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下班离开医院，按理说我本该筋疲力尽，再也没什么劲头去干别的事了，可一整天下来马不停蹄、高度紧张的工作，反倒让我活力倍增，还有多余的精力去挥洒。在折磨人的各种实习工作和长时间的病房工作之间，我和医学院的那些好友们还会抽空去健身房锻炼。在健身的间隙，我们也有所谓的“动态休息”时间，即抱怨抱怨实习的辛苦，议论议论医院里的那些员工。而最初的几个星期，我抱怨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跟我一起实习的那个口腔外科医生。
今天的我与过去的我相比，虽说已经是徒有其表，但那具唬人的躯壳还在，所以如果我告诉大家，当年的我能卧推375磅（约170千克），感觉也不是在吹牛。那时朋友们都开始叫我“猛兽”了。即使是当年读本科时在第一级别
大学橄榄球队打球的我，也从来没有那段时间那么“猛”过。
一天夜里，一群朋友在我的公寓里看费城人队的棒球比赛，而我在房间里学习。学习间隙我出来休息了一下，刚好看到莱恩·霍华德正准备击球。他是当时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顶尖的强力击球手，比赛的解说员说，霍华德能够卧推350磅（约160千克）。朋友亚伦看着我说：“霍华德用他350磅的卧推力量击出了多个本垒打。你打算用你的卧推力量做些什么呢？做手术的时候，把患者的皮肤拉回来吗？”众人大笑。也许是亚伦觉察到了我当时的笑容有点不自然，第二天他就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个链接，是弗吉尼亚州斯塔纳兹维尔的一个卧推比赛。他还在邮件里说：“好好发挥你的卧推本事。”到现在我也不确定他那时是不是认真的，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一行9人，挤在两辆车里，开了5小时，从费城来到了斯塔纳兹维尔，一个只有500人左右的小城。这一大帮人中只有我一人参赛，但朋友们都乐意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到现场为我助威。幸运的是，这次比赛要求所有参赛者都须提供当天的尿样进行兴奋剂检测，所以跟我同场竞技的人里面，不会有人使用非法药物来提高成绩。我喝了3罐能量饮料，这是我每天必喝的，而且完全合规合法。
那一天，我是没有为费城人棒球队打出本垒打，但我却赢得了那年斯塔纳兹维尔卧推比赛我所在体重量级的冠军，成绩离弗吉尼亚州的州纪录仅差5磅（约2千克）。朋友们都欢呼着：“猛兽！猛兽！”当天晚上，我们大肆庆祝了一番。
了解我的一些人可能会跟你说，我这个人有点喜欢自己找罪受，或者说喜欢自我挑战。这次去弗吉尼亚州参加卧推比赛的争强好胜的经历，也许刚好可以佐证他们的话。医院实习对年轻医生的那些苛求，对我来说却简直如鱼得水，也许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感觉就好像别人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越多，我就越能投入进去，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比赛上。看到自己能帮到像乔治这样的患者，也促使我能更专注于做好所有其他的事情。感觉就好像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潜能，而在医学院的头几年里，这些潜能一直被我埋没，或者说被我束之高阁了。
对我来说，那种感觉既熟悉又美好。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赛场上，一直以来对我帮助最大的一点，就是我能比任何人都更专注、更勤奋。这也是能让我在橄榄球赛场上比别人表现更出色的唯一途径。因此，尽管我天生跑步速度就不快，但我还是能胜任乔治敦大学橄榄球队的四分卫
这一重要角色。
在经历了母亲去世的痛苦折磨之后，我振作起来，直面现实。我那时身强体壮，意气风发。我获得了弗吉尼亚州我所在体重量级的卧推冠军，我还有个很棒的女朋友，她叫凯特琳。在我应对母亲去世的痛苦过程中，她一直都是我的精神支柱，给我力量，给我支持，现在也是一样。尽管那时我们并不在同一个城市（她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上大学，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她也在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我，支持我为将来成为一名医生而努力学习。现在我正向着这个目标大步迈进，早晚有一天我能战胜癌症，战胜那个夺走了我母亲生命的癌症。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快要征服整个世界。
但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我把整个世界都抛在脑后了。
参加完斯塔纳兹维尔的那场卧推比赛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为下一阶段到神经科的实习做准备，复习着一张又一张的学习卡片。这时电话响了，是凯特琳打来的。差不多每隔一个周末，我们就会在费城与罗利市之间来回跑一趟，前几天我俩刚刚在一起度过了周末。我边拿起电话边想着她来电的原因，也许是她刚刚跟我的家人一起吃过晚饭，想跟我说说饭桌上的新鲜事——就算我不在场，凯特琳自己也会跟我的家人一起吃晚饭。也有可能是她刚下班回家，想跟我分享一些趣事——不上课的时候，凯特琳就会去我二姐的服装店里打打工，或者帮忙照看一下我那3岁的小外甥女，安·玛丽。不管什么话题，和凯特琳的每次通话都让我高兴。
然而这次，电话一接起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
“喂，我们俩得好好谈谈了。”短短一句话，听起来却是那么伤心，那么焦躁，与平时的她判若两人。我想她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学业上遇到了什么不顺，或者她的父母或哥哥出了什么事，她们一家人我都很在乎。可接下来她的第二句话，直接把我击倒了：“我想我们俩应该暂时分开一下。”
这一记重击，打得我措手不及。要知道，在我的所有人生规划中，无论哪一条，凯特琳都位列其中。难道她不知道吗？还是我疏忽了，没有告诉过她这一点？我需要她的陪伴，我离不开她，我曾以为，我曾假定，她早就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也曾以为她也离不开我，她也需要我的陪伴。一时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憋了半天，到最后，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那好吧”。接着，我俩谁都没有再说话，只有长时间的沉默。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之所以没有追问凯特琳为什么要暂时跟我分开，是因为我心里早就知道原因了，只是不想听到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的超级专注力就好像鱼雷，只会直来直去、一往无前、无暇他顾，这种特质一直都是我能取得一些成绩的最得力帮手，并且在将来同样会继续助我有所作为。不过，在凯特琳的身上，我的这种专注力却给予得太少太少了。
后来，还是凯特琳自己打破了我们之间那怪异的沉默，她说：“我想我俩应该暂时分开一下，因为对你来说，我并不那么重要。”
我知道凯特琳在说什么，但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想：
目前这一切你是都知道的啊。你知道我现在这样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也知道我们俩未来的共同计划。过去3年来，我们不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尽管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两人距离很远，那时我在乔治敦大学，你在罗利市，开车要4个小时，但我们还是想办法保持了亲密美好的关系，共度了人生中一些最最快乐的时光。我去英国读硕士，一走就是一整年，那时候我拼了命地学习，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目的就是早点回国，回到你身边。而这2年来，我一直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学习，从费城开车到罗利市要7个小时。这些年来，我是总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要考虑，但我几乎总是把你放在了首要位置。你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现在说分手？上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了？
但当时我过于惊慌失措，上面心里想的那些话，一句也没说出来，甚至连一句辩解也没有，我就那样一直沉默着，这似乎只是在刺激她尽快把事情了断。我的惊慌失措和沉默无语，其实也正反映出我俩平时的交流是不够深入的，而这可能正是导致凯特琳要跟我分手的首要原因。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的，我们就挂断了电话。
挂完电话，这时的我反倒不再沉默了，我自言自语地大声问自己：“啊？就这么算了？不想再争取一下了吗？”我让自己沉迷在一种童话般的信念中，相信一切问题到最后都会找到解决办法。如果真有“缘分”这种事，那么我们以后总会找到机会和好，重新回到彼此身边的，而现在显然时候未到。至少当时我是这么宽慰自己的，这样可以少点痛苦。那时的我，年轻、健康，而且特别一根筋，总以为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不用有所行动，坐等其成就行了。
等我终于缓过神来，我对分手之事做出了反应，而我采取的应对策略，还是当初制造问题的那种方式。我变得比以前更加专注，更加努力地学习，在医院里的工作时间也变得更长了。我更加拼命地健身，想变成一头更猛的“猛兽”。我一刻也不想安静下来，免得让自己有空去面对分手的事实。只要我跑得足够快，就能够把痛苦甩在身后。
2个月后，凯特琳的到来，让我再也无法逃避。当时她来费城看望自己的父母，顺便约我一起吃了个晚饭。饭后她跟我说，要是我愿意再度以她为重，她还是可以跟我和好的。那时我还在伤心难过，并且陷入了这样一种心态，即如果我们真的有缘分，那么等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和好。过去几个月来，我在学业和工作上的超级专注，已经让我在其他方面的感觉变得麻木了，我意识不到其实自己心里还装着凯特琳，所以我拒绝了她。时间还有的是，于是我转头又把我的超级专注力放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但能让我视而不见、强词夺理或者说能让我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生活在继续前行，死亡也没有停止脚步，生与死都不会在意我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这种自欺欺人的需求。
过了一个星期，一位60多岁的女士被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她瘦瘦的，但样子看上去还挺健康，有典型的卒中症状。那天早上，我恰好和一个负责卒中的住院医师在一起。寻呼机一响，我们就一路沿着走廊跑到急诊室，是真的在跑。患者的言语已经模糊不清，身体右侧也已偏瘫，我们急忙先把她送去做CT（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
情况很严重。住院医师对患者和她的丈夫说：“有一种药物，如果能在发病后立刻用上，是有可能缓解一些症状的。但这个药物有潜在的严重副作用，如果使用的话，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个住院医师详细地跟他们说明都会有哪些风险。医生的意思很清楚：如果决定用那个药，就得尽快下决心。这个决定事关重大，因为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我们走出病房，好让患者夫妇私下商量一下。后来，患者的丈夫走了出来，说他们决定接受用药治疗，我们立即开始行动，准备给患者输液。
我坐在患者的床边观察着，看看有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其实，我不只是在观察，心里还充满希望地为她祈祷着。输液开始后的第一分钟过得好慢好慢，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接着，患者的状态就出现了变化，但不是变好而是变坏了，而且是急剧恶化。她的言语已经完全含糊不清了。这表明患者正在经历治疗的并发症，也就是颅内出血，这种并发症虽然少见，但也在预料之中。她的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我们立刻停止输液，开始想方设法抢救她的生命。我们把床整个摇得直立起来，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药物，还与神经外科医生会诊，讨论紧急开颅手术的可行性，还有我们无数的祈祷和希望。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她还是在3小时后去世了。这种结果虽然少见但确实风险已知，而且我们事先也告知了患者和她的丈夫。即便如此，我们心里仍然十分难过。
那一年我25岁，就这样失去了“我的”第一个患者。我走出房间，眼里含着泪水。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这句口头禅虽然已是陈词滥调，但它反映的却是一种实情，而且还没有反映出全部的实情，真实情况要远比这句口头禅还要严重。没错，一旦那个患者开始出现药物治疗的罕见并发症，我们确实就无能为力了；但假如一开始我们不给她使用那个药物治疗，那么她也许还能活下来，虽然可能会留下一些身心上的严重残疾。这个教训太沉痛了，尤其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这种人，总把“干事”当成生活的中心，总是想着要去“干点什么事”，直到“干事”成为生活的全部，排挤掉了所有其他的一切。
我的工作观念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根本信念，那就是如果我做的事情是对的，而且我做得足够努力，那么这种“对的事情”最后就一定会成功。在我看来，一场战争，往往在第一场战斗开始之前就胜负已定。如果我在冬天和春天能坚持健身和训练场上的苦练，那么当赛季来临，我就能获得首发位置并赢得比赛。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迄今为止，多数时候这个道理在我身上都得到了应验。
母亲的去世，让我看到上述那个道理未必总是对的。我在医学院里所学的关于遗传、健康和疾病的各种课程，也让我更加看清了这一点。不过，还是在这个患者去世的那一瞬间，我才一下子意识到（就像大部分人突然大彻大悟的一刹那），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难道这个患者就活该倒霉，碰上这种罕见却致命的药物不良反应？如果一切事情都事出有因的话，那么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要给这位患者的丈夫上的珍贵一课，而这一课的代价就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自己面前死去。对这种凡事皆事出有因的说法，我并不认同。随后，悲伤的情绪令我的思绪继续飞扬，去寻找更多的例证，来证明这种说法没有道理：那些因为基因突变而死亡的人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要知道，基因突变是在受孕之时随机发生的。难道这些致命的基因突变也是神明的安排，也是为了给死者痛苦的家人们再上一课？还有，那些在孤儿院中独自死去的婴儿们，谁又能从他们的死亡中上一课呢？这起无谓的急诊室死亡事件，让我瞬间明白，不能仅仅因为我工作努力了，决定也做对了，也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了，就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上天的庇佑，所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原有的那种信念，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灭了！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人生之事，并非总如人愿。也许我老早就该意识到这一点。在潜意识里我也知道，在对待我和凯特琳的关系上，我也需要好好上一课，反省一下。但我控制着自己，尽量先不去想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