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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菲
摘 要： 在“知言养气”思想的指导下，孟子有着清醒的修辞自觉。为推行仁政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有意识地对历史传统与现实事件作出合于自己理念的分类、融合，进而实现概念的重新阐释。经他整合后的尧、舜历史突出了“天与”思想，对日常生活中两难事件的概念整合则体现了进退裕如的圣人风范。本文从概念整合的角度，结合例证，剖析了孟子的修辞策略，并探讨了孟子修辞思想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孟子；修辞；概念整合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私淑孔子，多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一书翔实记录了孟子劝说梁惠王、齐宣王等施行仁政的思想，记载了他对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的教导，还生动再现了他与当时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等的辩难等，眼界开阔，内容丰富。正如孔子自许“吾道一以贯之”
，孟子亦是如此。正因为孟子心中有定规，以辅佐诸侯行王道、仁政为旨归，以民心所向为判断标准，以“集义”为方法温养自身“浩然之气”，故能“知言”，辩才无碍，舌灿莲花。
孟子之所以雄辩滔滔，与他自觉的修辞观密切相关，孟子强调“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表明他非常重视语言，讲究修辞。他的修辞思想很丰富，值得后人深入探讨。限于篇幅，我们准备从概念整合的角度深入剖析孟子的修辞策略，看他如何在固有知识的基础上，打破常规，解放思想，重新阐释历史，灵活应对现实。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说明人对世界的把握不仅是实体的，更是概念的。无论是个体自身的经历，还是社会的运转、事件与经验的描述，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人们运用了什么词语、句式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其实就暗示了一种态度、判断和评价。韦弗即提出修辞表达了其使用者的终极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分析一个人习用的论证类型，能够有效解读该人的性格与意图。
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人中早就存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人叔孙豹认为“死而不朽”的办法有三种，即最上立德，其次立功，最下立言。
也就是说，立言是个体留存世间，长不朽的三种方式之一。孔子结束周游列国之行，返回鲁国后，整理《春秋》，一字一句都要斟酌，以“一字寓褒贬”
，旨在惩恶以劝善。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若他治理国家，首先要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民无所措其手足。
我们认为，正名主要包括两点：一为厘定名称，指出名称的内涵与外延，便于人们把握；二为名实相称，便于指称与评价。不可否认，正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名实相称的社会是简单而易于治理的。但是拘泥于以正名来施政还是过于迂阔，因为社会始终在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旧事物或改变或消失，也必因应社会而变化，难以划一而不变。正因为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它才能恰切地反映社会的变化，跟随社会的发展及人们思想的进步，实现语言的交际价值。当然，适当的正名也是必要的，可以划定事物的界限，明确价值判断的标准，让人们的言行有所依循。
正名，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一种概念整合的方式。概念整合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Gilles Fauconnier和Mark Turner创立的。这一理论基于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语言的表达与理解涉及一系列心理空间的连续层级构型，通过不同输入空间（输入空间Ⅰ和输入空间Ⅱ）与类属空间的多元整合，形成融合空间，也即整合后的话语。
我们认为，概念整合理论其实是一种以类相从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不同话语的类属判定与整合，对表达者来说，是运用语言重新定义原有事物或关系；对理解者来说，是突破认知局限，跟随表达者的话语形成对事物或关系的新知。
对于天下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孟子没有囿于传统观念，而是在整合了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因此，国君得天下与否，重点在民心上。孟子对君民关系的整合与阐释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与现实的重新解读上。在历史层面，孟子对尧舜禅让、汤放桀、武王伐纣等历史故事，从当时人认为的“篡位”“弑君”故事中剥离出来，置于《太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类属意义空间，
重新整合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政思想。哲学家徐复观亦持此观点，他指出“孟子坚持政治应以人民为出发点、为归结点，所以他明白确定政权的移转应由人民来决定”
。在《孟子·万章章句上》中，万章问孟子，尧把天下让给舜了，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没有，理由是“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接下来，孟子详细阐述了尧、舜禅让是顺应天意之事。天意是通过“行与事示之而已”，具体来说，就是民意向背，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舜、禹、启三人得天下，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百姓讴歌”，孟子认为他们得天下是民心所向，而民心向背就是天意的示现。当被齐宣王质问汤放桀，武王伐纣之事为臣弑君时，孟子同样利用民心向背理论作了合理阐释：“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意思是说，纣与桀的所作所为背仁弃义，只可称之为一夫，不配为君。因此，汤放桀，武王伐纣顺乎天而应乎民，是“天与”汤、武王的表现，不可以认为是弑君。
同理，面对同时代的人物，孟子一样援引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天与”思想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燕王子哙让国于燕相子之，孟子认为不合理，国家不可以当作个人私产私相授受。所以，当沈同询问孟子“燕可伐与”时，孟子爽快回答可以。当然，基于“天与之”的思想，孟子认为燕虽然可以被讨伐，但并不是谁都可以讨伐的，“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为天吏”的意思，是指讨伐燕国之人应当做到以燕民的接受与不接受作为考量标准，即“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燕民的悦与不悦，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意在民意上的显现。
除了上述对历史与现实评价上的概念整合外，在日常事务方面，孟子也贯穿了“天与自我民与”的思想，即得民心者得其位。孟子针对齐宣王如何选拔判断人才的询问，提出取决于民心的论断。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意谓“用人、去人、杀人之权，不应当由人君来决定，而应当由人民来决定。人民的好恶，决定政治的具体内容”。
用图尔明的论证布局三要素来对照，孟子“天与自我民与”的修辞哲学则可以表述为：理由（大前提）：天与自我民与；依据（小前提）：群臣、民众有疑往决于舜、禹、启，讴歌舜、禹、启；主张：舜、禹、启理应得天子位。
换句话说，上面的依据即是Fauconnier Gilles概念整合理论中的输入空间Ⅰ和Ⅱ，理由是类属空间，主张则是融合空间。经由类属空间的介入，输入空间的内容被赋予新的内涵，生成融合空间的全新表达，即对事件突破过去认知局限的修辞性认知。
孟子继孔子之后，强调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后就到自己的儒家道统谱系。他对自己的言行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当然，他的这种自信与自许不只是空言，而是植根于他“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上，根源于他“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自我磨砺上。
在谈到如何养“浩然之气”时，孟子提到要知言。知言的内涵是“#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能知言，则能察人心。在听说梁惠王舍牛而用羊来衅钟之事时，一般人都认为梁惠王是以大易小，是吝啬，孟子则从中看到了梁惠王的“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这“不忍人之心”就是人性本善的明证，是王道的萌芽，若推而扩充之，仁爱万民，则会称王天下。听了孟子的这番谈话，梁惠王深受感动，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并请求孟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由此可见，孟子对于输入空间中的梁惠王舍牛用羊衅钟，类比于“君子远庖厨”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人性本善事例，经过整合后，生成了融合空间中的修辞表达，“是心足以王矣”。
孟子出言做事无不基于自身浩然之气，故进退裕如，不被世俗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所约束，表现在修辞上，则是理据充足。例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陈臻请教孔子：
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曰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作为孟子的弟子，陈臻却未曾完全把握到孟子一切以“仁义”为判断标准的思想，还纠缠于外在财物的受与不受上。陈臻的逻辑是，既然都是国君的赠予，那么只可能有两种对待方式，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不应当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那样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但是，孟子的回答把这几次馈赠之事置于义与不义的考察点上，反对“无处而馈之”，认为没有正当用途而接受馈赠，“是货之也”。“货之”，杨伯峻解释为“动词，贿赂”
。孟子认为：“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所以孟子回答陈臻，在这三个国家时，他对待馈赠的态度都是恰当的，是合乎义的。当在宋国与薛国时，或要远行或要备患，而国君以此理由相赠，则是合乎义的，故当然接受；在齐国时，因为无所用财货，那么自然不接受馈赠，因为君子不可以“货取”。
孟子始终以仁义为旨归，他不硁硁然谨守“言出必诺”的世俗规矩，因为他知道世事是变化的，条件变了，先前的一些言行就需要因应变化的世界而加以修正。《孟子·离娄章句下》中，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思想最早由孔子发明，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之行。孟子继承并践行了这一理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记载孟子因齐王托疾召见自己，认为齐王无礼，就回复齐王使者说自己也病了，不能朝见。但是第二天就故意出门拜访东郭氏，其意是告诉齐王我没病，不过因为“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所以齐王你不能召见我。可见，孟子进退之间，自有自己的风骨，不因人因事而改变自己的操守。他曾宣称：
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以仁义考量世间事，以仁义说诸侯，所以能从纷纭世象中抓住那一点合乎仁义的萌芽，及时扩而充之，改变世俗之人的狭义理解，印证于古圣先贤的行为，整合为合乎仁义的王道概念。这就是孟子。他事事时时不忘把握机会，以求王道大倡。于是就有了齐宣王的“寡人好勇”“寡人好色”“寡人好货”“寡人好乐”等质疑，而孟子把齐宣王的询问纳入了《诗经》中记载的文王之勇、大王好色、公刘好货、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语境，通过寻找类似点，并扩而充之，由一人之勇、一人之乐引而申之，使其与百姓同之。最后得出结论：能与百姓同之，使百姓财货足，有家室，安居乐业，则必然称王于天下。
孟子提出大丈夫的标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谓大丈夫必然有所坚守，任他富贵、贫贱、威武、权势等都难以改变。对于孟子来说，他的坚守就是仁义，他要导天下以仁，所有妨碍仁义的力量，他必抗争。而世俗之人，常常以权势或权威的价值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在世俗的权势面前弯下自己的腰，低下自己的头。孟子的德行与操守，即使生当乱世，即使面对威压，也一样坚挺。而威压倒更反衬了孟子的德行高洁，圣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于他身上昭昭可见。面对齐王假托疾病召见他的不义行为，孟子慷慨陈词：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孟子认为齐王只不过是有爵位而已，自己有德且年高，理应受到齐王拜访与请托，而不是被随随便便、毫无诚意地召见，尤其是伪称疾病的召见，更是缺乏尊重之意，所以孟子拒绝得理直气壮。针对那些要求他去朝见齐王的人如公孙丑、孟仲子、景子等，孟子坦荡反驳，并提出“天下达尊有三”的理论。对于景子指责他不敬齐王的说法，孟子大义凛然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这里对“敬”的理解，孟子是异于常人的。他运用概念整合的方式，重新阐释了“敬”。孟子认为敬不是口头的言语，也不是表面恭顺的行为，而是由内心流露出来的真正为对方考虑、为对方谋划的仁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坚守自己的选择，坚持士人的底线。
孟子的这种思想在战国时代及其前世并非特例，而是真正有操守的士人的共识。这种以帝王师自居的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亮色，是其后专制时代所缺乏的真正的士的精神。类似的例子如《战国策·齐宣王见颜斶》中的颜斶，他具有类似孟子的精神，不畏惧强权，对齐宣王及其臣属一再要求他上前晋见的命令置之不顾，反而再三要求齐王主动向自己靠近。颜斶认为齐王主动走上前见自己是齐王礼贤下士的表现，会劝导天下士子归心，这要比自己主动趋前拜见齐王被人指责迫于权势更好。
可见，颜斶与孟子一样有独立的精神，以帝王师自居，而且是从内心真正为齐王的声名与国家发展去筹划，并非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而故作姿态。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运用概念整合的方式，重新阐释历史与现实，提出了“天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真实的孟子是洒脱的，他不认为世间事非此即彼，他人赠银只有受与不受两途；孟子是机变灵活的，承认规矩但又重视权变，所以面对落水的嫂子他要“手援”；孟子又是固执的，他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他坚持独立于诸侯王的师者姿态，进退“绰绰然而有余裕”。
综上所述，孟子的修辞思想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值得全面发掘。孟子自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他从不以好辩要求自己，他全力贯注于自身修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毅然以孔子之后的救世贤人自居，力图辅佐诸侯王，实现王业。在孟子的坚持下，这一宏伟抱负留给世人的是一份丰厚的哲学、思想、语言修辞的遗产，也树立了道德标杆，让我们看到乱世中圣人的操守与坚持。
1．刘向．战国策笺证：上册［M］．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索尼娅·K．福斯，凯伦·A．福斯，罗伯特·特拉普．当代西方修辞学之管窥［M］．30周年纪念版．李克，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3．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杨伯峻．经子浅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杨伯峻．孟子译注［M］．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8．左丘明．左传［M］．蒋冀骋，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8．
9．FAUCONNIER G．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杨波，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ought of“mastering language and nourishing Qi”，Mencius had a sober rhetorical consciousnes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t，Mencius developed Confucius'thought of“rectification of names”，and consciously classified and merged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real events in line with his own ideas，thereby realizing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old and ordinary concepts．The history of Yao and Shun after his integration highlights the thought of“being empowered by Heaven”，and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f the dilemma in daily life reflects the sage style of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ward．The article analyzes Mencius'rhetorical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and discusse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encius'rhetorical thought．
Key words： Mencius，rhetoric，conceptual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