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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原始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呼声富有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这种没有歌词且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
（1）原始诗歌的形式
①简单的、表意的和有节奏的呼声或叹声。
②诗乐舞一体。
（2）原始诗歌的内容
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包括渔猎、畜牧和耕种等生活内容，同时还有对自然现象的描述。
（1）产生时间
散文的产生要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
（2）特点
简短、精炼，便于记诵，富于节奏和韵调，有诗的味道。韵语部分，语言旋律最自然、音乐性最强烈、词意最精粹。
周代以前，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原始宗教气氛，各种文艺形式主要是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而出现的。
（1）商代最伟大的文化发明是甲骨文字。甲骨文字是基本规范化了的汉字的初期代表，从现存的甲骨文来看，其不但有记事文字，也有韵语，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
（2）商周之际出现的《易》卦爻辞，便产生于巫官的占卜活动中，其中也有不少韵语。
（3）民间的巫术祭祀活动普遍采取歌舞音乐的形式，其中就诞生和传承了不少歌谣和神话传说。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葛天氏之乐”。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的诗歌形态。
（4）直接从事甲骨文字载录工作的人是最早的史官。其掌握了文字的知识，逐渐开始记录、编纂典册，形成了历史。
（1）从西周时开始，史官逐渐开始记录社会事件。
（2）春秋时期，大部分诸侯国都有专责记事的史官，甚至一些大夫还有自己的家史。
①现存的《春秋》一书就是在鲁国史官载录的基础上删削编订的。
②《左传》《国语》等书的原始材料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③史官在春秋时期已发展了多种史录系统，以应对不同的文化需要。
④史官的载录越来越理性化，主要以批判社会和“立言”的方式参与到新的理性文化建设之中来。
（3）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官学之外，私学开始发展、兴盛。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疲于奔命，因而特别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之风大盛，士的地位也空前提高。
（1）一些有学识、有理想的人通过招徒授学和切磋讨论，成一家之说。中国文化史进入了诸子时代。
（2）很多学派都有经典文献流传于世，如儒家之《孟子》、道家之《庄子》、墨家之《墨子》、纵横家之《战国策》等，都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一些士人聚集在有权势的贵族门下，共同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门人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门人编《吕氏春秋》等。
（4）策士在战国时代十分活跃，在各种险恶诡秘的政治环境中，策士们发展了游说技巧，从而促进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创造出极富文采的《战国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士人成了文化创造、传承的主角，这对文化的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公元前21世纪，具有国家性质的夏王朝在大禹联合各部落治理洪水后诞生。夏禹传位其子启，昭示着家天下一统国家的开启。治水为各部落联盟的集中带来了契机，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生产力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对夏代国家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
（2）公元前17世纪殷商取代夏，文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甲骨系统文字的形成即是一个标志。此外，较之夏，商代已是相当成熟的青铜时代，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和完备。
（3）作为初期王权统治，无论夏商，都还带有从原始部落向集权社会过渡的痕迹。夏商文化正是在这从原始向文明过渡的时段展开。一方面，其文字除了记录占卜，也开始用来记录文诰训命。另一方面，时人仍被神灵观念所支配，随着地上王权的集中和提升，神灵世界也出现了祖帝一元神——帝，并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一个巫风盛行的时代，隆祭祀，重占卜，歌舞娱神。“巫”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担当的正是取悦神灵、探知神意的职责，近代大量出土的卜甲卜骨更是其信奉神意的见证。
（4）此时的文学即与祭歌巫舞和卜筮占断相伴共存。《诗经》中《商颂》6篇，多属祭祀乐章，其对先王的拜祀，以歌舞崇事神灵的文化，尚武尚威的精神，仍留有当年殷商乐舞的印记。巫祝文学留下书面文本的主要作品，是殷商时书于甲骨的占卜记录和刻于礼器的铜器铭文。此外，《周易》中的卦爻辞虽属周人创制和使用，但它们中的主要部分是产生在先周时期和殷周之交，作为占筮之辞，仍属巫祝文学的范畴。
（1）礼乐文化
公元前11世纪，周人取代殷商入主中原，建立了周王朝。在这“小邦周”征服“大邦殷”的历史变故中，周人对神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如何统领和维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四方之众的思考中，周人也渐趋成熟。于是，宗教、政治、文化的改革在入周之后的数十年间全面展开。
①宗教方面，周人用天命观改造了殷人的祖帝崇拜，迈出了从神治走向人治的第一步。
②政治方面，周人以殷亡为鉴戒，以“蕃屏”周室、维系四方为旨归，通过大举分封，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体系，其中包括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世袭制和余子分封的分封制，由此确立了大宗小宗的关系和区别。确立宗主地位，维持好亲疏尊卑的伦理关系，对于周王朝的稳定至为关键和重要。
③文化方面，周人通过制礼作乐来更好地维系大小宗式的分封制。周人所制之“礼”，不同于前代事神之“礼”的根本即在于将其仪式化，等级化，且必有“乐”与之配合，不但所祀对象因身份而别，对于祭祀中的用牲、用器、用乐等等，也都规定琐细；更进一步，周人之“礼”又由祭祀之仪扩展为各种活动、交往的礼仪和日常服御，从而建立起周人所特有的礼制规范。
（2）西周春秋文学
礼乐文化决定了与歌乐舞蹈相伴的音乐文学的发达，《诗经》就是它的产物。《诗经》中的许多篇目本身就是礼乐之乐。王朝及列国对于歌诗的采集，仪式歌诗以抒情的设置，陈诗以观风的制度，诵诗以言志的风习，习诗以冶性的教化，乃至最终300篇的编定，既是礼乐文化的需要，也是它的结果。
（1）百家争鸣
①诸子百家的兴盛与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宗法政治和礼乐文化是周人创造的文明奇迹，但终究经不住生产力提高、私有制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变动对它的瓦解。由春秋到战国，由邦国到私家，土地买卖业已出现，“王土”实际上已为列国甚至私人所有。春秋间打着“保王”“尊王攘夷”旗号的征伐之役，实际上是诸侯间扩疆辟土的争霸之战，于是生出“春秋五霸”。与此同时，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内部也屡屡发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僭越和忤逆。
②进入战国后，周天子的一统已名存实亡，各列国内部的权力之争更加激烈，取得政权的新兴势力在国内纷纷实行变法图强，终至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胜的战国格局。固有礼法被打破，列国竞争中选贤授能所带来的“布衣卿相”“礼贤下士”等，激发了人们的进取心、创造力和思维的活跃。因此，战国是一个理性精神空前张扬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思想体系的时代，此时已经相对独立的“学士”担当了它的“主角”。起源于春秋后期、兴盛于战国时代的讲学授徒之风，为人们知古察今、揣摩道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当时希望进身仕途、有为社会者，几乎无不始于投奔师门。私学师门之多，师承来源之异，个人趣尚之别，形成家门学派的不同。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九流”“十家”，儒家的孔、孟、荀，道家的老、庄、列，法家的申、慎、韩，还有墨家的墨子，名家的邓析、尹文、公孙龙和惠子，纵横家的苏子和张子，此外还有兵家的孙子等，可谓流派纷呈，思想家荟萃，共同营造出春秋战国学术的辉煌。
（2）影响
百家争鸣，带来了文籍著述的空前丰收和散文艺术的全面成熟。春秋末期即开始有私家著述之举，《老子》《孙子》的雏形或已问世或流传，而自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孔子言论行事以成《论语》，其后各家诸子更是大兴著书立说之风，于是诸子之书遍天下。经秦火后由汉人所收集、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尚有100种以上。作为借著述以阐明推广学说的自觉行为，这些散文有意加强文字的润色和说理技巧，也就大大提高了表达水平，其中著名的如《老子》《孙子》《墨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就颇具文学色彩。这些散文大多凸显自家风格，从而创造了战国诸子丰富多彩的盛大景观。
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各家学派也开始理性地审视艺术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并在各自的学术框架内提出了不同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其中儒家和道家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最大。
（1）兴观群怨
孔子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①孔子认为，通过诗歌形象唤起或传达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最终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这就是“兴”。
②诗歌还可以“观风俗之盛衰”，帮助我们认识现实，这就是“观”。
③诗歌还反映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从而使人达到一种社会认同感，这就是“群”。
④人们可以利用诗歌对统治者的败德和恶政进行讽刺，这就是“怨”。
孔子的“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文学纲领，强调文学的感悟功用、认识功用、教育功用和批判功用。
（2）温柔敦厚
①善的思想倾向在儒家看来非常重要，如孔子在论述《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诗经》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思想情感倾向。
②文学风格上，儒家提倡“温柔敦厚”，不赞成过分地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③儒家推崇温润和谐、端庄朴素的文风，尤其是在讽谏时，常常自觉采用一种委婉的文学手法，或是借用典故来表达对现实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和之美”。
（1）自然
①道家学派以自然为人类理想的极致，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文艺的目的就应该是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以达成对“万物之理”的体认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②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价值。在其影响下，肯定人的自然性情，反对矫饰、做作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2）平淡
道家将“平淡”看作是自然性情的极致。
①《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庄子·刻意》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只有平平淡淡，才能接近“道”的本体——“无”。
②认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要在外在形式上达到不露人工的痕迹，要显出天然朴素的风格，“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③文学形式的平淡是以语言的平易为特征的。庄子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手段，不是文学的目的。为了克服语言对传情达意的负面影响，就应该尽量淡化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显现程度。用最平淡最自然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则能容纳更为丰富的意蕴。
儒家文学思想和道家文学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1）儒家鼓励文学走向社会人生，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学成了中国传统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在形式上推崇端庄雅正、温柔敦厚的风格，讲求规矩法度。
（2）道家主张文学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在宇宙自然中寻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其内容主要表达由领悟自然而得到的欣喜。在形式上，道家文学既能表现为冲淡清幽的意境，又能表现为恣意放达的兴味。
正是在儒、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下，中国文学才显得意蕴丰厚、摇曳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