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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范天，1930年生，湖南省汨罗市人。1954-195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曾任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郑州矿务局副局长、河南省煤炭厅加工利用环保处处长、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院党委书记兼河南煤矿设计工程承包公司经理。
范天资质鲁钝，才疏识浅，无所作为。“回眸一笑”，绝无百媚可生。只用过来人的微笑，来回顾风雨兼程的往事。不留恋于破碎的旧梦，不沉迷于往日幸运的光环，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忠实的笔调，将几十年的概况展现在几十年来相知相近相习的朋友们面前，实为一大快事也，幸甚。
◎战火纷飞志更坚
我家世居湖南省湘阴县黄家塅塅里屋。1935年8月下旬，我进入离家1里多路的鱼岩山初级小学读书，那时天真烂漫，无忧无虑。1937年暑假，我随全家迁往离黄家塅20里之外外婆家，到序贤小学就读。序贤小学是我母亲的母校，著名的老革命家任弼时同志曾是她的同班同学。我们班的级任老师任培范，是徐特立当年在长沙师范时的学生，她讲徐老的故事最受学生欢迎。
1939年9月中旬，学校刚开学不久，听说日军渡过岳阳的新墙河南犯。外公让我们到四五里路外的山冲里去避寇。我那时快满9岁，大人将大床上的蚊帐取下来，连帐竿一起卷成筒状，叫我扛着走。到了祖坟山脚下，忽然敌机来了，飞机的气流扫着竹林喳喳响，机翼上的国旗清楚得很。隆隆炮声昼夜不停，山上的野兽也很不安。记得满舅妈上山时经过一处两边陡壁的山沟时，突然一只受惊疾驰的老虎腾空越顶呼啸而过，人都吓瘫了。地处大路附近的黄家塅塅里屋老家，都被日军烧毁。最为惨绝的是日军对湘阴营田的烧杀，千余人被杀害，房屋烧尽。到9月底，听说日军被赶回到新墙河以北，我们才从山冲里回到外婆家。
1940年冬，我小学毕业后，全家又搬回老家黄家塅。1941年下学期，我考入长沙东乡福临铺附近的开物农校，距家有30里远，就在这个学期相继发生了湘北二次和三次会战。1941年9月17日，日军强渡新墙河。父亲带领全家躲到10余里外的小水峒山上的周姓人家。到山上后，母亲给我们姐弟的夹袄里每人缝了一张一元的钞票和一小包牛皮纸包的食盐（约一两），告诉我们如果跑散了，万不得已时就可以用于暂时维持生活。这次日军侵入长沙后，后面的道路都被我方破坏，敌人被四面包围，遂于9月底败退到新墙河以北。学校于10月中旬恢复上课。
到了冬至前夜，天开始下雪。冬至那天，学校又传日军已过新墙河，急忙疏散学生。那时父亲不在家，家家都忙着上山躲避，母亲正着急，一见我赶回家，大喜，11岁的我成了主劳力。母亲让我挑着一些被子带着大姐、二弟、三弟，先行赶往小水峒周家，我再连夜赶回，第二天清早和母亲、二姐、小弟再一块儿上山。一过许家桥，就见逃难人群像排队似的前进。到了黄家塅大路上，逃难人群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字长蛇阵。落了两天雪，经这么多人踩踏，满路泥浆，一步一滑。大姐是童痨（肺结核）久病之躯，视力微弱，经人一挤就站不住，时常被挤入路边水田中。两个弟弟也是常滑掉到水田里。我挑着行李，时常要抽出手来扶他们三人。第二天全家在山上会齐，一直避难到了1942年元月中旬，才听到日军败退的确切消息。青壮劳力多的家庭，陆续下山回家，我们也在做准备。可是，一同避难到小水峒的四叔祖父，病体不堪逃难之苦，不幸病逝在山上。这位前清举人，也即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教师，就这样带着对日寇残暴入侵、对国势衰颓的悲愤而去世。由于这次冰天雪地逃难的摧残，我16岁的大姐也在颠沛流离中病情加重，因家里根本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费，最终在下山的五个月后去世了。父母悲痛之余，为免再次受仓皇逃难之灾，并为儿女之求学计，思之再三，决定远迁安化蓝田。
当时长沙很多中学迁到蓝田，蓝田已成为湖南省战时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我为了考入有名的长郡中学，把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习题全做了一遍，天天读原来在家乡时父亲教过的英语；小学读过的古文，还加上几篇时文，也经常熟读、背诵。1943年春我顺利地考入长郡中学，在第82班就读。战乱家贫，子女众多的家庭要送孩子读书谈何容易。但我们的父母却是艰苦卓绝、坚定不移。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和让五个孩子读书求学，父亲辞去学校会计的职务，出外经营一些小本贩运生意。毕业于湖南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的母亲，裁剪缝纫技术高超，就在湘北难民中揽些缝纫活。几年间，我们姐弟五人都学会了卷烟、制盒、包装，我家形成了一个间断性的卷烟小作坊。到了1944年、1945年，母亲还利用纺车纺细纱。细纱、布鞋、卷烟，都是由我拿到镇上雷总街一带的织机坊去卖。那里的织布工匠很多人都认得我。我们家就是这样一分一角地增加收入。这些都是靠母亲以超人的毅力和精力，没日没夜地操劳苦撑。记得有一次，家中已无隔宿之粮，母亲连夜做出一双大布鞋，我第二天拿到街上卖掉，买回几斤麦麸，以果全家之腹。正是有决心要培养儿女成才的好父母，领着我们在苦难中度过万般煎熬，不慕富贵，不畏艰苦，不怨天尤人，不松懈安逸，永远保持朝气蓬勃的上进精神，呕心沥血去实践“寒士苦读”。对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七口赤贫之家，在日寇已侵占大半河山、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岁月，仍矢志不移、排除万难，使儿女读书求学，这就是父亲、母亲的伟大精神和对儿女的最大爱心，是我们家族的宝贵财富！
在蓝田，城乡人家四季都烧煤。每天往蓝田四乡挑煤到镇上卖煤的队伍络绎于途，12岁的我也加入其中。第一次去的煤窑，在新化县境内的山上，工棚里有几个火炉，棚子里挂满了带木提手的瓦罐，是矿工各自做饭和烧水的用具。工棚里间，黑咕隆咚，没有窗户，就是矿工的卧室，一个通铺上铺着稻草，摆着脏黑的铺盖卷。一些矿工从坑口挑煤上来，都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一身煤黑，只看见眼睛在转动。我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吓了一跳。
我的挑煤生涯开始后，我家就不需要到外边去买煤了，有时还有人要买我挑的煤，最初我是在地面煤堆上装煤，以后又跟同伴到井下掌子面去背煤，一次可以省一两角钱。我和矿工一样，拿着七八根线香，背着自己的箩筐，扶着棚柱下井，爬行着上来。那时小煤窑有个规定，过春节初五前第一个去窑上挑煤的，可免费挑一担煤。1944年春节，正是孩子们企盼和享受新衣新裤、爆竹烟花、糖果鱼肉之时。正月初二，我独自一人赶到30里外的小煤窑去挑第一担煤。因为近处已有人捷足先登，所以我跑到30里外，才赶上这第一挑。煤场任你装多少，我就装得比平常多，担子重多了，休息次数也多了。天已开始黑了，我还没有到家。母亲在家也着急了，烤了个糍粑，带着姐弟们，一块儿到周南女中操场边的松树林北山口来接我，很远我就听到了弟弟们的呼叫声，顿时加快脚步，赶到他们面前。我放下担子，接过小弟递上的糍粑。母亲要试着去担，我忙说，太重了您不要担。于是母亲和姐姐共抬一筐，往前走一段，再来抬另一筐。待吃完糍粑，又长了力气，我就接过担子挑回家。这一幕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也是我与煤结缘的开始。
◎天翻地覆慨而慷
抗战胜利后，我家也离开蓝田迁到长沙，我转入广益中学，暑假毕业。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无法维持，二姐和我都停学在家。母亲带着二姐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缝纫店。我则跟随父亲挑着行李辗转于湘潭、湘乡、永丰、杨家滩、蓝田、邵阳、桃花坪、衡阳等地，一路上住最廉价的客栈，大部分时间挑着行李步行。两个月下来虽没做成什么生意，却使我领略了生活的种种艰辛。10月我投奔在江西乐化南浔铁路修复工程处的叔父，谋得一份测夫的小工工作。
1947年7月下旬，在湖南衡宜茶公路工程处耒阳工务段谋得工作的父亲，得知耒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对学生免学膳费，遂来信让我速从江西回湖南，投考省立二师。南浔临别时，叔父嘱我要永远保持青年人的英气，他的教诲成为我一辈子的座右铭。停学务工的一年中，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对初中各科我都一遍遍地反复复习。英语、数学有两套习题，还有一套高中一年级的数学题，我都认真做好。工作、学习闲暇我在路基上练跑步，快慢自由随意，逐步养成长期跑步的习惯。
1947年8月我考入省立二师。我这个1940年底就小学毕业、其间失学三年半、打过小工又来上学的新生，深感得之不易。我一方面刻苦学习，另一方面坚持每天早起外出跑步。194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之后，深感国人体育项目皆不如人，我遂发起成立了长虹运动队，一时间带动全校同学们锻炼身体的热情。而跑步自此也成为我一生的爱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湖南的和平迎解（迎接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长沙各校都成立和平迎解护校委员会，省立二师学生也积极参与，我被推选为委员。当时我父亲所在的衡宜茶公路工程处耒阳工务段也在积极迎解。1948年以来，因物价飞涨，多个工程虽有拨款，却未能动工。父亲作为工务段的财务人员，每次都会把拨到款项当日就兑换成银圆存起来，有效地减少了通胀的影响。迎解前，最令他担心的就是这些银圆，最怕遭遇败兵溃退时抢劫。父亲就把银圆捆入旧棉絮包中，由我负责挑着这几件行李送到偏僻乡下，湖南解放后，再交给军代表。当时湖南公路全系统只有我父亲一人，不仅将全额经费保存完好，而且上交的还是没贬值的银圆1 300元，我父亲也因此受到了军代表和人民政府的表扬。
1950年8月，我从省立二师毕业，先后在湘阴县十七完小和长沙城北一校任教。1951年暑假，教师学习班结束后，城北一校黄校长通知我，到文教局找王崇武同志。王崇武同志说，组织上对我在两个小学的工作表现予以肯定，要派我到岳麓区岳云乡长茅岭小学担任校长。我以资历不够亟须提升教学水平相辞，而王崇武同志坚持必须我去。于是我就背着一个铺盖卷过河上岗了。学生们来看新校长，我就带领他们一道扫墙扫地，擦门窗桌椅，把教室、办公室和宿舍都打扫一番。四个女教师住在仅有的一间宿舍，我和另一个男教师就住在办公室。饭由四个女教师轮流做，我们和房东龙瑞林家共用一个厨房。煤和大米则由我利用假日到银盆岭采购挑回。随着学生增加，校舍不够用了，我们又向区文教局和市文教局汇报，拟将学校迁往附近周家大院，增加班级，向完全小学的方向发展。文教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拨款，用于增加课桌椅等设施。从1952年下学期开始，长茅岭小学就迁到周家大院办学。70余年过去，世事多变，现在的长茅岭小学仍在这个校址。
1951年秋，省立女师应届毕业生也有不少分到长沙市从事小学教育。欧阳曙也在其中，她被分到了石坝小学。由于同在远郊小学工作，都担负着岳四学区的社会工作，我和欧阳曙这两个同龄青年团员，在工作中共同研究、互相帮助、结伴同行、战胜困难，结成深厚的友谊。两校情况大为改观，欧阳曙也被任命为石坝小学校长。随后我们分别被调到长沙市直机关工作，1954年又同时由长沙市委选送参加高考，同时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而结成终身伴侣。70年来，我们共同经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和疾风暴雨。没有甜言蜜语，有的是一心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互助互励。长茅岭小学、石坝小学这一段生活，对我们两人都是极有意义的。
2021年10月下旬，我在儿女陪同下，回到长沙探访70年前工作过的长茅岭小学。学校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91岁老校长“叙情往昔共话校史”。岳麓区教育局及当地观沙村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也前来参加，当年长茅岭小学所借用房舍的主人龙瑞林同志的儿子、现在年已70岁的龙浩然应邀来相会。可爱的少先队员为我系上红领巾，并献上鲜花。我站在升旗台前，回想70年前白手建校，看到处于全面小康伟大时代的长茅岭小学的崭新面貌，心中激荡着倜傥豪情，引起了连篇遐想，激动地向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小朋友倾吐了我的心声。送别时，校长告诉我2022年长茅岭小学就要改称岳麓区第二小学了。我很庆幸此行能见证长茅岭小学70年的生命历程，而长茅岭小学也见证了我与老伴70年的情缘，我想老伴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
1952年10月20日，根据组织安排，我离开长沙小（学）教（育）系统，到长沙市公安局的防空科报到。防空科隶属公安局，正式名称是长沙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市人防办。我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宣传教育、专业学习、重点监督三方面。1954年5月29日报载当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消息时，特别提到党中央的决定：为了保证国家计划建设的需要，必须大量培养建设人才。中央决定，除了招收高中毕业生外，还要求各级党委选送一些年轻干部，参加高考继续深造。这个消息对市直机关青年人震动很大。在领导的关怀、鼓励下，我决心积极备考，争取学习机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于是我向组织写了报告，并保证在备考期间不影响工作，即使不能获准和录取，也要积极努力进步。1954年6月下旬，长江流域洪水成灾，湖南已战胜了四次洪峰，但洪水仍不断上涨。6月29日下午，市防汛指挥部紧急命令，增调市直机关干部上抗洪前线。我承担的是水上运输抗洪木材的守护任务。连续三天四夜，有任务就去跟木排到各抢险工地送料。洪水泱泱，夜幕沉沉，必须抖擞精神，在木排边来回巡看，防止木排被水冲散或碰到水下建筑物，不得稍有疏忽。回来后，就趁着扎排间隙，在岸边地上休息。7月3日上午，第五次洪峰已被降服，我正在文艺区政府门外的石条凳上睡觉。三弟找到我报告好消息，说我已获市委批准参加高考。3日中午，文艺区防汛指挥部正式通知我回单位。下午回到防空委员会，才知道长沙市这次批准的名额共20名，6月30日已通知到所在单位。当时在市人事局工作的欧阳曙也在批准之列。
参加高考，首先要报名投考学校。亲友们也有不少建议，但当看到中国人民大学送到市直机关党委的招生简章时，我有了自己的决定。简章上写着：党需要有数量巨大的具有严格党性锻炼的经济工作者，来管理国民经济工作，来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于是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冶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的考试日期是7月10日，只剩下五天复习时间了。我和欧阳曙在长沙天心阁的城墙洞里，头两天先把代数、几何、三角简要复习一遍，其他功课则是通了一遍大纲。7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考点公布了录取名单，第一个录取名字就是我的，我高兴极了！接下来，看到欧阳曙被录取到统计系，看完出来后，我还怕看错了，又进去看了一次，才放心回单位报喜讯。同事们衷心祝贺我和欧阳曙共同的幸福机遇。面对亲爱的同志们，我心潮澎湃：防空委员会是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卫者，也是国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调入两年来，我的业务水平由不懂到熟悉，与同事们由生疏到亲密，政治上由青年团员进步到共产党员。想到不久我们就要分开，一时间对故乡的衷情、对新境的向往一起涌上心头。我将用同事们的祝福来鞭策自己，在新的生活中努力学习，积极进步。不管大家身在何方，我们都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遥相呼应、奋勇前进！
1954年金秋，我和欧阳曙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来北京前，长沙的朋友们都很羡慕地说，你可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20世纪50年代，每逢五一、国庆都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会后从东向西大游行。游行时，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北部会设置一条“武警标兵线”。游行队伍前进时不能超越和挤压这条线。但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北边涌动，以求能更近距离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为稳妥起见，大会就在“武警标兵线”的南边再加一条“群众标兵线”。中国人民大学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一所大学，而且很多学生都是调干生。所以由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学生组成大会的“群众标兵线”。庆祝大会对所有入场队伍都规定了入场行走路线，要求担任群众标兵的人员早起，在所有入场队伍到达前就位。1954年“国庆”是五年大庆，游行前还有检阅三军的程序。我们先在天安门东侧宫墙外等候，待到部队过后迅速到达群众标兵岗位。自1954年国庆到1956年五一，我共执行四次群众标兵任务，都是站在东金水桥地段，距主席台最近，任务也最重。城楼上，毛主席神采奕奕，高呼“人民万岁”；游行队伍热情高涨，高呼“毛主席万岁”。强大的人流向我们挤来，我们则含笑而坚定地请他们保持队形，不要再向北挤了。1956年下半年，工业经济系从城内搬到西郊，标兵任务交给城内其他系，我们则成为游行队伍的一员。
1955年，原来只在中小学推行的“三好”（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活动在北京市高校推行。班党支部要求每个同学都制订争“三好”的计划，并鼓动各学习小组之间互相挑战。我个人的学期考试成绩，除第一个学期有两个4分以外，以后实现了全5分。在毕业时，我俄文已达到能看俄文煤炭杂志的水平。工作方面，我先后担任团支书、生活班长、学习班长，用心为班级服务，获得老师与同学们的肯定。身体方面，第一年就全面达到劳卫制二级优秀标准，同时，我利用自己的优势项目，在班里组织“抗美援越”长跑活动，按里程算，北京经昆明到河内有3 700千米之遥，全班平均每人要跑130千米。要求每人每周至少跑三次，每次跑千米以上。每次跑多少都在班里制订的大表上登记。能者多劳，鼓励多跑。系学生会非常支持这项活动；系里同届的越南留学生，看到我们在跑，也陪同一起跑。原来估计要跑到1955年底，结果大家都跑起来，有10人跑到200千米以上，到1955年6月就超额完成。通过这场长跑活动的锻炼，同学们的健康素质和体能水平大大提升，劳卫制的其他项目广泛开展起来，学习效果也显著提升。1956年元月，我荣幸地被评选为优等生、“三好积极分子”。
学校文体活动也丰富多彩。欧阳曙入校不久，就因文字特长，被系里推荐到校广播站，担任整稿、审稿工作。这项工作对学习有影响，还和用餐时间有冲突，她以工作为重，坚持做好，连年受到表扬。但她热爱的是歌咏，也是大学生合唱团的积极分子。她参加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小合唱，曾被作为世界大学生联合会祝贺节目，录了音像带给联合会。我则一直在校田径队，在100米和200米这两项上表现优异。离开学校后，没有了正规锻炼的机会，但我一直坚持晨跑习惯，直到古稀。
人大同学来校前，约有三分之一已经结婚成家。入校登记时，我和欧阳曙就已公开恋人关系，并商定婚期后延，专心求学。1954届工业经济系的同学，第一个暑假就有几对同学相恋结婚；第二个暑假，我们班又有三对新婚。1956年秋，家母来北京胞姊处小住，在各方亲友和同学们催促下，我们这对一见钟情、长期在一块儿工作和学习、相恋达七年之久的大龄青年，遂于1957年暑假8月11日在学校结婚。结婚地点在南三楼统计系的宿舍。统计系的同学专门整理出两间宿舍，一间举行婚礼，一间作为新房。欧阳曙在天津实习时，选购了一个美丽大方的被面，家母亲手为新儿媳缝制了新装，家母胞姊送了床上用品，同学们又帮忙采购了一些糖果，东西就算置办齐了。现场接待由统计系的同学担任，工业经济系的学友则负责布置会场和新房。他们写了好几副贺联张贴，其中一副备受来宾称许：
欧阳曙，婉转歌喉，招来如意夫婿。
刘范天，百米健将，追得美满婚姻。
我们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直机关，经历了“大跃进”、经济调整、“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磨炼；或以矿为家，居家似寓；或是非颠倒、百般遭迫。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我们都做到了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慰互勉、互让互谅，共同为当地事业努力奋斗，共同孝敬父母、教育子女健康成长，成为亲友们赞誉的佳偶。
1958年9月毕业后，一直秉承母校的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我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古训作为座右铭，切实做到坚定信仰、忠于职守、联系群众、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廉洁奉公。2008年毕业五十年之际，曾填词一首寄同班学友，追忆那段美好的青春年华。
畿辅分飞，展翼图南，兹五十年。忆新华初奠，雄姿英发；兴邦报国，力搏红专。解甲归庠，辞衔就教，璧水寒窗苦索研。吾曹幸，跻一流学府，友益师贤。
沧桑点染增妍，信骇浪惊涛励浩然。对浮风“左”祸，守真务实；非凡兴改，奉献争前。指顾为民，经纶为国，穷达昇沉不易弦。无愧怍，看芬芳白发，晚节弥坚。
◎此生何幸结煤缘
1954年，我在工业经济系经过两年基础课程的学习后，系里传出重新分配专业的决定，我原所在的二班共十人被分配到了采煤一班。工业经济系祝毅强、杜岩两位教师，利用暑假，带领同学们到开滦林西矿去参观，了解现代煤炭工业发展情况，使大家增加感性知识，提高专业能力。此行真是让我眼界大开，思绪万千。从开滦回校后，我当即写了一首诗：
塔楼高耸接青云，
丈二天轮运转勤。
竖井深延千米下，
煤田开拓万町垠。
长街亮洁矿车疾，
采面装新康拜驯。
学子归来心意定，
从兹煤业献劳辛。
注：康拜指康拜因，即当时苏联制造的采煤机。
参观中，我怀着满腔热情去接触煤矿的各个方面，促使我坚定以煤为业的专业思想，决心踏实细致地学习好采煤技术学。开学后，我被党支部提名，当选为采煤一班学习班长。
1958年4月开始的毕业实习，是由塞风教授带领我们到国家计委燃料局煤电处去实习的。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全国煤炭工业的现状及制订煤炭生产建设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恰逢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计委可以不断听到李富春同志传达大会讯息。计委也组织了按总路线要求如何进行计划工作的大讨论，请塞风教授到大会发言。塞风教授发言那天，大会会场爆满。他从“一五”计划的伟大成绩谈到总路线的制定。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的取得，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进行计划工作的工作方法，应该是充分依靠群众。有了群众基础，就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足最大干劲，多快好省地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也成为我以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
1958年毕业分配时，湖南省无分配名额。而当时河南的“大跃进”形势走在全国前列，吸引着众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青年学子，当年工业经济系共17名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河南。由于1957年曾到平顶山实习过建井工程，我一心想从新井建设做起，随矿井投产再去熟悉生产过程的管理。1958年9月21日，我到河南省煤炭管理局报到。河南省煤炭管理局的前身是设在武汉的中南煤炭工业管理局，1957年迁来郑州，大区撤销后改为省煤炭管理局，下辖焦作、平顶山、鹤壁、义马、新密五个矿务局。我先在局办公室做简报编辑，一个月后调到生产技术处。到生产技术处后，我就跟万之俊主任工程师下矿井蹲点，逐步熟悉矿井、熟悉业务。万工，当年39岁，湖南桃源人，1943年湖南大学矿冶系采矿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当时已是国内采煤方面的专家，经常在煤炭技术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后几十年，他一直是我敬重的老师。
1959年3月省钢铁指挥部要求河南省煤炭管理局抽调干部，作为省钢铁指挥部特派员赴焦煤生产矿井督促生产。我就被以特派员身份派到豫西的宜洛矿务局。宜洛的陈儒局长见我是河南省煤炭管理局生产技术处的干部，就给我加了一个任务——帮助沈村矿这个新开的长壁工作面走上正规循环。这样我每天不但要了解矿务局情况并向省里汇报、传达省里的要求和指示，而且要对采煤工作面的自然条件，采区上下巷道、通风、运输等各个环节，采区各班工人情况都进行了解，与采区干部一起重新审订作业规程，因为我每天都要到该采面了解情况，和采区干部共同研究工作。由于我是特派员，执行的又是局长交代的任务，矿上的同志很配合。这个采面的生产进行得很顺利，我自己也完成了一次再实习作业。到了1959年7月，因为处机关人力不足，又给我加了观音堂煤矿的特派员任务。省经委副主任梁居高同志率领的钢铁指挥部检查组也对我在特派员岗位上的工作比较满意。
我自1960年起先后担任生产技术处调度室副主任和采煤科副科长，终年为推广采掘工作面正规循环作业、贯彻调整规划、参加安全大检查等任务在矿上蹲点调查，一般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回机关汇报研究工作，真是“以矿为家，居家似寓”。
1964年报上公布大庆油田的消息后，全国掀起“学大庆”的热潮。河南省煤炭管理局、各局矿都派人到大庆去学习，河南省煤炭管理局决定在鹤壁矿务局的罗村矿搞一个“学大庆”的试点。我当时是煤炭管理局生产处采煤科科长，被派到该矿二采区任支部书记兼区长，住在采区办公室，每天必须下井一到两次。赶不上循环下井，出现安全隐患下井，加上三班的班前会、班后会和矿上的调度会，每天睡眠最多五小时。只干了两个月，在罗村矿搞试点的局、处长们，都因面上工作忙而撤退。只保留我仍在采区任职。1964年5月-1965年5月，这个采区工程质量最好，完成任务最好，杜绝了工伤事故，几个原来的后进工人成了先进工人。
1958年我从学校毕业时，就想到基层工作。直到五年多以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学校的书本知识、基层的实践、贯彻八字方针的调研规划和实施及采煤队的实职工作，使我对煤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十年“文革”，我也是伤痕累累：虽历经坎坷，朝批暮迫，然信心自足，良知未泯，深感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党性长进之时，应当始终有一种系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69年11月，我们全家下放插队落户，在好龙叶公的故乡叶县农村当了三年农民。长年在井下扒滚的人，受到田野的阳光雨露滋养，又成了一个好样的庄稼汉。1972年8月，全省对下放插队三年的省直干部重新分配工作，在许昌市郊八里桥的关帝庙办学习班。我因河南省煤炭管理局造反派的阻挠而无人问津，于是毛遂自荐来到正在新建的舞钢下属矿山公司，担任矿山公司基建处副处长，干了七年露天铁矿的建设。
虽远离原单位，我仍被舞钢工区列为九个批判对象之一。1973年舞钢缓建停工，留下大量未完工程，遍地的建筑材料任风雨侵蚀，数百名青年徒工无事可干。而从各地调来的数百名职工，仍住在临时“干打垒”的茅草工棚。我和长期从事土建工程的秦庆梅同志一道，自告奋勇组织以青年徒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土建施工队，将遗留工程量较少的厂房竣工，将对环境有严重威胁的工程妥善收尾，为职工建住宅十栋（约2万平方米），使因缓建而闲散的徒工有效力之处，使数百户职工有了新居。
1975年8月4日-8日暴雨成灾，石漫滩水库堤溃，相邻县区受灾群众都涌向舞钢工区。矿山公司是最前沿。土建队成为最有战斗力的抗洪抢险队伍，哪里需要劳动力排水和收集物资，就派土建队员去。灾后，土建队被评为全工区特等模范单位。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矿山公司副经理兼二铁矿党委书记。
1979年7月5日清晨5点，我持调动工作的介绍信启程，离开舞钢下属矿山公司，重回一别十年的河南省煤炭管理局。途中我思绪万千，在漯河火车站候车时吟成《金镂曲》上阕，当晚续成下阕。
笛叫催晨月，顾二山，如愁似怨黯然沉睡。几度兴师攻未克，又是机停炮歇，山野静，楼空人撤。虚度青春君莫说，痛亿万资财东流泻。蓦回首，从兹别。
无端十载生枝节。最难堪，斯文扫地，贤才湮没。归去来兮非溯旧，建设仍需专业。抚华发书生情迫。旧识经年多老化，再悬梁刺股添新页。前路远，快超越。
回局后，我到新建的省煤科所任副所长，分工负责建所工程和科研情报等。由于我主张贯彻煤炭工业部关于省级所建所方向的决定，和在建所工程中纠正主要负责人的瞎指挥，遂于1980年12月调离。此后四年，该主要负责人采取卑鄙手段制造假材料，对我主责的工程三查四审，搞得科研所乌烟瘴气，却查不到半点问题，反而获得各级纪检干部的客观评价：工程质量和造价在郑煤炭系统是最优秀的。我是一个受党教育三十多年，经过“文革”风暴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文革”过后，怀着满腔热情回到煤炭系统，却遭到如此磨难。我相信党内忠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居多。我虽位卑而思想坚定，能坚持自己的倔强，凌寒而不退缩，虽渺小而灿烂光明，始终如一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1980年12月，我到新密局任副局长，分工负责矿井调整和基本建设等。这时正是经济调整和发展改革同时起步，经过连续三年的努力，超额完成进尺计划，实现采掘平衡；三个煤量大大超过煤炭工业部标准。掘进“上纲要”队由4个上升到7个。王沟416队、王庄掘一队在全国煤巷掘进等级赛中，一直保持领先的高纪录。在全省统配煤矿举行的开拓掘进对抗赛中，王沟416队取得全省煤巷第一名，米村岩一队取得岩巷光爆第二名，米村岩三队取得岩巷锚喷第一名，回弹率降到4.3%，是当时全国的好成绩（部要求10%～15%）。现场管理与工人素质有了大大提升。新井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都逐项落实，大平、超化两个新井分别于1982年6月和1983年12月开工。与煤炭工业部签订“三包三保”建设的戈湾小井于1982年7月1日开工，于1983年11月提前两个月建成，概算略有盈余。
1983年9月，我调回省煤炭厅任加工利用环保处处长。业务范围是：煤炭洗选加工，煤和低热值燃料的综合利用；环保、节能、计量、全面质量管理以及煤矿的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代厅管理热平衡测试站和洛阳煤炭综合利用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这些业务在生产型企业中长期被忽视，自1979年以来，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提倡加强全面管理，使企业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煤矸石综合利用就是我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一方面报请省科委、计委、经委，以省政府的名义批发《关于煤矸石综合利用若干技术经济政策的报告》，从资金、税收奖励等方面规定了十项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把降低成本、扭亏增盈作为综合利用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重大关键去抓，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有条件的单位发展煤矸石水泥的生产。1983年全省煤矿19个煤矸石综合利用企业，总亏损额41.5万元；1984年扭亏为平，微盈利5.6万元；1985年全面实现盈利104.7万元，从而使煤矸石砖厂得到巩固。煤矸石水泥的生产能力也由年产2.7万吨发展为年产20万吨，同时也消灭了多处煤矸石山。
1986年10月一纸调令，又将我送到当时的河南省煤矿设计院（以后改名为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院），任党委书记。到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中而且获得全国优秀设计金奖荣誉的设计院来担任党委书记，如何做好工作是摆在我这个多年从事业务工作的党员面前的头等问题。党委的工作要跟上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要使全员继续保持积极上进、再创新高的精神。中央提出“科学的春天”是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也是要求各级组织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党委书记就是要团结党委一班人，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全院人员，特别是广大技术人员，用其所长，开拓进取，而不要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管理要适当宽松些，而不要求全责备。我的想法得到党委同志的支持。
不久，煤炭工业部对于设计院管理实施重大改革，即对新矿井设计任务实行招标，但在评标工作中，工作人员有偏袒部属院之嫌。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从1987年起，就向煤炭工业部申请实行以设计为主体的工程总承包，并筹组煤炭系统第一家从设计到施工交钥匙的“河南煤矿设计工程承包公司”。1989年我自告奋勇兼任承包公司经理。经过煤炭工业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批准，第一批承包项目为永城矿区的中心居住区及矿区公路、铁路、桥梁等地面工程。在初步取得成效和经验后，经过1990年永城“全国煤炭基本建设管理改革座谈会”，1990年8月河南煤炭管理局下达由承包公司编制《永城矿区车集矿井建设组织统筹规划设计任务书》的任务。车集矿井工程量大、工期长、综合性强、参与建设单位多，要采用网络计划和目标管理等先进的管理理论，使传统的经验管理上升为标准化、规范化、科学的项目管理，并逐步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需要以建设项目为主体，对各单位之间、各工序和各项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做出周密的统筹安排。在承包公司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元月我们完成了设计文件初稿，1991年3月上旬举行预审，并听取有关专家的咨询意见，4月定稿出版上报。该设计文件被煤炭工业部树为矿井总承包的标杆，这项工程也获得全国工程总承包银钥匙奖。
回首我毕业后的工作历程，除去“文革”时期的农村插队三年，冶金矿山七年，有整整30年的煤炭工业生涯。感激伟大的党，使我这样一个童年下土煤窑的煤黑仔，接受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合格的煤炭工业基层管理人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能源不断增长的需要，使兴煤事业获得了历史性机遇，也赋予我们煤炭人无比光荣的历史使命，让我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热忱。无论是煤炭工业的生产、基建、加工利用三条战线，还是煤炭的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我都有幸亲身实践；涉足煤管局机关、矿务局、科研所、设计院、工程承包、工程监理以及矿井采煤区队的职务；井下行程累计2万千米以上。大学期间，曾有同学自嘲是万金油干部，我却想说，作为煤炭工业的万金油，幸甚。
刘范天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23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