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塞纳河畔

拜师嘉当

在斯特拉斯堡取得的成功，让吴文俊在法国数学界崭露头角。嘉当并没有忘记这位本来应该从师于他的博士生，他向吴文俊发出了邀请。现在，吴文俊可以信心满满地走向巴黎，师从嘉当了。

嘉当1906年生于法国南锡，受其父亲老嘉当的影响，年幼时就对数学感兴趣。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研究单复变函数论，很快又转向多复变函数；1926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1928—1929年教了一年中学，后任教于里尔大学；1931—1935年在斯特拉斯堡任教，1936年成为该校教授。1931—1932年他证明了全纯域一定是伪凸域这一经典结果。1937年，他引入“滤子”“超滤”等重要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授，1967—1970年任国际数学联合会会长。

1974年嘉当进入法兰西科学院，1976年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他还是布尔巴基小组的创会成员，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但吴文俊对接受嘉当的工作还有一段适应过程。吴文俊这样说：

我记得第一次见嘉当，嘉当先生照老办法拿出一篇他自己做的东西给我讲，我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做声没反应，嘉当先生就不讲了。停了一会儿，嘉当摇摇头，说“你对抽象的推理这一套不清楚，听不进去”。大概因为我是陈省身介绍的，嘉当也就接收我了，做他的学生。

H.嘉当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头头之一，核心人物之一。1948年年末起，嘉当组织了以代数拓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对拓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嘉当先生让我参加他的讨论班，但对他在研究方面提出的许多东西，我都不太感兴趣。后来嘉当先生也看出来了，法国人非常灵的，他说“你对这些不吸收”，我点点头说“是的”。

抽象推理“听不进”，嘉当的一套“不吸收”！这就是赵孟养看明白的“任性固执”的吴文俊。或许是因为陈省身的推荐，更主要的是因为吴文俊已经在示性类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果，嘉当对吴文俊充满信任，并推荐吴文俊参加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工作。吴文俊最初是做助理研究员（Attaché de Recherches），1951年起被聘为副研究员（Chargé de Recherches）。有了这个身份，吴文俊就可以独立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文章，而不需要法国院士的推荐了。

不过，吴文俊还是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嘉当的讨论班，并从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吴文俊后来回忆道：

H.嘉当研究的是不同于埃瑞斯曼的另外一套。我后来发展数学机械化，而数学机械化中的许多思想都是从H.嘉当那儿来的。报告班里的启发有一个潜在影响。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概念是受H.嘉当启发产生的。所以我说我的命运很好，我碰到了陈先生，我才到了斯特拉斯堡碰到埃瑞斯曼，然后再到巴黎接触到H.嘉当等一些人的潜在的数学机械化的思维方法的影响，都是碰巧，却一步步地帮助我发展。

好友托姆

吴文俊不善交际，大学时代却有一位相知一生的挚友赵孟养。留法时，他身在异乡，语言不通，但命运却又为他送来了一位好友勒内·托姆（René Thom，1923—2002）。这个托姆是自己主动闯入吴文俊的生活的：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同学。

开始我不认得他。最初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老盯着我，凑到一起和我一桌吃饭，我躲着他，可他还是跟我。后来我往哪儿跑他就往哪来跑，我随便到哪个地方他都盯着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慢慢熟悉起来了。

这个人也是嘉当的学生，人呆在斯特拉斯堡，也是不爱活动的那种人。他是斯特拉斯堡当地人，就像中国所谓乡下人。嘉当去巴黎后，他没去，一直呆在斯特拉斯堡，一年去两三次巴黎见嘉当。

他喜欢跟我讨论，这个人很有道理 。

他是科学家型的数学家，或者严格地说，他是个科学家而不能算是数学家。他喜欢做实验，数学上有一些古里古怪的想法。我不时到他家里去，有时看他做实验，比如光学实验。把光通过什么东西照出来的影子是各式各样的，有许多奇怪的样子，分成七种。我在旁边看他做科学实验。

他通过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的想法是科学家式的，跟数学的不大合拍。数学要求的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而他不是这样，他的思维是跳跃的，不是逻辑思维的。他不是数学的表达形式，博士论文老是被嘉当先生卡着通不过，我很早通过了，他用了差不多四年才通过，论文还是经过别人帮忙的，因为他老写不清楚。

我到巴黎了，他去不了，还是呆在斯特拉斯堡，不过经常跟我保持通信，告诉我他的一些想法。他有些很棒的想法，我从他的想法得到一些启发，加上我自己在咖啡馆的工作，就做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就是根据他的想法一下子就打中目标了。

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法国数学界的名人，非常有名的人，是法国数学界的杰出人物之一，也是我在法国最熟的几个人之一。

吴文俊去了巴黎，他和托姆的交流依然如故，甚至更加深入，有些问题可以说是直奔核心。比如，吴文俊向托姆介绍了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重要性质，即当一个流形是另外一个流形的边界时，它的庞特里亚金示性类必定为零，这是“配边理论”的开端。托姆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以此为起点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了一整套配边理论（Cobordism Theory），并于1958年获得了菲尔兹奖（Fields Medal）。托姆在证明配边理论的主要定理时，三次引用了吴文俊的成果，分别是吴（第一）公式，吴（第二）公式及吴文俊发现的关于四维定向流形符号差和庞特里亚金示性类关系的公式。托姆则向吴文俊介绍了他自己所擅长的乘积空间对角映射的概念和技术，使吴文俊得到很大启发，成为后来吴文俊回国研究拓扑流形示嵌类理论的重要基础。

吴文俊和托姆之间的真挚友谊与合作，在拓扑学界被传为佳话。

街角咖啡馆

吴文俊是中法交换生，中国学生在法国的津贴由法国政府发放，但给得很少。这点钱在斯特拉斯堡还可以过得去，但到了巴黎就很艰难了。吴文俊在巴黎初期，还要常常去参加巴黎学生会的活动，这样可以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一些补助。他住不起好的旅馆，只好将就着住旅馆的“半一楼”，也就是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房间。这种屋子阴暗潮湿，甚至白天都很暗，没法工作。吴文俊就想了一个办法：泡咖啡馆。

咖啡馆在巴黎街头随处可见，它已成为巴黎人生活的一部分。巴黎是浪漫之都，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发生在咖啡馆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大文豪们都曾在咖啡馆里点上一杯咖啡，伴着咖啡的沁香，静静地在纸上书写着那些传于后世的伟大著作。

囊中羞涩的吴文俊并不是为了咖啡的芳香和甜点的美味而来，他是把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工作室。吴文俊还记得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好像叫作“咖啡麻油”，很大很有名。经过实地考察，吴文俊所说的“咖啡麻油”应该是Café de la Nouvelle Mairie，即“新市政厅咖啡馆”。这是一家老店，创立于1921年，坐落于圣雅克街19号，因对面就是市政厅（Mairie）而得名。咖啡馆的对面还有卢森堡公园，背后就是著名的先贤祠，地段极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附近的乌尔姆街上，步行过去也只需要十几分钟，很方便吴文俊参加讨论班。 这家咖啡馆至今仍然生意兴隆，口碑甚好，早晨8点营业，半夜打烊，仍保持法国传统，即周六、周日休息。那时候，每天在咖啡店里的客人们不会注意坐在角落里奋笔演算的吴文俊，但正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吴文俊完成了引发“拓扑地震”的“真正的工作”。

“咖啡麻油”是吴文俊数学人生的一个重要地标。

或许是为了登门道贺，有一天，嘉当跟他的得意门生让-皮埃尔·塞尔（Jean-Pierre Serre，1926—　）跑到吴文俊住的旅馆里来看他，他们是突然来的，吴文俊不知道，也没有思想准备。看到吴文俊住在半地下、只有一间、白天都很暗的这样一间房子里，塞尔嘴快，脱口而出：“这简直是地狱，哪是人住的呀。”这句话永远地刻在吴文俊心中。

他们一走，吴文俊马上就搬家了，搬到一个教会办的旅馆，那里的条件就好很多了。 LCZMURdyUI0Ig+nkynJNozaXp6nmPPkiKj+0PW45LQ//dJz877DYRSw3IvLnKm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