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珠

陈廷珠，1927年4月2日生，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土门村人，中共党员。1939年3月2日，在阜平县平阳镇土门村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务员，后在华北联大任勤务员。1944年调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做通信工作，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见习科员。1945年8月25日在张家口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3月为晋察冀军区摩托训练大队学员。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役、察南战役、太原战役、集宁战役、新保安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参加入城仪式。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从西柏坡进京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检阅。1949年7月1日在北平参加了党的生日纪念大会。1953年9月27日志愿军归国观礼英模代表团成员。荣获“解放奖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三等功奖章”、“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在华北联合大学的那些日子

我是抗日老战士陈廷珠，生于1927年4月2日，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土门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四哥陈廷寿联系上了杨耕田同志，从保定师范学校回到村子里当村长，他那时候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到1938年他调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四区工作之后，村里又改选了我大哥任村长。后来我四哥又到华北联大学习、工作，二哥当了自卫队队长，三哥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四嫂刘耀菊任妇救会主任。五哥那时是爆炸组组长，主要工作是负责埋地雷。

1937年秋天，八路军北上抗日，来到我们保定市阜平县建立根据地，我那时候只有10岁，是儿童团团长；后来华北联大搬到阜平，就做了勤务员。我当儿童团团长是被村里的小伙伴推荐的，每天的任务就是领着大家站岗、放哨、查路条、宣传抗日。

1939年春天，晋察冀边区政府各部门在我们村先后召开会议，我到边区政府做了公务员。为了会议的顺利召开，村民们在村北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席棚作为会堂，并动员我们儿童团为会议做勤务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扫扫地、打打水，给参与会议的重要领导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当时除我以外还有刘国祯、李梦、李焕忠、陈廷熊、陈景霜、刘南山、张学亮，南沟村的孟光超、李二喜以及北庄村的李国柱，都参与了边区政府农会及其他各部门在这里召开的会议的服务工作。

晋察冀边区政府各部门来我们村开会的时候，彭真同志曾住在我家西屋，东屋是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带着电台工作的地方。我那时候在家里还见到过成仿吾、吴玉章、杨耕田、刘澜涛、姚依林等同志。

我们当时归总务科的杨林科长领导。那时党内实行供给制，这是一种战时的经济生活制度，供给范围内的所有人员都会按照一定的标准由主管部门统一发放各种生活物资。我们每人每年可以领到一套单衣、两双鞋，每两年可以领到一套棉衣。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为了改善与会人员的生活，边区政府还专门买了50多只羊，华北联大搬来后又买了50多只羊，安排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张树礼一起放羊，每人各放50多只。华北联大驻扎在平房村的时候，我在平阳那条沟里放羊。放羊是个辛苦活，我经常带着干粮就着咸菜吃，渴了就和羊一起喝点凉水。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得去山上放羊，即使夏天中午最热的时候也不能休息。此外还需要时刻注意看护好羊群，以防羊被狼叼走。有一次我在山咀头村的山上放羊，那天下着大雨，路面泥泞湿滑，我一个不留神踩空了，滑落到了近七层楼高的悬崖边上，幸好在慌乱中我伸手抓住了一棵大拇指粗细的小树，然后才一点点从悬崖边爬了上去，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

我踏实肯干，做什么事都全心投入其中。在我的付出和精心呵护下，羊群后来繁殖发展到了200只左右，在最困难的时期为师生们的营养补充提供了保障。那些年我赶着羊群走遍了附近的沟沟坎坎，哪里水草丰美、哪里适合放羊我都清楚，也知道怎么赶着羊群躲避鬼子。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华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生活也非常拮据。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华北联大积极响应号召，开荒种地、养猪养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岁月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和人才。

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台峪村，风光秀美、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这里有一座神仙山，在西汉时期曾被封为北岳恒山，山上雨水充沛、林木苍郁。神仙山的山顶常年包裹在云雾之中，仿佛人间仙境，威严而神秘。在山的西麓还有一处金龙洞，洞里有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景色十分壮观。日军“扫荡”的时候，后方机关、兵工厂、抗日物资基本都隐藏在这里。因为隐蔽性良好，所以那时华北联大的2 000多名师生选择在台峪村的山里边上课，山里有天然的石洞、石厅，冬暖夏凉，同学们在这里学习，一直安然无恙。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有8 000多名学生从华北联大毕业，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有许多人牺牲在了战场上，其中就有华北联大的学生，如28岁的阜平县妇救会主任，她是山西人，牺牲在了“平阳惨案”中。

我从1939年起在阜平县平阳镇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华北联大工作。直到1944年7月下旬，杨林科长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兵站部任科长，我才离开了华北联大，去做了他的通信员。我四哥陈廷寿后来担任了人民大学办公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我去过几次人民大学，还见到葛孟熊、张春亭、高廉、王清波、任小堂，他们都是我昔日的同事。

◎解放军第一批汽车驾驶员

1944年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见习科员，圆了我早在1938年日军“扫荡”保定的时候就产生的打击日寇、保卫祖国和人民的梦想。

1938年日寇“扫荡”我的家乡时，我只有11岁。他们残害无辜，无恶不作，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我目睹日寇牵走了我们家的牛、羊、猪，架起机枪在村子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村里2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因此惨死。从那一刻起，愤怒的种子就已经在我的心底埋下了，我立志要参加抗日军队，为乡亲们报仇。所以当八路军1944年来到阜平县平阳镇土门村时，我甚至都没有和家人商量，就主动找到了部队，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我作为兵站部的一员随部队赶赴张家口，准备从日军手里接收这片土地。当我们来到张家口，对驻守的日军传达了向八路军投降的命令后，日军说他们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向我们投降，所以八路军最终决定用武力收复张家口。在我们强大的攻势下，日军死伤千余人，一天后开始有日军撤退，到了第三天时，最后一批日军也撤退了，张家口就此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与战友们亲眼见证了日军驻扎在张家口的部队的撤退，内心十分自豪。

1946年，组织上选派我到晋察冀军区摩托训练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就这样，我成了解放军第一批汽车驾驶员，从此手握方向盘，开始了革命的新征程。

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前夕，我作为晋察冀军区摩托训练大队的一名汽车兵，跟随部队来到了驻扎在保定唐县军城镇江家沟村的晋察冀军区汽修厂，不久又随部队到了深泽县。那时汽车兵很稀少，会开汽车、修理汽车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由于汽油紧缺，我和战友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部分汽车改装成马车，再用这些改装过的马车把作战物资送往前线。

1947年11月6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了，我们所在的部队不直接参与战斗，主要负责对前方部队攻占区域内敌军的汽车装备及石油等珍贵物资进行及时的抢救和接收。11月7日晚，我跟随部队沿京汉铁路柳辛庄段步行进入石家庄，并在花园村驻扎了下来，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收我军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汽车以及汽车修理厂。

1947年11月12日凌晨，解放石家庄胜利在望，我和战友们被派到当时休门村附近的一个修理厂工作。在那里，我们接收了国民党军队的50多辆汽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车的型号是“道奇T-234”。当时大家看到这些美国产的汽车都非常兴奋，我们当天开着“道奇T-234”，先是把缴获来的弹药等按照指令运往石家庄周边的各个村镇，又把当时晋察冀军区修理厂急需的大批汽车零部件拉到了保定唐县。在解放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的过程中，我们摩托训练大队在抢救汽车装备以及抢运物资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石家庄解放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察南战役、太原战役、集宁战役、新保安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1948年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了连长，带领全连战士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战斗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件是在解放包头时发生的。当时组织上调我到军管会开车，结果等我赶到包头时，部队已经向新保安转移了，而那时的包头已经被敌军占领了，所以我只好出城去寻找部队。战争年代的情况很混乱，敌军的散兵和地方保安团随处可见。因为害怕身份暴露，我一路上不敢随便停留。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全力赶路，其间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最后赶上了大部队。大部队的同志们看到我时也很惊喜，他们都以为我早就牺牲了。

还有一件发生在解放大西北的时候。那时已经是秋末，临近冬天，部队急需棉衣，特别是那些在前线作战的战士，如果他们负伤后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伤口冻伤感染，就会造成非战斗减员，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为此，上级下达了死命令，要求我们利用战斗的间隙，在四天四夜的时间内将棉衣送到前线去。深秋时节，老天不作美，冰冷的秋雨迎头浇下，道路泥泞不堪，到处都是积水和弹坑，空中还不时有流弹呼啸飞过，情况十分危险。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的汽车时不时就会陷入泥水中去。在那种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我与战友相互鼓励，一边探路、一边修路、一边前行，爱国主义情怀和兄弟情义支撑着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这次任务。

经过四天四夜的奔波运送，我们最终不辱使命，按时完成了任务。棉衣送到了前线，而我们的汽车也早已被泥土糊了个严严实实，看不清本来的面目，人更是累得站不起来了。在完成任务返回北平时，贺龙同志还亲切地接待了我，他鼓励我和我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辛苦了，再加一把劲，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如今70多年过去了，贺龙同志亲切的笑容以及每一位老战士的脸庞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褪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来到华北汽车学校任教；后来我又作为汽车团的一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我获得了安全行驶122万公里的红旗奖状。我与汽车结缘一辈子，直到1987年4月离休才闲下来。

◎穿越封锁线，跨过鸭绿江

1950年2月，我调任华北汽车学校任队长兼教员。1951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4月1日晚7时左右，我随志愿军大部队从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出发，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新义州，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我被编入中朝联合司令部汽车95团，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新义州地处鸭绿江下游，与中国辽宁省丹东市隔江相望。在去往新义州的路上，最危险的就是过桥的那两公里左右的距离，那是敌人轰炸机重点轰炸的地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过桥当天飞来了四架B-52轰炸机，不断地向正在通过的志愿军队伍投掷炸弹。后来我还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这段惊险的经历：“敌人飞机的投弹就像下大雨一样，天上是破空的呼啸声，地面有高射炮的炮声，四处是炸弹的火光，各种炮声、枪声等响成一片。就在这枪林弹雨中，志愿军前进的脚步从未停下，依然冷静而有序地在漆黑夜幕的掩护下继续向前。”

在前往朝鲜的途中，我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到了养伤返回的朝鲜人民军战友康丁山。那一天，我在驾驶汽车执行任务时，他站在鸭绿江边拦住了我的车，说养好伤了要回朝鲜参加作战。为了分辨对方是不是特务，我还问了他很多在中国作战期间的具体情况，见他的回答与事实相符，就让他上了车。一路上，康丁山给我介绍了很多在朝鲜战场上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例如当美国的飞机俯冲下来时，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和车辆。他说，飞机俯冲而来的时候首先是想要打你的车，其次还要投弹，所以待在车上是最危险的。如果能把车开到隐蔽地点是最好的，如果开不到，就一定要开出公路，别和车队一列，下车后要找一个轰炸后的弹坑趴下。实在找不到就趴在地上，但是趴地上也有讲究，比如一定不可以平着趴下。因为美国航空炸弹爆炸的威力非常强，有的甚至能形成直径20多米的弹坑，爆炸时会翻出来大量的土，这时如果平趴在地上，人就会被埋进土里去，很多人就是因为卧倒时被埋而窒息死亡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撅起屁股来，即使被土埋住，你也能够撅着屁股，一拱一拱地钻出来。

这些看似是小事儿，但其实都是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康丁山的这些经验为我日后在朝鲜战场上保护自己、屡次圆满完成任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后来在朝鲜战场上我还见到过他，他在新安洲大桥高炮阵地当炮兵营长。70多年过去了，我与这位朝鲜炮兵战友加兄弟在战争年代结成的友谊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还有一件令我感到很自豪的事情，就是我曾经用一把扳手放倒了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距离上甘岭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当时的战事比较胶着，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那时部队给养特别困难，有一天深夜我接到指令，要求我立刻去执行一项运送物资的任务。我一个人开着车上了路，因为害怕暴露，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一直是关着车灯摸黑前行的。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路的正前方出现了一辆亮着车灯的汽车。我快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那很可能是敌军的汽车，于是我果断打开了车灯，在离对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停下车后，我从驾驶室里随手拿了一把扳手，放进袖子里用来防身，然后向着对面走去。我走近一瞧，对方是一辆军车，车旁站着一个正在修车的美国大兵。当时那个美国大兵看到了我，可能以为我是韩国部队军人，是他们的同盟军，示意我过来帮他一块儿修车，还伸手打了我两下。就在那个瞬间，我举起了扳手，对着美国大兵的脑袋打了下去，很快把他放倒了。随后，我绕到汽车后边去查看，看到车厢里边睡着足有十几个美国大兵。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开车往回跑，找到了最近的部队，那边说“雄鸡”，我回答“高唱”，口令确认无误后，我把情况给战友介绍清楚。如果当时有一个美国兵醒着，我肯定就要牺牲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目睹了无数的战友光荣牺牲，也有战友在轰炸时死在了我的怀中。

有一次，我和战友们分别驾驶着几辆车一起去执行任务，因为我们所在的单位是中朝联合司令部，所以组里有朝鲜人民军的军车。那时是夜间行车，在走过一段泥泞路的时候，一位朝鲜人民军驾驶员开了一下灯。仅仅是因为开了这一下灯，在这辆车过去后，我的战友驾驶的车就被空中飞机的扫射击中了。当时这位战友的肠子都流出来了，浑身都是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涌。这位战友在牺牲前对我说，希望自己的遗体能运回国内。在他牺牲后，我把他的遗体包裹了起来，和其他伤员还有一些物资一起送回了祖国。

战争是惨烈而残酷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我每次开车经过一条条大路、小路，常常能见到战友倒下的尸体，被打坏的汽车和坦克横在路边，子弹壳、炮弹壳随处可见。在战场上，我们都见惯了这样的生离死别。

在一次运送修机场物资的任务中，有一位战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晚，美国军机在志愿军修的机场投了很多炸弹。炸弹投下之前，我与战友吴天明还有另外三位同志还在一起聊天，我们分开仅仅五分钟，炸弹投下，吴天明就被炸弹炸碎牺牲了。在战争面前，一切的生命都变得渺小而脆弱，死亡常常就发生在那么一瞬间，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

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丰富，我和其他战友不断地和敌机斗智斗勇。有一次我到德川去执行任务，队里一共有六辆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两架敌机从山沟中突然飞出，随即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扫射。那次美国军机追了我们六辆车20多公里的距离，当汽车开上盘山路后，敌军的飞机开始往山上扔炸弹，试图利用滚石挡住车辆，但好在我们的技术足够熟练，最终成功突围了出去。还有一次，我和其他同志开车走在一条乡村小道上被敌机发现了，对方俯冲下来对我们进行扫射，万幸那时我们的车辆恰巧转弯，子弹打在了车厢上，最后人车无碍。那天我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因为如果不是当时正好转弯，我肯定就没命了。

◎在敌占区抢回一架飞机

入朝后的第二年，1952年4月上级调我到八连帮几个月忙。“三反”过后上级直接调我到牵引连。每天天不亮，我们从飞机窝把飞机牵引到跑道。飞机起飞去空战，飞机回来装载弹药、油料后，我们再把飞机拖到跑道上，让飞机起飞去空战。晚上，我们再把飞机拖进飞机窝里。空战中飞机一被打掉，与地面失去联系，机场这边马上派车去找。找飞机的任务更危险，不管白天夜晚，一联系不到就要马上去找，一刻不能耽误。那时候飞机是重要装备，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回来，能修的修，不能修的就拆开做配件。

1952年10月的时候，上级派我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一架飞机空战后落在敌占区一个海边汊沟里，地点在三八线东海岸，就快到三八线东海岸这边一个叫郑盛里的地方。这架飞机空战以后没油了掉汊沟里，离海边不远，海水涨潮的时候飞机就淹掉了，一退潮飞机就露出来。飞行员跳伞由志愿军救走后，飞机由附近我方驻军做了伪装进行看管。战士回来汇报情况后，飞机场马上派人去找。结果司机对朝鲜地形不熟，两次车毁人亡。第一次美国飞机把汽车打起火了，三死一伤。第二次派去几个人，结果失联了，人没了，车也不知道上哪儿了。后来部队决定派牵引车过去找。由于我熟悉朝鲜情况，多数人支持派我带队去，我带着一个地勤人员还有八辆车和一些其他人员去找。

白天鸭绿江桥封闭，只有晚上开放，情况紧急，白天我坐轮渡过江。白天跑车，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敌机见人就打。白天跑车得和兔子一样，跑一段儿，到树荫下边停下，看看没敌机再跑。那天下大雨，到了一条河的河边，发现水涨了半人高，汽车开不过去。任务紧，一旦敌机发现，那架飞机就完了。我问了当地老乡，老乡说得三四天水位才能退下去。我又问：“河底硬不硬？”老乡说：“是硬底。”有辆车在河中心，熄火进水了。司机在驾驶室顶上吓得不敢动，怕被冲走。我提出，倒车过去，我先试。河宽有200米，我加大了油门，一鼓作气倒了过去，接着车一辆一辆都倒过去了。

到了飞机那一看，潮水一涨，就把飞机淹没了，然后潮水一退飞机又露出水面。这怎么弄啊！我于是又叫了地面部队的一些人和当地的一些人。我虽然懂一点朝鲜话，但也没法和朝鲜人交流。有一位在当地种菜的中国大娘懂朝鲜话，我们就请她给当地人翻译。然后我们把这架飞机白天的时候隐蔽起来，弄点树枝盖起来，因为美国人发现了会不断来这儿轰炸。我去了以后带一帮人干了一周时间，靠人拉着才把这架飞机从海沟里弄到岸边，拆卸飞机时用了七天多才拆完。白天别的车隐蔽起来，我开一辆车在海边拉拆下的零件，装到隐蔽的车上。海边路很泥泞，经过土松的地方时车歪倒了。我叫来很多附近的朝鲜农民帮着连拉带推把车扶正了，结果人一多敌机发现了，就过来轰炸扫射，进行了好几次，万幸没有损失。

回飞机场的时候车差点掉海沟里。飞机是弄上来了，但是没走多远又遇到了问题。走的时候我押后，晚上天黑不敢开灯，过两米宽的一条深水沟时，因为沟深有水过不去，我就让当地人找了几根木头，在上面一边搭两根木头，摸着黑过，稍不注意车轮就会掉下去。别的车过完后，把木头压坏了，最后我的车过的时候，前轮刚上岸，后轮还在中间，就听到嘎巴一声，我马上猛加油门，往前一冲，后轮刚上岸后两根木头就断了，掉了下去。就这样，我们顺利把飞机运回机场，圆满完成任务。

1953年7月停战后，我参与了修建板门店机场任务。由于行车万里人车安全，技术过硬，圆满完成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我被汽车部队评选为志愿军归国观礼英模代表。1953年10月1日我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欢庆国庆盛会。我还荣获“抗美援朝纪念章”“三等功奖章”等。

◎回国后的光荣岁月

1954年12月，我回国。1955年3月，我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福建）汽车八团车技处主任。同年7月，在古田兵站装载炸药的军车自燃，我勇敢地把车开入河中，排除险情，保护了100多辆军车和现场大量人员的生命安全。1956年，我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福建）汽车八团技术副团长。1958年转业后，我任福建省林业厅所属工程公司汽车队党委书记兼队长。1958年10月和1960年8月，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叶飞分别到福建考察绿色公社、原始森林时，我被组织指定为首长开车。1964年3月，我荣获“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1974年8月，我调河北省石家庄市维尼纶厂任运输科科长。1987年4月，我离休。

◎抚今追昔，祝福人大

2014年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历史物品，2020年9月2日受到河北省领导王东峰同志的慰问，2020年9月3日受邀参加了河北省向华北军区烈士敬献花篮的仪式活动。

如今我已经95岁了。在家中休养的日子里，我有空就会写当年的战斗回忆录，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写几个小时，这是我现在生活中最大的爱好。

回想起我的一生，当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抚今追昔，我希望通过回顾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历程，把血与火的战争的残酷告诉后辈们。希望后辈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能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愿爱国、奉献、忘我的精神能够薪火相传。

值此中国人民大学85周年校庆之际，我希望我们的学校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材！希望现在的年轻学子们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以饱满的热情和一往无前的信念为建设祖国的未来贡献力量！祝福你们！

本次采访时间为2022年8月25日，陈廷珠校友撰写了部分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河北校友会负责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负责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 bKGJf3nk70TLm30a1Am75W29/F39UYiFvWFfjT/Oz7HSCJRxLd9A0Hwu0IMa1O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