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谈

我十岁的时候，革命军在武汉起义，不几天，全国响应，三四个月的工夫，便把清室推翻，民国造起。我那时耳中听见的不是推翻清室，就是创造共和。我便问我的先生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清室，创造共和呢？”我的先生回答道：“清朝是个专制政体，那些王公大人，都要仗它的势力来欺压平民，平民受他们的欺负，谁也不敢作声。共和国却是不然，以前那些什么阶级、什么贵族，都完全消灭了，凡是中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个个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我比你尊、你比我卑的。”我那时听到这番话，欢喜得了不得。朝夕馨香祷祝盼望那中华民国快快地成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现在已经是民国八年了！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国里，那些专制时代的阶级制度是否已经铲除？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是否有那平等的观念？我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急急地就下一个断语。闲着无事，我且说几件事情给诸位听听罢。一天，我坐了一乘东洋车，到北京的东城去访一个朋友。走到一条十字街上，我的车夫打算岔过去，不料那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看见我的车走近了，便举起一只手对着我的车夫大喝道：“停下来！现在停止交通，你还不知道吗？”车夫听见了这话，吓得连忙往后退。我那时好不疑惑，想道：真是奇怪，别的街上都是车马喧闹，为什么这条街要停止交通呢？想了好一会儿，总想不出。不多一时，接着来的车也多了。有的是东洋车，有的是马车，还有一二辆汽车，可是一个一个都被那警察喝退，不敢过去。再看我对面那条街上，停的车也不少，都是不能过来。正在那个时候，我忽然听着马蹄的声音！接着来了几十个马队，都是带着枪、挂着刀，其中几个胸前挂着徽章、帽上插着羽毛的兵的后面是一部马车，那车的左边、右边、后边都有些马队保护着，所以我也看不仔细那车的样子同那车的里面坐的是谁。这些兵走完了，走远了，我的车才可以过去。过了这条街，不多路，就到我朋友那儿了。我一进门，那朋友就问我道：“你来的时候，路上看见大总统的礼舆没有？”我这时才恍然大悟。一面回答我朋友道礼舆是看见的，一面笑道：“原来我们大总统经过的路线，是要断绝交通的！”

又有一天——那时我们学校已放暑假，我住在上海——我有事要从上海到南京去。当时就搭那沪宁火车起程，一路到了武进，我又看见一件奇事。就是那车站月台上，穿马褂、戴礼帽的人有五六十个，还有一排兵、十几个军乐队的，合拢起来，有四五十人的光景。我那时又感到莫名其妙了。恰好我的车里，有几位是从武进上车的，我便一五一十地问他们。其中有一个对我说道：“今天我们这儿的县知事，有事要到南京去见省长，那些穿马褂、戴礼帽的人，有的是衙门的科员，有的是本地的绅士，都是来送他老人家起程的。”我听了这话，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一面谢谢那人，一面又去看那些戴礼帽、穿马褂的人的动作，只看见这五六十人中，有两个马褂穿得最漂亮的站在车前，同那车里的县知事说话。其余的人，有的是噤若寒蝉，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有的是眉飞色舞，顾盼自喜，好像他今天来送县知事，是他一生无上的荣耀似的。不多时，汽笛响了，车也慢慢地开了。那一排兵当中，有个带指挥刀的，便喊了一声“立正！……举枪”，那十几个军乐队的人也就打起鼓、吹起号来了；再看那些戴礼帽、穿马褂的人，一个个都脱了礼帽，对着那县知事的车鞠躬。那月台的外面，聚的乡民至少也有二百，想必都是来看热闹的。我看了这般情形，实在觉得可笑，想道：看不出小小的一个县知事，出来还有这么大的威风！

又有一天，我同一个审判厅的朋友在北京街上散步。忽然远远地来了一个人，他看见我们走近了，忽然跑到路旁边站住，我再看他的时候，他的头已经低下来了，腰也弯下来了。我看见这个人的情形，不觉暗暗称奇。当下走过了那人，我就问我的朋友道：“刚才那个人，同我们并不认识，为什么要对我们行那清朝下司见上官的礼呢？”我的朋友回答说：“你不知道，他是我们厅里的听差，方才看见我走过，所以如此。”我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怎样贵厅还有那种陋规呢？”我的朋友道：“这原是清朝的规矩，不过现在没有更改就是了！”我听了这个话，为之咨嗟叹息不置。

又有一天，我一个人离了学堂，跑到海甸去买东西。海甸有个书店，叫做竞进书社。我买完了东西，就跑到书店里面去看看。恰好那个时候，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我看见这个人的装束，就觉得他有点奇怪，原来他的头上戴的是一顶瓜皮帽，帽上还缝了一个蓝水晶的顶子，他的眼睛上戴了一副圆而且大的玳瑁边眼镜，身上穿的是一件紫色的呢袍，外边还束上一条纺绸的腰带。再看他的脚上，更是妙不可言，他穿的不是布鞋，不是皮鞋，是一双长筒高底的灰黑色绒靴。他一走进店，便问店里的伙计道：“你们这儿有《四书味根录》卖没有？”伙计听罢，便回答道：“那部书我们这儿有没有不一定，好歹你坐一会儿，让我看一看罢。”伙计说罢，就在那书架边上上下下地乱找，一会儿，只听得他大声说道：“有了！价钱是大洋八毛。”这位客人听见了，说道：“什么好宝贝，要卖八毛钱！拿来给我看看罢。”他打开那书，翻了一会儿，便道：“给你两毛小洋，你卖不卖？”那个伙计听了，哼了一声，道：“你真是！……告诉你罢，我们这儿是书店，不讨虚价的。”那个客人听了，登时勃然变色，拍桌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们这般下贱的市侩在我老爷面前，居然敢这样胡言乱道！真是可恶！”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店里的掌柜从里面跑出来了。他看见这位客人正发雷霆之怒，便向前赔礼道：“您老人家不要生气了，我们这个伙计，初到店里，不懂规矩，实在唐突得很，请您老人家海量包涵罢。”那掌柜运他的如簧之舌，居然把那位客人说得转怒为喜。后来那位客人走了，我便问那掌柜道：“你们这儿的伙计，又没有说错话，怎么那位客人要那样大怒呢？”掌柜道：“你有所不知，刚才来的那位客人，我素来知道的。他在清朝的时候，是个什么七品小京官，平常人家称呼他，不是老爷，就是大人。他素来是受惯人家恭维的，今天跑来，我们这儿的伙计忽然称他为‘你’，这也难怪他生气啊。”我道：“‘你’字又不是个贱称，他又何必生气呢？”掌柜道：“贵省的风俗，我是不知道；单说我们这儿，对着人称呼他为‘你’，人家总不大愿意的。所以我们对着人，不说你怎么样，说您怎么样，或者说您老人家怎么样，为的是恭敬的意思。”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道：“北京真是不愧为帝王之都，连称呼都有尊卑之别咧！”

诸君，我举的这件事，不过单就我个人观察到的写出来。诸君看一看，想一想，就知道中国的人是否有平等的思想了，中国的阶级制度是否已经铲除了。唉！民国已经八年了，社会上的情形，还是同那专制时代无异，你说可痛不可痛呢？

有的人说：“人是不能平等的，因为人的价值有高低之分，那价值高的人所受的待遇，自然要比那价值低的人厚些。譬如大总统罢，他的价值自然比那‘灶婢厮养’高些，所以他受的待遇也应该比那‘灶婢厮养’厚些。这样看起来，世上的人，哪会平等呢？”我道：“这个话是错的，因为人的价值，只有有无之分，并无高低之别。”怎么叫做有价值的人呢？我可不要思索，回答他道：“凡是劳工（蔡孑民先生说：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都是有价值的，凡不是劳工，都是无价值的。所以为国多劳的大总统，勤于其职之总长，是有价值的，那街上来来往往的车夫，那善于煮饭做菜的灶婢，也是有价值的。并且，他们的价值是一样的，是同等的。何以呢？人是个群居的动物，总要互相扶助，互相爱护，才可生存，不然就要灭亡。所以车夫和大总统，在社会上，是同样地要紧；不能说此轻彼重，此当尊敬而彼应卑视。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人，大总统也好，省长、督军也好，他要是不能离群索居，遗世独立，他就不能说，他的价值比别人高些。这个道理，是浅而易见的。所以据我看起来，无论哪一种劳工，都应该受同等的待遇。对着大总统，不必行那下司见上官的礼节，对着挑粪桶的人，不要作那上官叱下司的口气，因为他们是平等的。”

问的人说：“你说人的价值有有无之分，那有价值的人受社会的待遇，自然要比那无价值的人厚些。这样说来，人不是还不能平等吗？”我听了这话，捧腹大笑道：“这个问题，让我们子孙的子孙去讨论罢！谁看见社会待那有价值的清道夫，比那无价值的卖国营私的官吏厚些来！”

又有人说：“世上的人，贫富不均，富人有钱，便可役使贫民，贫民受他的役使，莫敢谁何。所以据我看起来，贫富的阶级不除，人是不能平等的。”我道：“现在社会主义没有盛行，所以贫富不均，可是将来总会到那均产的时候。我们回过来，就说现在的话罢，役使由他役使，贫富依然是平等的。富的人休想：‘我有金钱，我比那贫民总要高些。’贫民也不要自馁，说：‘我们这样地穷苦，哪能比得上富人。’因为贫富是桩偶然的事，断断不能改变人的等级。”

我说到这儿，差不多也无话可说了。我的学问很低，阅历很浅，原够不上谈论这个问题；不过我对于这件事情，感触很多，不由我不说两句。挂一漏万，论此遗彼，我知道一定是不能免的了。

现在我把一个名字叫做普赖斯的美国人的话翻译出来，做我这篇《平等谈》的结论。

美国的人，对于他的同类，都说是和他平等的。就是像斯提华（Stewart）、樊豆皮特（Uanderbi lt）那么大的富豪，威不斯得（M ebster）同彼秋（Belcher）那么大的演说家，格兰特（Gravt）那么勇的兵卒，爱姆孙（E merson）那么著名的文学家，还有那美国的大总统，美国人也是把他作一样的看待。

这几个人，美国人也羡慕他们，恭敬他们，钦佩他们，但是美国人绝不说：“这几个人的血和肉，同别的人不同。”美国人因为崇敬这几个人，有的时候，也跑去看他们，或者和他们握手；但是美国人绝不对这几个人鞠躬请安，或者对他们说些恭维的话，或者待他们如美瓷，而自视如土器。”

这是先进国的真精神，我们快学罢！

（载《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