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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一书，马丁·泽利格和塞巴斯蒂安·萨维尼亚尼把它作为他们发起的当前讨论的起点。 [1] 作为作者，我有两点意见。首先，从销量来看，这虽然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但迄今为止仍然是我最成功的作品。其次，我想原因可能在于该书不寻常的效果史：该书包含了对“公共领域”的社会历史和概念历史的描述，这引起了许多批评，但也为更广泛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个历史方向的问题，并非我们在这里的主题。但对社会科学来说，公共领域的政治概念因此被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背景中。在此之前，在“公共舆论”的概念领域中，这个术语的使用非常不明确。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以来，民意测验也在记录公共舆论。如今，从社会学上来理解，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中，公共领域所处的位置介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因此，公共领域在功能上有助于社会整合，尤其有助于在政治上对公民进行整合。 [2] 尽管我意识到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功能不仅仅是帮助宪政国家进行民主决策 [3] ，但我后来也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处理这个话题 [4] 。在本文中，我也会从这样一种功能开始探讨，即公共领域在捍卫持续存在的民主共同体的过程中，实施了这一功能。
我将：（1）首先讨论规范性理论和实证性理论之间的关系。（2）然后解释一旦在个体化和多元化社会的条件下实现了制度化，我们为什么就应该以及如何从协商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过程。（3）最后，回顾一下容易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民主的难得一遇的稳定条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直是一项社会历史研究的初步工作，我概述了数字化变革对媒体构成的挑战，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4）数字化通信技术的进步最初促成了边界的逐渐消失，但也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分裂。在编辑性公共领域之外，新媒体平台还创造了一个交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听众和观众可以自发地扮演作者的角色。（5）我们可以从一项关于扩大的媒体服务使用的纵向调查结果中看出新媒体的影响力。虽然互联网的使用在过去20年里迅速扩张，电视和广播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其份额，但印刷报纸和杂志的消费量却在急剧下降。（6）新媒体的兴起是在对网络通信进行商业开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几乎不受管制。一方面，这有可能使负责的职业群体如传统报纸出版商和记者失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一种半公开的、零碎的和循环的交往形式似乎在社交媒体的专属用户那里得到了肯定，这使他们对政治公共领域本身的感知发生了改变。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公民来说，使他们形成舆论和意志的协商模式的一个重要主观前提，或多或少会受到威胁。
[1] M. Seeliger, S. Sevignani (Hg.), Ein erneut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Leviathan. Sonderband 37) , Baden-Baden 2021.
[2] 参见：B. Peters, Die Integratio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 Frankfurt / M.1993, sowie ders., »On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ublic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 Wessler (Hg.),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ublic Culture. The Writings of Bernard Peters , London 2008,134-159. 也可参见：H. Wessler, Habermas and the Media , Cambridge 2018.
[3] 关于政治和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参见：J. Habermas, »Warum nicht lesen?«, in: F. Wagner, K. Raabe (Hg.), Warum Lesen , Berlin 2020, 99-123.
[4] 关于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中的作用的章节，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后一章中的考虑相联系，尤其是与1990年新版本的导言，参见：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 Frankfurt / M. 1992, 399-467; der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62], Frankfurt / M. 1990. 最新研究资料，参见：J. Habermas, »Hat die Demokratie noch eine epistemische Funktion? Empirische Forschung und normative Theorie«, in: ders., Ach Europa , Frankfurt / M. 2008, 177-191. 转载于：ders., Philosophische Texte. Studienausgabe in fünf Bänden , Frankfurt / M. 2009, Bd. 4: Politische Theorie , 87-139 (= 200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