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交大情缘

“孤岛”上的读书声

1936年秋，吴文俊进入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南洋公学。1896年10月，盛宣怀（1844—1916）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片》，向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表明拟在上海捐地开办南洋公学，12月得到光绪皇帝准允，南洋公学正式创立。学堂因地处南洋（当时称江、浙、闽、广等地为南洋），参考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22年更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1927年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

吴文俊的父亲吴福同毕业于南洋公学，经常向吴文俊讲述他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的逸闻趣事，吴文俊在正始中学的很多任课老师也是从交大聘任的。正是由于这种家学渊源和文化浸润，吴文俊从小就对交大有着一种仰慕的情结。

20世纪30年代，交大在国内颇有名气，有着“东方麻省理工学院”的赞誉，“门槛高、考试难、功课重、要求严”。1936年，交大在校学生达到710人，规模空前。也就是这一年，理学院在报纸上公布了录取名单，吴文俊是第二名，这对吴文俊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意识到，交大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要想在交大出人头地，只有不懈努力才行。当时交大以电机、机械、土木等工科见长，数学、物理、化学三系不是很大。数理化三系中，数学系最小。数学系的学生都想转系，可是学校不让转，转了就没学生读啦！

当时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共三个班，各班人数都不太多，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几个人，大学一、二年级合在一起上课。一年级学生在徐家汇校园上课，读书、做实验以及吃住的条件都很好。二年级开学前夕，日本军队在华北发动“七七事变”，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1937年日军开辟第二战场，进攻目标直指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在上海跟日军大打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上海最终没能守住，沦陷了。

面对当时的局面，江浙沪的大部分大学开始向内地转移。交大的主体部分搬到了重庆，还有一部分留在上海。吴文俊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就让他留在了上海。

交大留在上海的部分搬到了租界里。那时上海除了日租界外，在苏州河南还有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两块租界成为被日军占领的上海中的“孤岛”。“孤岛”与外面有所不同，在这里，抗日书刊可以继续出版，教学生活基本稳定。交大在法租界，吴文俊大二的后半学期以及大三、大四就是在法租界里读完的。交大师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还是照样读书、照样考试。这种朴实严谨的良好校风让吴文俊受益良多。

这中间发生的一件事，表明了吴文俊的民族气节：

抗战爆发以后，正始中学的奖学金也停发了，我家里的经济陡然变得拮据起来。正始中学的校长陈群当了汉奸，做了汪精卫“维新政府”的要员。陈群曾派人找到我，说要继续给我发奖学金，我当然没有要！我知道怎样做个中国人。

从交大走进数学

大学一年级的主课是数学和物理。数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微积分，由数学系主任胡敦复（1886—1978）执教，物理由当时理学院院长裘维裕（1891—1950）执教。这两位教师都是交大早期的毕业生，长期在交大任教，教学经验丰富，威望很高。交大的物理课被称为“霸王课”，但却让吴文俊受益匪浅，多年难忘，甚至成了裘维裕的“追捧者”。

最初两年的数学课，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一起上，不是单为数学系开设的。吴文俊提不起兴致，甚至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学数学呢？”一度产生转系的想法。但是到了大学三四年级时，吴文俊真正喜欢上了数学。促使吴文俊发生这个转变的，是朱公谨的数学科普书与武崇林的实变函数课。

朱公谨（1902—1961）1914年入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因参加游行留美不成，转去德国，1922年进入哥廷根大学跟随库朗（R.Courant，1888—1972）攻读博士学位，并受教于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艾德蒙·朗道（Edmund Landau，1877—1938）等数学大师，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当时的现代数学圣地是德国的哥廷根，那儿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因此，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从哥廷根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者，朱公谨回国后倍受重视，1928年受聘为交大数学系教授，并出任首任数学系主任，后来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特聘教授。教学之外，朱公谨着力于数学普及，1935年出版《数理丛谈》，到1948年已印刷第六版，影响极大。1940年，他翻译出版了理查德·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1831—1916）的名著《实数探原》。朱公谨在哲学上也颇有造诣，撰有《理性批判派哲学家纳尔松——生平与学说》，发表有《19世纪初期的几位大数学家》《数理逻辑纲要》《数理逻辑导论》等文章。

朱公谨的这些书和文章，虽然是数学科普之作，但却传达着现代数学的精髓，一下子就吸引了吴文俊，他几乎是每篇必读，点燃了吴文俊对现代数学的兴趣。吴文俊称赞朱公谨“在中国对传播现代数学起了重要作用”。

据说，朱公谨同吴文俊初次会面时，他就惊喜于吴文俊的天赋异禀，鼓励他一往无前地研究大数学问题。在此后的岁月中，从法国到北京，吴文俊做出的超凡贡献给朱公谨带来了无限的欢愉。

武崇林（1900—1953）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任教，因教学能力突出，1928年被推荐任东北大学数学系教授，1931年重回北大任教授，1933年1月任交大数学系教授，1945年任交大数学系主任。

武崇林虽然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但对数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特别擅长把抽象、繁杂的数学概念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武崇林的课让吴文俊的精神为之振奋！多年后吴文俊回忆道：

大学三年级起，数学教学与理学院的其他系分开，数学系独立开课。武崇林开实变函数论课。本来我对数学没什么兴趣了，都有点不想念了，想转系了。听了他的课，我很“振奋”，太喜欢了，这是与以前所学的数学完全不同的数学。我对数学又有兴趣了！从此以后，我就对数学下功夫，经常跑图书馆，开始走上了这个道路。

武崇林讲课和别人不一样，规规矩矩地，一本正经地讲，没有什么“花言巧语”的噱头，就是一本正经地讲。他不仅注重追求本质，而且重于解答疑问，精彩极了。我听得有道理。

武崇林也发现吴文俊对数学是真情投入，他对吴文俊关爱有加：

武崇林还讲过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群论、数论、微积分等，对我都非常有吸引力。武崇林喜欢买书，他家里藏书很多，都是从各个地方搜集到的，有很多外文的原版书，许多书是图书馆里都找不着的。武先生见我对数学有兴趣，常从家里带书借给我，他有什么题有什么书都借给我看，这样我从他那看了不少书。记得有一本是印度出版的《代数几何》，这本书恐怕别的地方不会有，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专门借给我看。武崇林家就在附近，有时候我也到他家里去，他给我开开“小灶”。他对我特别欣赏特别支持，我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我还常到他家里去。

我毕业后，武崇林很想把我弄到交大去当助教，如果能当上助教就能以数学做职业。但武崇林地位不高，没有留过学，只是一个副教授，所以他说话没有力量，最后那个助教的位置给了别人。在抗战时期没做成，到抗战结束后武崇林还做过努力，想促成我进交大，还是没成。他就是这么一直支持我，想帮助一个有数学潜力的年轻人能以数学为职业，不过他没那么大的能量。

自悟的学法：“读、学、懂”

吴文俊在大学期间完成的学业远远超出了一般大学生所能够做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数学，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建立了一套学习方法，吴文俊称之为“攻坚战术”。他在《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中特地对此做了详细的追述，这对今天的莘莘学子很有启发：

这套学习方法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养成的，起初是无意的，后来认真地总结、完善、坚持。这个方法一直到以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我不断实践，很是受益。

所以可以好好讲讲。什么样的方法呢？举个例子。

我在学皮尔邦特（Pierpont）的《实变函数论》时，每一个定理都至少学三遍。第一遍是“读”，就是按照书上的叙述，仔细阅读，包括概念的引进、定理的陈述和证明，跟着形式地推导。

第二遍叫“学”，合上书，自己来一遍。包括默诵出概念和定理，自己推导证明；然后就是做大量的习题。这样就能掌握和学会书上的技巧和要领。

第三遍是“懂”，这是最要紧的。怎么才能“懂”呢？这里有三个重要的部分，一是要理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二是要思考这个定理与其他定理之间的关系；三是要领悟某个概念或某个定理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更进一步的还要探索这些新概念或定理与其他数学学科的关联。这个“懂”是最花力气的，特别是第三部分，但只有如此才能够从微观的“技术性”的学习，逐步上升到从宏观角度去把握一个理论、一个方向乃至一个学科。

我把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读学懂”法，或者取个更好记些的名字：三三制学习法，因为最重要的“懂”这个部分也是三个要点。

当然，后来我还逐步掌握了更深层次的、更适合于研究的学习方法，那是以后到中央研究院的事了。

对近代数学的热情一经点燃，吴文俊就再也不满足课堂上的听讲了。他开始了自学：

真正的学习是要靠自学的。课堂学习只是最基本的部分，重要的是要自学，不能靠别人，因为真正要学懂一定要去读原著，特别是经典原著。那段时间我下功夫研读了集合论和点集拓扑，20世纪初是点集拓扑的黄金时代。记得读的重要书有德国人舍恩夫利斯（A.H.Schönfies）和英国人杨格（W.H.Young）的《集合论》，还有德国人豪斯道夫（F.Hausdorff）的《集论大纲》，那是本经典，点集拓扑后来的发展很多源于此书。我读过的这些书，已远远超出了大学三四年级的范围，可是我非常喜欢。

“读原著”，“读经典原著”，“读大师们的经典原著”！这是吴文俊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年轻人走向近代数学的必由之路。

吴文俊硬是凭借刻苦自学啃懂了那些对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不啻是天书的推理和定理。这时的吴文俊似乎有些踌躇满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大学三四年级的这两年对我是转机性的，大学毕业时我想我愿意做个“数学家”了。 5R0AQtR9MyN9arBtYmO5iZMOZN39GpXVbYS3nbEvf6D/7e/KPGmXgVdp5hFLkJ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