐显露出“历史久、种数多、技术杂、传习少”等情况，欲对传统制药技术加以改善，就应该守正传承，创新研究。本书正是暨南大学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曹晖、马志国教授团队等基于传统制药古法技艺守正挖掘宗旨，联合广东药科大学孟江教授、广州市药品检验所张伟主任中药师、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张睿蕊，以及暨南大学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 2017—2018 级本科毕业实习同学和 2021—2024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通过收集历代本草与农业、科技文献中关于制药技艺的文字资料，精选整理约 180 幅制药技艺流程的彩绘图像，按照传统制药技艺分炼丹、制造、复制、制香四大类，共 84 种中药，叙述其来源、古今工艺、科学解说、功能主治，最终编撰而成，名曰《中药古法制药技艺图萃》。
本书古法制药图谱引用文献说明如下：
（1）《御制本草品汇精要》（弘治本），明太医院弘治十八年（1505）编撰（简称《品汇精要》）。
（2）《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万历本），明万历十九年（1591）编撰（简称《炮制便览》）。
（3）《（绣像）食物本草》（嘉靖本），明嘉靖年间编撰（简称《食物本草》）。
（4）《天工开物》（崇祯本），明·宋应星原著，崇祯十年（1637）刊本（简称《天工开物》）。
（5）《金石昆虫草木状》（万历本），明·文俶绘，万历四十八年（1620）彩绘本（简称《金石昆虫》）。
在编著过程中，引用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文献，在此谨向有关作者、出版社、杂志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难免有不当或错漏之处，恳望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23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