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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婷 康志峰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翻译是一种语义重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重构行为。文化负载词是汉语里带有独特文化的标志词，在汉英翻译中，目的语往往难以在源语中寻求到语义与修辞一一对应的表达。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借助于转移对应之方法来达到语用与修辞的相对对等。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语用修辞；转移对应；隐喻；意译
翻译是一种国家行为，新时代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化负载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外显。在语用修辞学视域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凸显了语言层面的转换，同时强调了文化层面的交流；既注重实用，又兼顾审美，由此而臻语用修辞与跨文化交流之效。
语用学（pragmatics）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废纸篓”（ragbag）。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创刊，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确立了。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交际中如何运用的科学（Leech，1983）。它着重研究话语（utterance）如何在情境中获得意义，既关注语境，又关注受众。最先向国人介绍语用学的是胡壮麟先生，1980年他在《国外语言学》第3期上发表了《语用学》一文，从语用学的对象和方法、各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和语用学规则四个方面对语用学作了简介。40多年来，随着语用学的持续发展，它已经成为“显学”。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运用艺术与规律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边缘性很强的学科（吴礼权，1997）。诚如刘大白先生所言：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竟然不曾知道有所谓系统的文法（刘大白，1932）。直到1898年，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古话文文法书，马建忠（1898）先生的《马氏文通》出版，才结束了这种局面。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问世。作为中国第一部兼顾古话文和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它把存在汉语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则加以系统的阐释，并且指明它的发展方向（陈望道，1932/1976）。而后几十年，修辞学几经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修辞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狭窄的窘境，中国修辞学研究者开始多方“突围”。作为“突围”的产物，“广义修辞学”“接受修辞学”“理论修辞学”“叙事修辞学”等应运而生，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角度拓展修辞学的疆界，取得众多可喜的成果。此外，近几年的中国修辞学研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语用学转向”的种种探索（林大津，2006）。
语用学和修辞学各自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以语言使用为关注点，强调语境的重要性，故二者亲缘性极强。现在世界学术呈现出强烈的学科渗透和交叉局面，一门科学要想获得新的发展，需吸纳邻近学科的成果，更新本学科的知识结构，拓展本学科的研究思路，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使本学科有新的飞跃与大发展（吴礼权，1997）。在此大环境下，语用修辞学诞生了。语用修辞学是两门临近的学科语用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学科。其内涵主要是对“话语建构、话语理解、言语环境、角色关系、前提和背景、言外之意”等方面进行语用修辞分析（王德春、陈晨，2001）。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烙印在语言中且无处不在。文化可以理解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Sapir，1921）。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际交流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其说是语言之间的交流，不如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作为交流的手段，促进了人际交流，而文化帮助有效交流。那么，何为文化？文化乃是我们所知、所行、所感，可以拿来判断社会里个人的举措行事是否合乎这个社会的常情；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拿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常情，而不至于因为违反社会常情而承担后果（陈德鸿、张南峰，2000）。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至今鲜活的语言之一，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中唯一的非字母文字，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使用人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折射到汉语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海量词汇，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难点，亦成为焦点。1945年美国语言学家奈达提出：翻译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等价（equivalence）问题，可以从生态学（ecolog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五个方面加以处理。
口译这一古老的人类活动，一直担任着跨文化、跨区域、跨国别交流的重担。会议口译作为其中的热点之一由来已久。口译按时间和类别划分，可以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因为同声传译紧跟源语发言者的节奏，不多占用会议时间，已经是当前会议口译主要的传译模态。总理答记者问，肇始于1998年“两会”结束后。一般来说是总理就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至今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作为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其受众既包含了汉语操控者，也包括全世界各种语言操控者。所以除主持人和总理以外，口译员需全程参与会议进行同声传译。在交流中，总理惯用修辞，擅于引经据典，回答问题深入浅出，不打官腔，重交际，多口语，金句频出。各种文化负载词的使用，不仅形象地回答了问题，而且加深了文化印象。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往往在修辞与语用上都无法在英语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故多用转移对应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转移对应是指在汉英翻译中，目的语（TL）作为英语的内容不能与源语（SL）作为汉语的内容直接等同，只能用转移对应之策略，重新建构目的语内容，使之与源语内容实现重构后吻合（康志峰，2015）。
成语，即习用的古语
，是文化负载词中的一大类。《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首先，成语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有的出自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有的出自民间故事，如朝三暮四、狐假虎威等；有的出自历史典故，如负荆请罪、图穷匕见等；有的出自经史子籍，如窈窕淑女、一日三秋等。其次，绝大多数成语都富含修辞，修辞造词在成语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隐喻造词：浩如烟海、如胶似漆、如狼似虎等；夸张造词：气吞山河、刻骨铭心、肝肠寸断等；移就造词：慈眉善目、惊涛骇浪、和颜悦色等；仿拟造词：财迷心窍、望洋兴叹等。在翻译时，不仅要注意成语的语用语义，同时也要注意成语的修辞色彩，更不能忽视其负载的文化内涵。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一一对应往往难以企及，因此，汉英转移对应词句多用于诗化语言，尤其是成语之中。
以近三年总理答记者问出现的成语为例：
李克强：这位记者朋友喜欢单刀直入，那我也开诚布公。
译员：This friend as a reporter/You went straight to the point in your question and I will not beat about the bush.
单刀直入，原为佛教用语。比喻说话、做文章、做事直截了当，不绕弯子。
出自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二：“若是作家战将，便请单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成语大多负载修辞，单刀直入也不例外，是一个典型的隐喻造词，用短柄刀直接刺入这一动作比喻做事干脆利落。但是直译字面意思难免令人费解，也难以达到对应，因此口译员将其比喻义转移意译为“went straight to the point in your question”，虽然舍弃了源语里单刀的意象，但是巧妙地适切了语境，传译了总理说话的意图，达到了语用效果。这种转移对应舍弃了源语中的修辞含义，也放弃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在总理答记者问的特殊语境中，开诚布公被巧妙使用。开诚：敞开胸怀，显示诚意；布公：公正无私地相告。指真诚相待，坦白无私。
英语俚语“beat about the bush”意为旁敲侧击、转弯抹角，口译员在传译“开诚布公”时，直接借用了英语中已有的此短语，译成“not beat about the bush”。此如：
李克强：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译员：It cannot be resolved overnight.
一蹴而就：一抬脚就成功。形容事情很容易做，一下子就能完成
，修辞上属于夸张。出自宋·苏洵《上田枢密书》：“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常用于比喻事情轻而易举，一下子就成功。“It cannot be resolved overnight”是典型的意译，也舍弃了源语的修辞意义。
李克强：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
译员：Just as water is important to fish farming，sufficient liquidity is importa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oo much water will induce froth in the fishpond，whereby some people may attempt to muddy the waters and fish for arbitrage.
浑水摸鱼也作混水摸鱼，指的是在浑浊的水里趁鱼看不清时摸鱼。比喻趁着混乱时机或故意制造混乱以捞取不正当的利益。
出自老舍《四世同堂·惶惑·十》：“假若事情已定，他大可以马上去浑水摸鱼，管什么上海开仗不开仗。”在修辞上，这是非常明显的隐喻。该成语被译为“muddy the waters and fish for arbitrage”，翻译中既有直译也有意译。
李克强：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一方面合作前行，一方面磕磕绊绊，的确很复杂，这需要用智慧去扩大共同利益，管控分歧和矛盾。
译员：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moving forward amid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featuring both growing cooperation and some bumps along the way. Indeed，this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风风雨雨：不断地刮风下雨。比喻障碍重重或多次出现艰难困苦。也比喻议论纷纷。又比喻时代动荡，谣言纷传。
出自元·张可久《普天乐·忆鉴湖》：“风风雨雨清明，莺莺燕燕关情。”磕磕绊绊：原意指走路跌跌撞撞，多比喻事情不顺利。出自清·无名氏《刘公案》第六十三回：“不多一时，来到跟前，把那个老者吓得磕磕绊绊地跑了个无踪无影。”以上示例都是典型的隐喻。译员也是用了意译的手法，尽量还原源语中包含的文化修辞内涵。
李克强：我们不可能轻车走熟路，只能是大车行难路。
译员：It's not something we can manage with ease，and we will have to blaze a trail with hard efforts.
轻车熟路：驾着轻车，走着熟路。比喻对事情熟悉，很有经验，做起来容易。
李克强：要让他们成为“不断线的风筝”。
译员：So that they will not be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断线风筝：断了线的风筝。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人或事物。
“不断线的风筝”是一个非常形象的隐喻，风筝断了线，在普遍认识中是不受控制、一去不返的修辞意象。总理所用比喻形象生动，然而在目的语受众中直译该修辞，难以被理解。而口译员在即时的话语转换中亦无法兼顾修辞，只能通过意译传达修辞之下隐含的语用含义，从而达到源语与目的语的转移对应。
总理答问，成语往往信手拈来，言简意赅，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巴斯奈特指出，在语际翻译中，成语的翻译方法是译语的成语替换原语的成语（廖七一，2001）。但实际上，这种最佳关联往往难以企及。文化与文化之间常常存在文化空缺，成语的对等词在目的语中往往是空缺的。因此，具有文化因素词句的汉英对应亦不能直接一一对应，同样只能通过转移之法使目的语与源语取得转移对应或间接对应，使目的语与源语的转移对应意境贴切，传神入画。
在口译活动中，源语语篇只呈现一次，不可重复，而且目标语语篇在较紧张的时间内产出，几乎没有机会更正和修改（卡德，1968）。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直译才算是忠实于原文，但是直译出来的句子常常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奈达，2001）。对于成语的传译尤其如此。隐喻的翻译往往牵涉到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认知和语用认知，接受者对译文能否接受，也牵涉到其对于源语或者说源场域中语境的理解程度。在会议口译的社会语境中，成语的本意“隐身”了，而其修辞含义“具身”才能达到交际效果。
俗语，乃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里的解释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此，俗语也称俗话。由于俗语一般来自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它最能体现劳动人民鲜活的生命力，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俗语多口语化，但字里行间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其构词常常蕴含修辞，在语用上常常给人亲切之感。总理历年答记者问中出现了大量的俗语，譬如：
李克强：搞所谓“大水漫灌”，一时可能有效，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会带来后遗症，所以不可取。
译员：Flooding the economy with liquidity. Such an indiscriminate and expedient approach might work in the short run，but may also lead to future problems. Hence，it is not a viable option.
“萝卜快了不洗泥”是老天津人的一句俗语。意思是生意人在买卖好的时候，往往不考虑商品的外观和服务质量，带有一些贬义。“大水漫灌”原本指的是一种灌溉方式，在此句中也是一个隐喻。“萝卜快了不洗泥”呼应“大水漫灌”，都是用比喻的手法强调经济政策里应保证资金流动的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译员用“indiscriminate”与“expedient”即传神意译出了总理的语用意图，虽然丢失了修辞色彩，但是确保了交际成功。
李克强：现在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已经备好了，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都要去落实，决不能让政策“打白条”。
译员：So，these heavyweight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all set，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fully deliver tho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re must be no lip service.
“真金白银”这种俗语属于非常直观的隐喻，常常用来指代金钱，在中国人的意象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化里，这个意象也是存在的，可以说二者的文化意象是等同的，但是译员在翻译时，“heavyweight policies and measures”是典型的意译，在总理答记者问的语境中，“真金白银”比喻的就是我们重量级的稳固的利好政策。
李克强：摸准脉、下准药。
译员：The prescription is precise and the medicines for getting out of the hardship effective.
中医乃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医治病常用四法——“望”“闻”“问”“切”，其中“摸准脉”指的就是“切”，这里的隐喻都是指我们的政策要精准到位，所以这一句的翻译用的也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译法，将中医的特有诊疗方式笼统地称为“prescription and medicines”，但是又把本语境下该词的比喻义表现了出来。
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会产生许多新词（奈达，2001），这是因为语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词性与词义都在不断变化：一部分已有词汇因为“不合时宜”消失了；另一部分已有词汇因为产生了词义变化，开始“旧瓶装新酒”。另外，随着文化的交流，一批负载全新文化含义的新词也产生了。这些新词从文化各个层面而来，很多都是新的文化现象在语言上的反映。在亢世勇和刘海润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2018年版）的前言中，新词被概括为以下九个类型：新造词语，旧词新用，方言词汇进入普通话，外来词（从外族语借来的词），简略词，因修辞用法稳定下来而构成的新词，专业术语泛化、转移、扩大、改变了使用范围，字母词，网络词语（亢世勇、刘海润，2018）。
近三年总理答记者问中出现了如下新词：农民工（rural migrant workers）、互联网+（Internet Plus）、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平台经济（a platform economy）电商（e-commerce）、快递服务（express delivery services）、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携号转网（switch their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carriers without changing their phone numbers）、新冠肺炎疫情暴发（the new coronavirus outbreak）、网友（netizens）、知青返城（young people returned to the cities）、大碗茶（roadside tea stands）、烂尾（have failed to deliver）等。以上词汇大多数都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新事物而产生的新词（亢世勇、刘海润，2018）。农民工指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互联网+指的是由若干的电子计算机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络，互联网系英文“internet”的意译，也作“因特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原指计算机的软硬件环境，现在泛指基础环境。电商、快递服务也就是快速递送服务，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其成为一种全新的就业模态，并且持续发展，与之相关的新词也是层出不穷，譬如快递小哥、菜鸟驿站。移动支付指的是移动客户端利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来进行电子货币支付，这是一种全新的支付模式。携号转网是指一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无须改变自己的手机号码，就能转而成为另一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并享受其提供的各种服务，该政策于2019年全面实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催生了一大批新词，其中网友（即网上结识的朋友）的中英文构词本身就是修辞构词——仿拟构词。知青返城（返城风：“文革”后期在各地农村落户的知青返回城市的现象）及大碗茶（设摊出售的用大碗或大杯盛的茶水），从时效上看早已不新了，但在当时也是属于新事物催生的新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耳熟能详。烂尾楼常常指由于资金不足、管理失控等原因，迟迟不能竣工、不能按期交付使用的楼房，所以也用烂尾代指事情半途而废，不能善终。烂尾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中国人对其内涵是完全了解的，但是在目的语文化里，受众的脑海中并不能把烂尾和半途而废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也是直接进行了意译。新词的特点是流行快，有些新词结构很快转换为有效模因，并且不断繁殖，比如“……门”。但是大多数新词还未被收入权威英文字典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新词的创造与传播产生持久的影响（奈达，2001），所以汉语新词要想有效地转化为对应的英语新词，首先在时效上就难以保证。其次，语言作为文化的折射，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目的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语境，即使在语言上找到了一个词，该词所负载的文化含义，基本上也很难被理解。所以口译员在进行传译时，不得不隐藏某些修辞含义，从而达到跨文转移对应的目的。
宗教文化负载词根源于宗教。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中国文化历来受到多元开放理念的影响，兼收并蓄，有极强的包容性。目前中国社会除道教为本土宗教外，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皆来自异域文化。2 000多年来，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折射到语言上，也产生了大量的宗教文化负载词，众多佛源词汇融汇到了汉语词汇中，如三头六臂、聚沙成塔、大千世界、一厢情愿、镜花水月、一尘不染、一刀两断、晨钟暮鼓、醍醐灌顶、天花乱坠等。某一语言在特定领域内有相应大量的词汇，它们是表示该文化焦点的重要标志（奈达，2001）。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近三年总理答记者问中出现了以下的句子：
李克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译员：Employment matters the most in people's lives. It is something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all families.
这里所说的“天大的事”，在修辞格上当属夸张的修辞手法，中国人用“天大的事”形容极其重要的事。“天”在中国文化里，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古时候的皇帝常常自称“天子”，某人当政要形容是“天命所归”，用“天塌下来了”形容事情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田地。而西方多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造物主”，主宰一切。所以表示感叹时，汉语多说“我的天啦”，而英语里习惯说“oh my god”。在所引句子中，“最大”“天大”形成语义反复，表达了强调之意。在同声传译时，“天”这个意象消失了，但是根据会议口译的情景语境，“天大的事”的完整意思得到了表达。而且口译员在传译时把原句进行了拆分，处理成了两个句子，采用了归化的手段。
李克强：新增的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全部转给地方，省里也只是“过路财神”，要直达基层。
译员：The increase of budget deficits and funds raised from the issuance of government bonds for COVID-19 control will all be channeled to primary-level governments. Eve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will be just passers-by to these funds.
“财神”是中华文化里特有的文化意象，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词直接指向了那个手捧金元宝的天官形象。在中华文化里，财神是有文化预设的，而过路财神往往指的是暂时掌管大批财富的人；在西方文化里，财神的意象则是缺省的。在传译时，由于文化意象的缺省，词语背后负载的文化在目的语中出现了空缺，加上传译的即时性，口译员多采用归化的口译策略，并未进行文化意象重构。
李克强：我们视台湾同胞为手足，血浓于水，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福祉。
译员：We view our fellow compatriots in Taiwan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We will continue to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ir well-being.
典故首先指典制和旧例，其次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其定义为诗文等所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大量的典故词。英语中，典故主要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圣经以及寓言故事等。典故多饱含修辞，或借古讽今或进行类比。汉语中的典故词多来自古代故事。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多英语典故词已经进入汉语，并且成为汉语词汇的重要部分，譬如“Pandora's Box”（潘多拉的魔盒），比喻万恶之源。这类词本身就被直译借用，所以在翻译时不存在语用空缺，可以直接对应。汉语日常交际中，人们往往用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比喻触发了极其不好的事情，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大多数典故词不具备这种特点。譬如汉语里的典故成语“东施效颦”，如果直译，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受众几乎不能理解。典故词往往是一个故事的凝练，短短几个字，往往说来话长。因此，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奈达，2001）。但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却常常必须舍弃词语背后的文化意义，从语用上对译文加以考虑。以近三年总理答记者问出现的两个典故词为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With diligence，one has no fear for shortages）、“独善其身”（can do it alone）。其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意思是民众的生计、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出现物资匮乏。“独善其身”原指独自修养身心，保持个人的节操，后指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个人主义处世哲学。出自《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此观之，译员在译句的处理上，均舍弃了其背后的文化含义，而用转移对应。这在会议口译语境中为恰当之举。
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以做到词对词、结构对结构一一对应。目的语往往难以在源语中寻求到语义与修辞的一一对应表达，而要借助于转移对应的方法来达到语用与修辞的相对对等，使汉英翻译中在语义上有合理性文化负载词的转移对应。鉴于此，汉语文化负载词作为源语的语义转译至目的语英语时，要达到源语与目的语的相对语义对等，必须通过转移对应的方式，对源语解码、图式解构、目的语转换、目的语重构等进行转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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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behavior，but also a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behavior. Culture-loaded words，as the words with unique cultural markers in Chinese，are often difficult for translators or interpreters to find the semantic and rhetorical equivalence in the source language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herefore，the translators or the interpreters should make use of transferred equivalence to achieve the relative equivalence pragmatically and rhetorical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Key words ：culture-loaded words，pragma-rhetoric，transferred equivalence，metaphor，free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