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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祐四年（907） 朱温纂唐建立后梁。中国境内出现十数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乾化四年（914）七月，有“清海军节度使刘岩，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使吴越，请兄事于吴越王，钱氏纳之”。
【注】 《十国春秋》卷七八载：“七月，清海军节度使刘岩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请兄事于王，王纳之。是岁改温州横阳县曰平阳，表封钱塘龙君为广润龙王。”又《吴越备史》载：“秋七月，广帅岩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请兄事于王，王纳之。”陈用拙奉使吴越之时间，《十国春秋》卷五八载：“乾化四年春二月，王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如吴越，是时郁林州宝圭洞迎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于南海，置之石室。”卷六二载：“乾化四年，奉使吴越，吴越武肃王与语，嘉其专对，赉以金帛甚厚，用拙逊谢，归以献高祖。”
［陈用拙］ （生卒年不详）本名拙，字用拙，广东连州（今属广东）人。少习礼乐，工诗歌，长遂以字显。唐天祐元年（904）进士及第。授著作郎。梁王朱全忠计划谋朝篡位时，他不齿朱全忠所为而不求仕途。刘隐担任清海节度使时，陈用拙自荐充任出使册封；刘隐知其有留下的意向，故给他幕府署任职务。之后朱全忠代唐自立，建立后梁，下诏通知刘隐。陈用拙劝刘隐依然奉天祐年号，不过刘隐未听取他的意见，唯其他事情都会与他商议，并任命他为观察判官。乾化元年（911），刘隐病逝，刘隐为节度副使，陈用拙为刘隐缮写遗表，令刘隐对他信任，升宫军巡官。到乾化四年（914），陈用拙出使吴越国，国王钱镠召他对答，他回应：“刘新袭节度使，希望和吴越成为兄弟，现在派来使节奉送礼物岁币给兄长，愿两地永远友好。”钱镠十分高兴，收下聘币，又送陈用拙大量金钱礼物。陈用拙再三辞谢，不得已收下后回国就尽数奉献给刘隐。乾亨元年（917），南汉立国，陈用拙被擢南汉吏部郎中、知制诰。
南汉朝建立之初，因习唐朝（乐府）制度，定吉凶礼法，置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太常寺掌管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与礼乐事务相关的活动，下属太乐署则专门掌管乐人的训练与考核，鼓吹署专管仪仗鼓吹。内宫还设有东西乐教坊，负责训练乐舞、百戏、杂技的表演。时擢南汉吏部郎中、知制诰的陈用拙，以“尤精音律”著《大唐正声琴谱》十卷，谱籍中，陈用拙以“凡琴家论议、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咸载焉；又以古调无徵音，补新徵音谱，别为若干卷；其法以四弦中徽统会枢极，黄钟正宫合南吕宫，无射商，即徵音也”；时人“知音者皆秘之”。
【注】 南汉国建立后，因袭唐代乐府制度，建立太乐署，并设内宫“东西乐教坊”，传习唐制宫廷“散乐”“参军”“角牴”等百戏，戏剧、戏曲融汇于当时一切，包括歌舞、杂技与竞技等表演“乐舞”形式，以平民化的各种交汇表演效果为美……时南汉朝“宫苑”百戏为帝王推崇，以致沉溺、奢靡，刘龚自称“风流之子”，刘鋹则自比“萧闲大夫”，社会从业优伶辈出，教坊伶官亦“层出不穷”，到殇帝（刘玢）时，教坊伶官超过千人，歌舞昼夜不分。由伶官、伶人组成的各种乐队，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南汉国百戏、舞乐为诸国翘楚。
大宝六年（963） 南汉后主刘鋹遣使“迎云门宗祖师文偃真身入宫”，“翌日，左右两街诸寺僧众，东西教坊，四部伶伦，迎引灵龛，入于大内；螺钹铿锵于玉阙，幡花罗列于天衢，……瑶林畔千灯接昼，宝山前百戏联宵，施利钱银，不可殚纪”。广州都城之内，乐舞戏曲丰富多彩，娱乐活动兴盛。
［云门文偃］ （864—949）五代时期禅宗僧人，云门宗派创始人。俗姓张，姑苏嘉兴（今属浙江）人。出家后，到各地参学。初参道踪，后参义存，获其印可。后住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自成一系，世称“云门文偃”。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往来学徒逾千人，嗣法弟子61 人。《南汉碑》有传。
大宝年间（958—971） 南汉后主刘鋹因“颇疑（潘）崇彻，遣薛崇誉（韶州曲江人，善孙子五曹算）使其军以察之。崇誉还，白崇彻以伶人百馀，衣锦绣，吹玉笛，为长夜之饮，不恤军政，鋹怒，召归，夺其兵柄，自是（崇彻）居常快快……”
［潘崇彻］ （生卒年不详）五代宋初广州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宦官。初事南汉主刘岩，为内侍省局丞。颇读兵书，累立战功。刘鋹嗣位，加西北面都统。未几，以谗言被罢兵权。自是，居常快快。开宝三年（970），宋军伐南汉，刘鋹无奈，乃加潘崇彻为内太师、马步军都统，领众五万屯守贺江。潘崇彻不为其效命，拥众自保而已。旋降宋，授汝州别驾而卒《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有传。
宋开宝中（约 972—973） 南汉政权为北宋所灭，宋择“广州内臣听聪慧者数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赐名‘箫韶部’”，传至雍熙初，更名“云韶部”，内宴则用之。
【注】 马端临《宋史·乐志》（第十七）载：“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部。”
北宋时期 包括散乐、“弄假官”参军戏、“弄假妇人”、“弄婆罗门”、“弄孔子”等戏类，皆演绎为“杂剧”，穿插于歌舞节目的表演中，成为“宋杂剧”。当时杂剧基本上继承了唐代参军戏的特点，“大抵全在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篇”。演员亦由原来的两人，增加到五人，喜剧角色以副净和副末为中心，副净类作参军，是宋杂剧的第一主角，副末类似苍鹘。此外，根据剧情需要还有装弧、装旦、末泥、引戏等，宋杂剧演出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行当；杂剧又综合唐以来各种乐曲、百戏，开始有南、北戏与曲之分，包括南音、南曲、南戏在地方戏剧发展中形成……
【注】 史载“南音”源起于先秦，以“弦管”丝竹箫弦为主要演奏乐器，经秦汉、魏晋发展至唐时，兴盛于南方福建……北宋时，形成“南乐、南曲”，流行于包括闽南（闽语）等民间地区，并融入宋杂剧参军戏、歌舞戏等乐曲、百戏。在南戏、南曲传入岭南的过程中，宋杂剧文学开始出现“变文”，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伴随地方语种逐步融入杂剧，并形成地方民俗中的俗乐、土戏等，地方戏种增多，如歌舞、参军戏，在融入岭南民间、民俗的“俗乐”与“土戏”等因子后，形成了具有浓郁岭南韵味和地方语种风格特色的“傩戏”，宋周去非撰《岭外代答》载：“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又记，“瑶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室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摇’”；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关于瑶人风俗这样写道：“其合乐时，众音竞共，击竹筒以为节，团栾跳跃，叫咏以相之。岁暮，群操乐入省地州县，扣人门乞钱米酒炙，如傩然。”又如傩习俗，宋文天祥撰《衡州上元记》记：“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谰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当是时，舞者如傩之奔狂之呼，不知其亵也！”吴自牧《梦粱录》又载农历年俗十二月：“自此入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街乞钱，俗呼为‘打夜（野）胡’，亦驱傩之意也……”
二是在杂戏唱腔上，南、北戏与曲的相互融合，促进了包括“四大声腔几经演变后形成的皮黄、梆子、昆腔、高腔、小调”等，融入“南戏”及广大南方民间地方民俗歌舞、说唱百戏中。到北宋后期，在江浙、闽赣等地，已形成“南戏”，包括“余姚、海盐、昆山、弋阳四大唱腔”。其中，流行于江西的“弋阳腔”，对岭南地方“百戏”影响最大。
〖弋阳腔〗 其始江西弋阳，清代李调元《剧活》载清戏就是弋阳腔，“弋腔始弋阳，即今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
太平兴国年间 民间俗乐演戏：“事丧由荐亡孝亲走向崇神离忧、忘哀逐乐，渐成积习流俗，悖礼逾制……，用乐屡禁屡破，士庶条丧用乐伴奏，甚以纸扎彩戏、送丧演戏……”以至“宫廷用乐亦时，有杂串俗乐……”，这种僭越官方祀典的淫祀演戏，屡为宋各朝官方禁治。
天圣元年（1023） 仁宗即位，以禁世俗化的戏剧“颁峻典以禁巫舞妖风聚众惑俗”，“禁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路，巫觋挟邪术害人者”。
宝元二年（1039） 李构上策《罢俳戏驱声伎》有“……禁民用乐，禁士流纳俳戏，至要动用关防力量查禁，来罢操俳戏为业、携声伎流荡的游民”。庆历、皇祐年间，又诏“优人以儒为戏”；嘉祐年间，又诏“禁约祭赛鬼神”。
熙宁四年（1071）
一代理学大家周敦颐以“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次年正月，周敦颐领提点刑狱事，驻韶州……任上，周敦颐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不惮劳苦
；以“囹圄草生，宏恩沁物，治于韶……”
，深为韶郡人所推崇，人文理学自此传入韶郡……
【注】
据张栻《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载：“淳熙二年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詹君仪之，以书抵某曰：仪之幸得备使事，念无以称上德意。”“始至，披考故籍，熙宁中濂溪先生实尝为此官，今壁之题名具存……”又“按厅壁记所书，先生以熙宁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八月朔且移知南康军，在官仅踰半载耳”。
［周敦颐］ （1017—1073）原名周敦实，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中国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北宋五子”之一。晚年曾在庐山建濂溪书堂讲学，故又被世人称为“濂溪先生”，其学为“濂学”。周敦颐在儒家哲学上，建立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这个绝对体洐生阴阳而生五行，五行生成万物。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源于对《周易》思想的研究，用《周易》之易理来解释宇宙万物。同时，他把人的至善本性与“乾元”相对应。在他看来，人的本然之性，源于诚，诚源于乾元。
元丰六年（1083） 奏诏“罢四夷乐”；宋哲宗朝元祐八年（1093），诏《罢独看百戏》……
【注】 北宋后期，官方严厉的禁巫、禁淫祀政策，并未扼制民间杂祠淫祀林立的局面，亦无法控制民间祭祀演剧的热潮。在五岭南北瑶峒，民间祭祀礼俗“花腔腰鼓”盛行，据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载临桂职田乡所出“花腔腰鼓”：“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似鼙鼓……”又，“铳鼓，瑶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又，“卢沙，瑶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又，“戏面，……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又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南方汉俗百戏：腊月“贫者三数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讨……亦驱崇之道”的巡演，逐渐溢出宗教仪式，并为南戏的发展和孕育积淀了生长空间与社会土壤。
百戏伎艺、歌舞杂剧澜翻腾跃、热闹异常与市井伎艺场，使宋杂剧利用寻常熟事，做滑稽断送，将装痴弄傻、嘲弄调笑成分，把各种歌舞、伎艺进行不断的融合，促进了“南戏”百剧伎乐的戏曲化；民间说唱表演的社团化，以及杂剧艺术的独立化，使南戏由此逐步走向了成熟。
靖康二年（1127） 北宋为金国（女真）所灭，宋室赵构迁都南京，改元建炎年号。同年，金灭北宋发生“金人索北宋官私乐人”事件，时金掳掠北宋伎乐人数量惊人，伎艺繁多，不仅包括宫廷教坊乐工、大内贵戚伎乐人，还有大量的街坊女艺人，及探习各种伎艺的家庭戏班……《中国戏曲发展史》以事件描述：“金人押解汴京伎艺人，选择河东路北上……，行进途中，被俘的艺人工匠们纷纷逃亡……”
南宋政权建立初期，民间祀神演剧依托地方林立的杂祠“淫祀”，在“禁巫”与“纵巫”之间盛行起来，以“士女纷至踏、人群肩踵相摩、大巫小巫歌舞纷呈，那种‘虎面豹头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情景下的‘老幼相携、儿女相呼、奔嬉社场、一境若狂的民间祀神演剧’”，在促进南戏在地方民俗歌舞、百戏兴旺与发展的同时，亦让南宋政权的“禁巫、禁淫祀”难以为继……
为续北宋“禁巫、禁淫祀”政策，伴随百戏、伎乐的戏曲化，以及民间说唱社团化，南宋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民间杂祠、淫戏的扼制，并开禁社团“结集迎神赛会”；在朝廷内宫，又诏“教坊伶人不合朝参”。
绍兴年间（1131—1163） 伴随宋理学在五岭南北的兴起，南宋朝廷又禁“优戏弄孔诋孟、议政刺秦”等戏。时南戏“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包括单纯演傀儡戏，演故事颇富神奇，扮角色百伶百俐，已发展得相当充分。在五岭南北，以“弋阳高腔”表演艺术为主体的地方剧，伴随唐宋南北商贸与文化、宗教交流，传入粤北……
乾道六年（1170） 时任韶知州周舜元，以“濂溪生生在熙宁间，尝弭节其州，念斯文宗师所过者，化不可忘也，建祠学之左庑，以明道、伊川配……”，兴建韶州濂溪书院，为“仰止遗烈，慨然永怀，始作祠堂于州学讲堂之东序，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祠堂“孟春落成，涓吉奉安，悙请高年，因行乡饮酒礼，士皆欣悦，相与劝勉”。又，聘受业于朱熹理学的廖德明任濂溪书院山长，任上，德明以周、程之书训育生徒，讲明心学……
乾道八年（1172） 韶州濂溪书院建成，知州周舜元“走书于江右，谓（谢）谔尝请业于兼山郭氏，亦营道同术者，爰命之记”，谢谔为撰《韶州先生祠记》。
［周舜元］ （生卒年不详）孝宗乾道六年（1170）知韶州军州事。因景慕周敦颐、二程，于州学讲堂兴建濂溪祠以祀周敦颐。
［谢谔］ （1121—1194）字昌国名其燕坐为艮斋，人称艮斋先生。宋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喻）人。绍兴年间进士，选行县事。改吉州录事参军，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兼侍讲。光宗时除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提举太平兴国官。工书法，善文章。文章学欧阳修、曾巩。书法学苏轼而有变化，自成一家。书作拙古而奇，异于宋朝一代书风。行墨温润凝重，妍妙古雅；行笔稳健而有跌宕，姿健而富于变化；章法雄浑连绵，多有节奏。传世书迹有《倾耳剀切帖》，行书，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元徐硕《至元嘉禾志》记载，海盐新修《学记》是其记并书。著有《艮斋集》。
淳熙二年（1175）
韶州府教授廖君德明，至故祠，……增广而作新之，又以书信求请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撰“祠记”，信中，德明以“士多愿慤，少浮华，可与进夫善者，盖有张文献余襄公之遗风焉。前贤既远，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启迪于其后……今既讫事，而德明亦将终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
。一代大家朱熹为之作《韶州先生祠记》。
淳熙七年（1180） 乐昌邑人龚卞进京试而不仕，返乡后，以“俗家道人”上钟灵寨修道，其间，龚卞开道家“乐昌渔鼓”肇起，以道行闻名南粤。
【注】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道教在粤北乐昌步入兴盛发展期。时流行在乐昌南北四乡道观，主要有正一道（又称“天师道”）、全真道（亦称“全真教”）两大道派。各道院道士除分有“火居道士”（在道）外，另有“俗家道人”，他们依道俗四出“儆道场，或主持斋醮，为人祈福”。前者以“广招信徒，开炼丹明道之所”；后者以“布道传唱，宣扬‘出世’思想”，传唱内容，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唱古人古事，使用乐器“渔鼓、简板”为主，故又称“唱道情”“唱古文”。南宋时，道曲流行于乐昌民间，并成为民俗，演变成一种具有特色、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戏种。
〖乐昌渔鼓戏〗 唱渔鼓原为道教所唱的曲调，故史称“道情”，又作“道情渔鼓”。其源于唐代《承天》《九真》等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出世”思想。后发展为戏，集渔鼓（道情）、民间音乐、歌舞、渔民号子、武术于一身，是吸纳江西“弋阳腔”和地方其他剧种精华形成的戏剧形式。南宋淳熙年间，渔鼓传入乐昌，邑人龚卞开“乐昌渔鼓”戏肇起，时“渔鼓戏”表演除使用渔鼓外，还用简板等乐器击节伴奏。
［龚卞］ （生卒年不详）《韶州府志》记载“龚卞，宋淳熙七年（1180）试不仕，修行于钟灵寨，至今尚有故台，尝建寺黄莲，一朝而聚千杉；时以道行闻于南海”。
淳熙十年（1183） 韶州府教授廖德明以“视故祠颇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谋增广而作新之……”。次年，“即其故处为屋三楹，像设俨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诸生拜谒；岁春秋释奠之明日，则以三献之礼，礼焉；而犹以为未也，则又取先生之书，以授诸生，曰：熟读精思而力行之，则其登而进此堂也，不异乎亲炙之矣……”，由此，宋理学之教在粤北韶州等地兴起。
【注】 朱熹撰《韶州先生祠记》载：廖君德明以书院重新后，“以书来告（朱熹）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悫，少浮华，可与进夫善者。盖有张文献、余襄公之遗风焉……”；又“廖君尝以其学讲于某者，因不复辞而辄为论著，先生唱明道学之功，以视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记其作兴本末如此，使来者有考焉”。朱熹为之作《韶州先生祠记》。
［廖德明］ （生卒年不详）字子晦，南剑州顺昌（今福建南平）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八闽通志》卷五十二），官知广州，迁吏部左选郎中，从朱熹学，尝为韶州濂溪学院山长，门人众多如陈淳等，有《春秋会要》《文公语录》《槎溪集》（均佚）等，事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本传、《宋元学案》卷六十九小传。据《与林宗鲁司业》一信，黄干于本年六十七岁，廖氏卒必存本年前。
绍熙元年（1190） 宋理学一代宗师朱熹知漳州，任上颁《劝谕榜》，约束以民间仪式禳灾祈福为名的搬弄傀儡，与宋代禁淫祀及禁祭赛戏应是同一背景。
【注】 南宋高宗朝，续绍兴年间兴起的宋理学，禁“优戏弄孔诋孟、议政刺秦”等戏剧政策，朱熹以朝官监理一方，奉行了官方禁淫祀的一贯强制性文化政策。史载其数监佛教寺庙（如监潭州南岳庙）、道教官观，对民神信仰、杂祠祭祀是相当排斥的；禁淫祀而对黏附其中的装杂剧、弄傀儡也一并禁了。朱熹弟子陈淳在《侍讲待制朱先生叙述》中赞其师“守临漳，未至之始，阖郡吏民得于所素，悚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车莅政，宽严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绝无苟且之私意，而人心肃然……”。
［朱熹］ （1130—1200）俗名朱子，名熹。徽州（今属江西）婺源人。中国南宋哲学家，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因他生于福建，他所建立的学派称为“闽学”。在宇宙观上，朱熹认为理为世界本原，理生于万物而存在。对理、气的关系，他提出“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思想。在认识这个“理”时，他认为人人心中有“已知之理”，但需要通过再认识事物才能达到。朱熹把自己的理学推至社会和道德领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带有禁欲主义色彩。朱熹的理学给一直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带来了又一次冲击，被元、明、清各代奉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绍熙五年（1194） 朱熹续《劝谕榜》约束以民间仪式禳灾祈福为名的搬弄傀儡（戏），再颁《禁酒肆、茶店以俳优戏剧罔民财榜》。《禁酒肆、茶店以俳优戏剧罔民财榜》以“官司设法卖酒，所在张乐集妓，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而必谓之辞曰：与民同乐。岂不诬哉？……余在潭州浏阳，方官散青苗时，凡酒肆茶店与夫徘优戏剧之日民财者悉有，以禁之散钱已，然后今如故，官卖酒旧常。至是时，亦必以妓乐随处张设，颇得民利……”。
庆元年间（1195—1200） 陈淳续朱熹知漳，任大府寺丞，任上先后颁《札禁优戏傀儡、备陈演戏之害》与《札请禁淫祀用优戏队悦神》。
【注】 南宋政权与地方虽屡禁优戏、淫祀，然而，民间的百戏、淫祀仍广布于民间，尤其于“装饰神像巡游，唱以覆灾祈福之名，四境鼓动，复为优戏队相胜以应……”。由此可见“事神以演戏、演戏以娱人”的戏剧搬演活动，在民间已渐铺陈开来。正因民间演剧与把神活动不可剥离的关系，北宋以来的禁毁民间演剧的“禁巫”背景，禁淫祀与禁淫戏大都是一而二、二而一。
嘉泰、开禧、嘉定三朝（1201—1224） 以杂言为词曲，流行于岭南民间，包括俗曲、小调、戏剧演唱，及蕃乐（指“四夷边地不同于正声的俗乐异音”等），“诸以杂言为词曲，以蕃乐紊乱正声”，又“诸因祠赛社会，执引兵杖旗帜，或仿乘舆器服者……”，掀起民间赛戏高潮，由此，引发南宋朝廷与地方上的“禁戏”与“律令”，《庆元条法事类》嘉泰二年（1202）八月成，翌年七月颁行。其中，对“执引兵杖旗帜”颁有“禁治令”与“告赏法”；嘉泰三年（1203），先后颁有《赛社引兵杖徒二年》《以杂言为词曲、以蕃乐紊乱正声杖一百》等法条律令；嘉定初，又颁《优流戏语侮圣渎经》诏等。
嘉定元年（1208）
擢任广南东路提刑的廖德明在韶郡，重新韶州皇冈山“虞帝庙”：“复大新构，正南面位，建跪坐像，皋、益、稷、契四臣从焉”，在“皇冈舜峰寺虞帝祠下，时享舜帝于此宿斋……”
，朱文公为作“迎飨送神曲”。又有教授赵君崇禋“既模南海礼乐器，以文丁奠，且将乐于有虞氏之祠，以实是州之名……”
。
嘉定四年（1211） 方信孺接任韶州军事守，任上，方信孺大兴韶郡“虞舜”文化建设，并于皇冈山麓兴虞祠之建，撰《韶州皇冈山虞泉铭》，立碑虞泉（皇潭）。又撰《韶石山铭》。
南宋理宗宝庆、绍定朝，续宁宗朝“渎经侮圣、戏儒刺奸、谑弄以诚、微言大义”优伎治理与“禁演弄孔子戏”等，推进民间“尊儒、崇德”良俗。宝庆三年（1227），南雄州学兴建四先生祠，时任泉州太守的真德秀，应邀为作《南雄州学四先生祠记》。宋理学开始在岭南地方传播。
［四先生］ 指宋明理学宗师：周敦颐（谓“濂溪先生”）、朱熹（谓“朱子”）、程颢、程颐（谓“二程”）四人。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是兄弟，同学于周敦颐，开创洛学，在哲学上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二程”同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万物出自“理”。有“理”就有“气”，气聚而成万物。要认识这个“理”则需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程颢进一步认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理”的同时，要与内心的理相契合，才算是得到“真知”；程颐认为，“理”是人内心本所固有的，主张反躬内求的修养方式，通过“去人欲”而“存天理”，进而演绎出要“克私己之利欲，而维护纲常”的伦理。程颐还提出“气禀”之说，认为人的贤愚是由先天禀气决定的，否定后天的修养成分。“二程”的学说为南宋朱熹的继承发展。“二程”的不同认知观，导致了洛学的分化，为南宋的“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绍定六年（1233） 时任泉州太守真德秀倡“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劝化乡里“后生子弟，各为喜人、各修本业而已……莫喜饮酒，饮多失事；莫喜赌博，好赌坏人；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凡人皆因妄费无节生出事端，在乡为良民，在家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废业、自取饥寒、放荡不谨、自招危辱者，相去远矣……”。
［真德秀］ （1178—1235）字景元，后来改景元为希元，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养生学家。幼年时的真德秀，生性聪慧，四岁的时候开始读书，往往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过世，由母亲吴氏独力抚养。十八岁时，真德秀考上举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判官。嘉定六年（1213），受职为秘阁修撰，实授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嘉定十二年（1219），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泉州。嘉定十五年（1222）以宝漠阁待制官析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五年（1232）先后在泉州、福州任知府，端平元年（1235）任参知政事，同年五月逝世。真德秀一生著述十分丰富，主要有《西山甲乙稿》《献忠集》《四书集锦》《大学衍义》等。
淳祐六年（1246） 提刑杨大异改建韶州濂溪书院于帽峰山麓，更名“相江书院”祀郡邑唐名宦张九龄。杨大异为之作《相江书院记》，该文中，杨大异以“今五羊有书堂，而韶独阙焉，天其有侍于子乎？”应之：“道犹元气也，有天地人物处，即有此道，有此道则当崇此学……岂有贪福祥、侈游宴而轻吾道，一至此乎？”韶州儒学、理学之教，由此而兴。
淳祐八年（1248） 赣州知府李昴英“以数疏史嵩之罪，又劾权贵，被褫职”，在返乡广东（今番禺）的六年时间里，李昴英广为交游，其间，在韶撰《韶石说送曲江赵广文》，以“韶尽善之乐也，以名州，嘉矣”颂赞古郡。
［李昴英］ （1201—1257）字俊明，号文溪，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第三名，授汀州推官。淳祐六年（1246），累迁至吏部郎官，寻迁右正言。力反起复权臣史嵩之，至理宗衣裾跪奏。忤理宗，出为知赣州，改福建提刑，再改知漳州，皆不赴官，以示抗议。淳祐十二年（1252），以参知政事徐清叟荐，除直宝谟阁、江西提刑兼知赣州。宝祐二年（1254），召为大宗正卿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寻擢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弹劾宦官卢允升、董宋臣窃弄威福，遭贬而去，家居以终，卒谥忠简。著有《文溪集》传世。
《韶石说》文载李昴英《文溪集》。全文如下：
韶，尽善之乐也，以名州，嘉矣。名之则昉于唐初，去舜之时，如此其远也。山有异状石，耆老相传，尝于此九成焉，故石之形肖之，其说甚荒唐无稽。粤岭秦始通，南巡狩故未必至此。然圣人声教之溥，如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粤当舜之世，独不在舜之天地中乎？甚矣！圣人之德，感人之深且久矣。后乎舜千有余岁，季札观乐，三叹不已，夫子闻遗音，肉食焉而不味，至于今又千有余岁，而石其思，庙其依，常隐然在人心，舜何以得此于州之人，州之人何以不能忘于舜也。孰谓州之人非其遗民乎？则此石特人心感触之一机，不必致疑可也。教授赵君崇禋，既模南海礼乐器，以文丁奠，且将乐于有虞氏之祠，以实是州之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当求之于金石丝竹之外。赵君淑诸生而古其心，必有道矣。
淳祐八年二月朔。
南宋度宗朝 “南戏”先在永嘉（今浙江温州）兴起，尤其在江西南丰一带盛传、盛唱，以至于“永嘉戏曲出，淫哇盛，正音歇”。据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载：“当是时，去南渡未远，汴都正音教坊遗曲犹流播江南。用章博采精深，梧彻音律……章殁，词盛行于时，不惟伶工歌妓以为首唱，士大夫风流文雅者，酒酣兴发辄歌之……殆百十年。至成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
【注】 明代徐文长《南词叙录》载：“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
与永嘉戏盛的同时，流传在民间的淫祀亦难禁，并演为杂剧。当时活跃在民间赛戏中的社戏，以宗教祭祀形式向戏剧性表演转化，有些剧目并带有抨击朝政、揭露时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府的内宴上。为此，咸淳年间，为禁南戏永嘉杂剧，一些地方官禁永嘉杂剧艺人入境。南戏兴起流传的主要作品包括《赵贞女蔡二郎》《王魁》《王焕》《乐昌分镜》与《张协状元》五种，其中，由南宋太学生黄可道撰《王焕》戏文，描写汴梁文人王焕与妓女怜怜邂逅离合的情缘，该戏被标以“戏文诲淫”而禁。
又有反映才子佳人爱情传奇杂剧《乐昌分镜》，该戏依据唐孟檠《本事诗·情感》记载“乐昌分镜”历史故事，以及北宋李昉所纂《太平广记·气义》记载的“乐昌公主与驸马破镜重圆”故事改编而来。明《永乐大典·戏文五》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中原音韵》云：“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可见此戏乃宋人的作品。
〖乐昌分镜〗 周德清《中原音韵》说，“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一”以后，元杂剧有沈和甫的《乐昌分镜》，《南同叙录》有明南戏《破镜重圆》的著录，剧本已佚亡，残曲见《雍熙乐府》《南九宫十三凋曲谱》《南词定律》及《九宫正始》诸书。《宋元戏文辑佚》据以得佚曲三十一支。《远山堂明曲品》有明无名氏传奇《合镜记》的著录。它的故事可以从唐孟檠《本事诗·情感》中窥视大略：
陈太子合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遣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遂与德言归江南，竞以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