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

我出生在湖北黄冈市新洲县一个名叫施程家湾的小村，十二户人家，三个姓氏：程姓最大，七户；其次罗姓，三户；王姓最小，两户。三姓大人和睦，小孩融洽。小村有小山，有池塘，有竹林，有麦地，有稻田，小村还有阳光，有温暖，有亲情，有宁静！小村，留给我美好的记忆！小村，也藏着我童年的秘密！

父亲柳涤亚，生前学生多称他为柳老师，年轻同事多称他为柳校长，年长同事多称他为亚先生。记忆里，称他为亚先生的居多，同事、街坊、邻居、同村人等，都这么称呼。在黄冈教育界，50岁以上的人，提起亚先生，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即便驾鹤西去30余年，他们仍有很多记忆……

父亲和我同是中共党员，可是曾祖父和祖父却都参加过国民革命，曾祖父柳凤池还是辛亥革命先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家庭背景决定了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青年是磨难的，中年是艰难的。

父亲从来没有跟子女们提起过他的童年。据母亲说，1949年，我家拥有13栋楼房和200多亩田地——去年回乡看望随州市的小姑，才知道在武昌还有一条街的商铺，新中国成立前夕被祖父以白菜价贱卖了——但这也无法改变被划为地主的宿命。这些曾祖父在辛亥革命时期置下的产业，土改时期却成了家庭灾难的根源。祖父因为眷念故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湖南，开小差折返家乡，土改时因不堪受辱，抱石沉湖，自行西去。当时姑母们均已成年，或嫁给贫下中农，或嫁给残疾人——好在姑父们人品不错，姑母们生活还算平静。剩下祖母陶氏和父亲，母子二人被驱赶出本村，到柳家东湾一间破屋相依为命。1938年出生的父亲，那时年仅11岁，正是读书的年龄。父亲在1949年前曾就读于徐源泉将军创办的正源小学，旧学根底颇深，酷爱学习；祖母系民国才子陶希圣的堂妹，家学渊源深厚，深知读书的重要。即便是在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苦难时期，祖母还是坚持让父亲读中学。每天早晨，父亲从家里带上一小袋子炒熟的细米碎，这是一天的口粮，晚上回家，祖母给父亲煮一顿青菜细米碎。在极度困难中，父亲读完了初中，因为身体极度虚弱，中考前夕病倒了，命中注定留在了农村。1953年，15岁的父亲重病初愈，因为旧学功底深厚，加上有初中毕业文凭，被安排当上了教师。

父亲的青年时期，经历了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漫长道路。父亲15岁成为一名教师，从乡村一人学校，到享誉乡里的中学校长，中间经历了小学教师、小学教导主任、中学教师、中学教导主任、中学副校长等不计其数的岗位锻炼。1955-1983年，长达28年，父亲坚持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理由很简单：家庭成分不好。因为特殊的家庭出身，父亲只好加倍努力，向党组织证明自己，赢得党组织信任，以求生活的平安、平稳、平静。我曾经不止一次探讨，父亲为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幸免于难，没有被批斗。从母亲和父亲的同事口中得知，一是领导的同情与关心，觉得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剔；二是父亲从来都是挑拣没人干的工作去干，全县只有一个人的学校，父亲几乎全都待过——一般只有小学1年级、2年级各一个班，从事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复式班”教学——许多年以后，我懂得这是父亲“隐藏”的智慧！让爱热闹的人们去“斗”吧，他把宁静留给自己！父亲相对深厚的文学根底、旧学根底、书法根底，就是在别人相互批斗的时候得以强化的！

1984年，因为武汉市一位老领导的关心，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查到了曾祖父为辛亥革命烈士的确凿证据，我们家有幸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家庭”。父亲在经历了28年申请之后，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先后担任过三山铺中心小学校长、南极中学校长、仓埠中学校长等职务。父亲28年如一日，坚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容易！28年如一日，当着“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学校中层干部，却无怨无悔，不容易！那些在今天看来实在无法想象的委屈，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挺过来的。

父亲的中年，非常悲凉。1981年我以高分考入黄冈中学，父亲请人帮忙，把我的档案从黄冈中学调剂到湖北省麻城师范学校，使我成为我们村、我们乡第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少年。这对于几十年处于高压与抑郁之中的父亲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在湖北省麻城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父亲与我书信来往居然有300多封，也就是说平均每周一封信，仿佛翻译家傅雷与远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的通信。这些信件如果保留至今，完全可以出一本《亚先生家书》。父亲在书信中以朋友的身份与我谈学习、谈教育、谈教学、谈人生、谈理想、谈家事、谈国事，等等，几乎无所不谈，包括我将来的个人婚姻取向，都有所涉及。可惜，这些年辗转流离，没有保留这些珍贵的家书。

1987年，弟弟向前尚就读于新洲一中，他的一篇《我的父亲亚先生》的文章获得湖北省教师节征文一等奖。该文言辞恳切，感人至深，给了父亲莫大的慰藉。一年以后，弟弟出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原因失学，自此流落在外两年多。1990年5月，父亲才得知此讯。这对于父亲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父亲因此长期失眠，积劳成疾，羸弱的身躯再也无法承受，一病不起。父亲被送进武汉陆军总医院抢救，医生动用了所有的仪器，无法检测出是哪一种疾病导致父亲倒下了。最后，7名教授会诊，得出的结论：心、肝、脾、肺、肾等并发症导致衰竭。1990年11月2日，父亲终因抢救无效，英年早逝。

父亲追悼会场面的盛大，此生我见过的，仅此一次。追悼会由历届学生代表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同事兼教导主任蔡宝顺先生主动请缨，撰写了一篇感动天地的悼词，却因为教育部门某位领导的压制，悼词被一再压缩，规格被一降再降。某位领导以为这样就不至于让亚先生在历史上的定位太高——我一直认为，此人是出于狭隘的思想在打压他的同事，居然连一个去世的人都要嫉妒，其人品与心胸可想而知。然而，远远超出这位领导的预想，追悼会在仓埠中学操场举行的时候，整个操场乃至于学校内外，全都站满了前来悼念的群众。后来得知，群众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和学生家长，很多人是闻讯远道而来，老者、壮者、孺者，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往届应届……从追悼会现场到墓地，长达三公里的路上，首尾相接，没有间断。乡亲父老对父亲如此敬重，如此怀念，令我深为震撼，也启发我思考父亲一生的为教之道。

父亲最值得我学习的第一个品质就是学而不厌。父亲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读过私塾，也读过徐源泉将军创办的正源小学，但毕竟只是初中毕业，却能够担任小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及小学校长、中学校长等职务，如果不是勤奋学习，其知识储备、知识更新、能力提升，如何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父亲值得我学习的第二个品质就是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曾经多次听到母亲轻声责怪父亲，拿回家的工资太少，不足以支付家庭的开支，每次得知父亲资助了困难学生，母亲也就默然不语，自己通过缝纫贴补家用不足。父亲去世后，很多曾经受过他资助的学生，都千里迢迢来寻找，不少热心的学生，都曾承诺要帮助父亲的后人。对此，我深为感动。在此，我也借此文，向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曾经伸出援手的父亲的各位弟子——我的师兄、师姐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父亲值得我学习的第三个品质是教学管理上的严谨。父亲生前曾经被誉为教育界的救火队员，哪里质量出了问题，就派他去哪里抢险。假如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他一定能够让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我研究父亲教学管理的秘诀：一是坚持月考制度，无论什么年级，每月必须相对集中测试一次，集体分析，分头补救，培优辅差，效果显著；二是坚持随堂听课，优化教学过程；三是坚持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作业全批全改，只有这样，才能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提高效率。这些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坚持的办法，确实是教学管理的有效方法。

父亲有很多我曾经不以为然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比如说，人称父亲的书法是一绝，年轻时我血气方刚，练习的是柳公权的柳体，对父亲软绵绵的书法风格有些瞧不起。南下广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接受并喜欢苏轼的书法作品，才猛然意识到，父亲原来写的是苏体，其苏体可谓登峰造极。数十年来，我没有看过习苏轼字体有超过父亲的，无论是楷书、行书。

再比如，父亲生前酷爱吟诵李密的《陈情表》。我从记事的时候起，每次回家都会听到父亲非常深沉、非常忧伤地吟诵这篇文章。我大为不解，直到我就读湖北省麻城师范学校，开始背诵《古文观止》，背诵《陈情表》，才恍然大悟，父亲是以吟诵来怀念我的祖母。如果不是我自己进入角色的朗读，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明白父亲为何千遍不厌地吟诵《陈情表》。每念及此，我常常热泪盈眶而不能自持！

又比如，父亲中年时期，对于学生和年轻人非常尊重，礼貌有加，近于谦卑，我曾经很不以为然。30岁以后，我才逐步明白，父亲做人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这对我影响很大。有句话我常常挂在嘴边——“是人就应当得到尊重！”其实，这是父亲给我无声教诲的结果。前些年研究《论语》，每当读到孔子“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时，更加佩服父亲的涵养深厚。

父亲是平凡的，他有很多平凡人常见的习性；父亲是伟大的，他有很多平凡人不常见的优秀品质！父亲的精神，对于家族来说，永远是值得传承的财富！父亲去世30余年，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黄冈拜祭。今年计划清明节过后再休假，祭奠父亲、外公、外婆，清明节在家中书斋度过。独坐书房，仰望父亲遗像中瘦削的面庞和温和的目光，缅怀之情，油然而生。默然提笔，含泪成文，告慰父亲于九泉之下！

2020年4月5日 3wP4aibT23ew0uffhabDjmnwa6NM7YAhgHPXbMSOReBKXtPay5/aXflkE0nQt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