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雄风　山河正气
——简析潮剧《丁日昌》主人公的政治品格

丁日昌曾因早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幕下参与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事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潮剧《丁日昌》的作者并不因之而困惑，他们通过搜集、阅读大量有关丁日昌的历史资料，终于认识到这位令他们倾心的家乡历史名人：丁日昌是一个爱国的、开明的学者和官吏，也是近代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走改革自强道路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究其一生，这是丁日昌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其历史地位的主要角色。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把丁日昌从历史舞台移转到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具有“自强雄风、山河正气”刚烈品格的爱国政治家、实干家的形象。

丁日昌仕途中兴，膺任苏松太兵备道的年代，距林则徐虎门销烟的1839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但其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又接踵而至，大清帝国仍处于危难之中。因此，丁日昌上任所面临的，仍然是林则徐时代东方落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的短兵相接的交锋，当此之时，非革新图强，中国别无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的兴起确属情势所迫，它与汉代学习西域的“偶然”和唐代学习西天的“主动”是迥然不同的。该剧一开始，便将丁日昌置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让丁日昌在我中华民族处于“及今而不变，则再无可变之时”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发出“师夷制夷”的清醒呐喊，进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丁日昌苍茫独立、奋臂自强的坚毅、果敢的性格。

剧中丁日昌初对“红毛军舰撞沉我松江盐船，三船民沉海毙命”的突发事件和针对自己的墙头反诗，后又遇赵川被害、海关库银被蛀空等层层挫折，但他处变不惊，“三寸气在休折戟，拼死一战上海滩”，为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而不懈奔走，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这是贯穿全剧的、展现丁日昌爱国自强雄风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正是在这一主动进取的事件中，丁日昌与洋人交涉事务、敢于重用洋务人才、敢于打破情面追索税款的果断、刚勇的性格才得到充分的展示。

作为同一事件的另一个侧面，是丁日昌与自己内部腐吏的斗争，这是一场较之与洋人打交道更令丁日昌心力交瘁的斗争，丁日昌不得不以几乎全部的精力来与路禄、陆升祥、冯欣、唐国亮乃至当朝皇帝、太后斡旋、较量。他对上层统治者有力所不能及的、只能屈就服从的一面，但他对胆敢阻挠洋务甚至为虎作伥的大清败类却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容侵犯的正气。比如，对于江苏布政使路禄这样一个顶头上司，当其宣读圣旨，示告朝廷因修复圆明园没有“闲钱”下拨之后，丁日昌抑制不住怒火，竟敢厉声质问：“闲钱？筹办机器局事关大清生死存亡，这天大之事，难道比不上一个圆明园？”——这一声质问，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那礼教森严的大清王朝，有谁能像丁日昌这样敢怒敢言？又比如，他面对贪污巨款、杀害赵川的案犯陆升祥，能不顾其为大英帝国臣属，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敢于先斩后奏，喝令将其沉江处死。丁日昌这坚韧、执着的性格和顶天立地的一身正气，在那一群麻木腐落的封建官吏之中又显得多么不同凡响！

《丁日昌》正面表现改革自强的内容，以及丁日昌自强和坚持民族气节的思想本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由于作者努力突破“理性强于感性，主题大于形象”的题材上的限制，集中表现丁日昌与腐败的清廷和顽固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就有意识地将丁日昌置于一种以下抗上的弱者的地位，从而使全剧不可避免地弥漫着邪正无情搏杀的悲剧气氛，正是在这种社会性的悲剧氛围中，丁日昌的坚决、果敢、刚毅、炽烈的政治性格才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该剧不是以情节，而是以悲壮的自强意识和凛冽的民族正气去打动观众，同时，这也使该剧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给观众新的感悟：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中，没有民族正气，就谈不上改革自强，民族正气永远是自强之本。因此，《丁日昌》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丁日昌的山河正气，是今天我们重振自强雄风的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丁日昌》的发人深省，正在于找到了这一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契合点。

（载1990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 GMwGh2ASP044BFqisuu/NqLVUCymdAKIY9PS1NSwBQ9TJSVj/2kMyo3KlKGEBRj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