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类克夫妇的三本新书（书评）

Sheldon Glueck and Eleanor T.Glueck， 500 Criminal Career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30，365 pages.

Sheldon Glueck and Eleanor T.Glueck， One Thousand Juvenile Delinqu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341 pages.

Sheldon Glueck and Eleanor T.Glueck， Five Hundred Delinquents Women .New York：Alfred A.Knopf，1934，539 pages.

在最近数年内，美国研究犯罪学的人，最有贡献的，除萧克利佛（Clifford R.Shaw）之外，就要推格类克夫妇了。萧克利佛的贡献，我在图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已有一文介绍。他的长处在于用个案方法研究罪犯，因而发现犯罪的原因。格类克夫妇虽然也用个案方法，但他们书中最有价值的材料，却是用统计方法得来的。

格类克夫妇的三本书，我在这儿要介绍的，不过是他们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开始。以后他们大约还有新书问世，报告他们研究波士顿城的犯罪情形，因为格类克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研究波士顿城的犯罪情形，可谓就地取材，最方便不过了。不过这儿所提到的三本书，除却1 000个幼年罪犯的材料是取自波士顿城外，其余两本书的材料，都是从麻省的感化院中搜集而来的，研究的对象并不限于波士顿城中的罪人。

这些罪人——500个男犯、1 000个幼年罪犯、500个女犯——为什么会犯罪，乃是格类克夫妇所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先去搜集一些关于这些罪人的材料，然后以这些材料来与普通的人口比较。关于罪人的材料，他们搜集到的很多，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罪人本身的特质，二为罪人环境的状况。关于罪人本身的特质，我们可以“智慧”的测量来作例子。在1 000个幼年罪犯之中，（一）智慧在中等或中等以上（智慧商数在91分以上）的，占41.6 %，但麻省的小学儿童，智慧在这个标准以上的，却占79.0 %；（二）罪犯中迟钝（智慧商数自81分至90分）的，占28.2 %，普通小学儿童中，只占14.0 %；（三）罪犯中智慧介乎普通人与低能之间（智慧商数自71分至80分）的，占17.1 %，普通小学儿童中，只占5.5 %；（四）罪犯中低能（智慧商数在70分以下）者占13.1 %，普通小学儿童中，只占1.5 %。从这一点统计中，我们可以知道幼年罪犯的平均智慧，较之普通小学儿童为低。对于罪人本身的别种特质，如年龄、国别、宗教、教育程度、习惯等，格类克夫妇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拿罪人与普通人口比较，以视其差异所在。关于罪人环境的状况，格类克夫妇也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我们可以“家庭经济”的调查为例。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良好与否，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可看母亲是否在外工作以为断。上面所说的1 000个幼年罪犯，母亲在外工作的，占58.5 %；另外还有41.5 %，虽不在外工作，但也用别种方法生利，以加增家庭的收入。但据美国1920年的人口清查，全国已结婚的女子，在外工作的，只占9.9 %。从这一点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幼年罪犯所出身的家庭，平均要比普通的家庭格外贫困。关于罪人环境中的别种状况，格类克夫妇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搜集材料，来与普通的人口比较。

格类克夫妇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犯罪原因，已较一般犯罪学者略胜一筹。普通用统计方法去研究罪犯的人，每每不知以所搜集到关于罪犯的材料，去与普通的人口比较。结果即使作者把所有的材料用表用图表示出来，我们也不能明了这些图表的意义。譬如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某地的罪犯，穷人占60 %，这种事实，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某地人口所以犯罪的原因，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某地的普通人口，穷人到底占百分之几。假如某地的普通人口，穷人也占60 %，那么罪人中穷人也占60 %，正是理所当然，穷困并不能算作犯罪的一个元素。反是，普通人口中，穷人只占20 %，而罪人中穷人却占60 %，那么穷困便成为犯罪的一个元素了。根据这种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格类克夫妇所用的方法，是比较进步的，是能发现新智识的。

不过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有缺点。苏善兰（Edwin H.Sutherland）教授在他的名著《犯罪学原理》（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于这种方法有很切当的批评，我们可顺便在这儿介绍一下，以为利用统计方法者的参考。

苏善兰教授用统计方法，比较罪人与普通人口的特质及环境，对于犯罪学虽有相当的贡献，但这种方法的本身也有五种缺点。第一，罪人与囚犯不同，罪人入狱，始为囚犯，但罪人中也有许多是逍遥法外的。我们现在研究罪人，每以囚犯为代表，但囚犯是否可作全体罪人的代表，是一疑问。第二，关于罪人的材料，有许多是不易搜集的，普通的人，研究罪人的方法，每先作一调查表，然后拿调查表去与罪人谈话，谈话的所得，便当为事实看待。其实用这种方法去搜集罪人的材料，关于种族、性别、年龄等，也许不成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事实。但如涉及家庭、父母职业及品格、邻里的风气等，便难得到正确的材料了。假如原料是不可靠的，那么根据这些原料所制出的图表，也连带的不可靠了。第三，罪人的材料，既须与普通人口比较，始有意义，但普通人口的材料，至为缺乏，所以研究者每每有想与普通人口比较而无从比较之苦。关于此点，格类克夫妇在他们的三本书中，也不能把这种困难免去。譬如父母对于子女的约束，是严厉抑或宽弛，与子女的行为颇有关系。此类材料，研究罪人时，如多费些时力，不难得到，可是普通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约束，其情形如何，便不得而知，于是关于此点，罪人的家庭与普通人口的家庭，便不能作比较了。这种缺点，在目前几乎是没有方法可以补救的。第四，统计方法，不能表示犯罪的机构。如上面所述，幼年罪犯的智慧，较之普通儿童为低，但智慧低的人，何以便易犯罪，此中关联何在，单看此种统计，并不能使人明了。第五，此种方法，对于“反例”，并无解释。反例便是与结论相反的例子。譬如上面所述，低能者较易犯罪，故低能者中如有犯罪的，这种例子，便算“正例”。但是低能者中也有不犯罪的，这便是“反例”了。此外如天才中亦有犯罪的，也是一种“反例”。像这一类的例子，统计方法便不能解释。所以研究犯罪学，不能专靠统计方法，还要用别种方法来补充它。

犯罪学一名词，照狭义说，只研究犯罪的原因，照广义说，也包括刑罚学。格类克夫妇这三本书的特殊贡献，并非对于犯罪的原因有新发明，而是对于刑罚学有新指示。以前的人，对于罪人入狱后的生活及其出狱后的活动，很少注意。格类克夫妇在这三本书内，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现在对付罪人的机关，旧的如监狱之类，暂且不谈，便是新的机关及制度，如感化院，如幼年法庭，如假释，如缓刑，从成绩上看去，都是一个大失败。他们所以下这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500个男犯、1 000个幼年罪犯、500个女犯，在刑罚期满之后五年，大多数还没有改邪归正，依旧过他们旧日非法的生活。拿500个男犯来说，在刑罚期满之后五年，有80 %依旧犯罪。拿1 000个幼年罪犯来说，在他们刑罚期满之后五年，有88.2 %依旧犯罪。拿500个女犯来说，在她们刑罚期满之后五年，有76.4 %依旧犯罪。

这些犯人，在刑罚期内，并没有能够改变他们的习惯及态度，一朝恢复自由，于是故态复发。从保护社会的观点看去，这些“累犯”，根本便不应当让他们恢复自由。但是犯人之中，刑罚期满后，有改邪归正的，有仍走旧道的，我们有什么方法在恢复这些犯人的自由之前，便可预测他们日后的行为呢？假如我们有一个预测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判断徒刑年限时，在假释时，在缓刑时，便可有一个根据，不致像现在这样凭空推断，以致结果不能满意。格类克夫妇在这三本书内提出一个预测犯人行为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

预测方法的第一步，是研究犯人某种特质与其刑罚期满后行为的关系。今以500个女犯的教育程度与其恢复自由后行为的关系为例。女犯的教育程度，可以分为三组：一为在学校中不落伍的；二为落伍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三为无学校教育的。这三组女犯，在恢复自由五年之后，行为显有不同。在学校中不落伍的女犯，恢复自由后不再犯罪的，占42.4 %；落伍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在同样情形之下，不再犯罪的，只占20.3 %；无学校教育的，在同样情形之下，不再犯罪的，只占13.3 %。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犯人的别种特质与其恢复自由后行为的关系。再举数例如下：

①成功率，指刑期满后五年不再犯罪的百分数。

预测方法的第二步，便是把上列4种元素中最高的成功率加在一起，同时把最低的成功率也加在一起。结果我们得到最高与最低两种分数，即148.7 %与44.5 %。在这两种数目之中，我们可以分为五组。现在便可把每一个女犯，按着她们在这4种元素中所得分数的多寡及其恢复自由后的行为，分列于这五组之中，如下表：

①“向上罪犯”，系指那些罪人，在刑满之后，还是犯过罪的，但在刑满后五年之前一年，已经不再犯罪了。

法官有了这一张表，那么在他判案之先，可以先研究一下他的犯人。假如一个犯人，在上面所说的五点，总分数不到100分的，我们可以预料，这个犯人便是受了几年感化院的训练，恢复自由之后，十成有九成还是要犯罪的。对于这种犯人，就当另想方法了。

关于这些累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对付，格类克夫妇虽然也有意见贡献，但施行后是否有效，还是问题。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为，颇受环境的影响。罪人在感化院中，在别的机关里，即使得到好的训练，一旦回到他那旧的腐败环境中，因为外界的引诱，颇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只在犯人身上想法，而不去改变他们的环境，那么“累犯”问题，大约是无法解决的，何况现在一切处置犯人的机关，对于如何训练犯人，并没有充分尽了他们的职责。美国犯罪学的前辈希勒（William Healy）曾说过：“社会如想改良犯人，先要改良自己。”我们看到近来“累犯”之多，格外相信希勒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载《社会科学（北平）》第1卷第2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