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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开始，我在北大附中开设说理写作课程，希望以写作的方式来培养高中生的批判性思维。这门课断断续续，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在这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对新闻、对社会、对未来的心态也与从前不同了，一些之前可以冷静探讨的话题变得非常容易引起舆论对战。这些都真切地影响到了我的课程。
刚开始的两年，我很强调写作要“表达真实的自己”。那时学生最大的写作障碍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被“应试”框久了，套话成堆，有了自己的想法也不敢说。在持续的鼓励下，学生才能开始向内探索真实自我。但现在的状况很不同，互联网环境在近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几届的学生正是在小屏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手机网络的便捷、短视频在各领域的全面入侵，使我们时刻都能获得资讯，但更难了解完整的资讯。我们看似比之前拥有更广的视野，实际上看到的内容多半雷同，资讯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资讯类别和角度的多样。好比一个动物园，之前的面积很狭小，只有一头羚羊、一只鹤鸵、一匹斑马。现在它扩建了，面积大得很，收纳了一百只动物，但看来看去一百只全是羚羊。与此相对应，观点的发表也变得更容易，想法的交锋简短而快速，很少有人会细致地分析并阐述观点，双方往往在只言片语之后就给对方扣帽子、下判断。同时，人工智能的逐步兴起使我们有了思维的助手，同时也交出了一部分思考的权限。人们似乎容不得自己闲下来仔细思考，就急着获取下一个信息，发表下一条评论。
这些状况也使我必须做出改变，不仅呼唤“真实”，更强调“自控”和“负责”。浸润在大量没有重点，仅为制造对立的网络对骂中，我们见惯了“真实”的喷子，却更难找寻负责的发言。大多数时候，我们难以坐下来严肃且冷静地讨论一个问题、一类现象、一种社会思潮。
有些发言看起来慷慨激昂，情真意切，但批判性思维不仅突出“批判”这一条边，更需要基本的道德、良知和温度才能构成完整的图形。例如，张桂梅老师面对来给她送礼的学生说“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有人立刻质疑：“凭什么看不起家庭主妇？”张桂梅老师面对的是偏远山区这样一个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的环境，她最希望的就是学生们能走出大山、经济独立，不要重蹈母辈那种生孩子、干家务、一辈子无法翻身的覆辙。看到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头来还是生孩子、干家务、无法经济独立，她的气愤完全可以理解。单要从“不重视家务劳动价值”这个角度苛责她，实在让人于心不忍。
有时，在课上学生很戏谑地评价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让人感到非常生气，但反思起来，“娱乐至上”的思维惯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内卷”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们很渴望有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当这个出口成为对严肃问题的娱乐化讨论和不深入思考的公开写作，舆论场就会变得不安全，拓宽的发言渠道逐渐被走成一条窄巷。不论何时我们都需要非常谨慎，以免被抓到任何不经意间露出的破绽，被指摘甚至被网暴。
著名作家张大春曾被提问，什么对写作最有伤害？他回答说：不经思索地说话，以及经常听那些不经思索而发表的谈话。
而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如何进行思考，如何形成观点，如何将观点表达出来，再次合而为一，成为最棘手的事。我回看说理写作课的1.0版本，感到它需要一次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