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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西北的火车上，遇到一位来自祁连山的牧人，我向他打听野生动物的迁徙状况。邻座一位上海的旅行者加入了谈话，她问道，为什么动物能感知到地震，感知到洪水，能找到水源，每年迁徙那么远都能原路返回，可我们人类为什么这样蠢——下雨天，老忘了带伞，出门还得靠导航，对地震毫无知觉，海啸还得靠预警。
她一问，我都替人类不好意思起来。
如果我们冬天没有棉衣可穿，再退回到猿人阶段长出毛发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会像动物那样用冬眠熬过漫漫寒冬吗？中国四季分明，植物主要在秋天结果，其余的季节我们怎么生活呢？全靠渔猎吗？冬天结了冰，古人凿得开湖面吗？那么多种植物，很多是有毒的，神农尝百草之前，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不认路，出外打猎的我们怎么回到自己的巢穴？
动物不用学，好多事情都会，可人样样都得学，人类相比动物是不是退化了？我搜肠刮肚回答那位上海人，我说，动物需要凭着基因来记忆，动物一出生就得学会奔跑，比如斑马、羚羊，可人要十个月以后才学会走路，恰恰说明人类要把最宝贵的时间用来学习更高级的知识，比如说话。
其实说这个理由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心虚的，我又搬出维也纳擦鞋童的故事，过早地为生计奔波，反而不可能有更大的成功。但是，我仍然是心虚的。如果火车抛了锚，如果没有救援，我们一车厢的旅客从此开始了荒野生存，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切引导着我去追寻人类刚诞生时的情形。
原始人当然不会像躲在房间里吹空调的我们一样五谷不分，但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知识。穿越回去是没有意义的。
假想一架飞机把一群群参与野外生存的人，投送到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再用机器猫的时光机加速，看哪一拨人最先聚合出文明形态，也不现实。原始人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我们只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刚从森林里走出来、身体直立的两脚兽的角度，去考虑、去设想。
我是学地理的，那是很久远的事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靠写经济专栏过活，当然，这也训练了我灵活的思考角度。现在我又开始思考地理问题了，这一思考就越发不可收拾。
我开始走，在全国各地行走。当我试图用自然科学知识滤去高楼大厦、公路、大桥、河坝等钢筋水泥这些现代因素，再滤去田畴沃野的古代农业因素后，其实还是不满足的，我还希望把现代的气候加之于古代，感受古代这片土地的寒热冷暖，去探索古代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生活，解释地理环境与文明生发的关系。
英文的“geography”（地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地球的描述”。古人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地理似乎无所不包。就我所学的专业自然地理而言，从土壤到大气，从河流到植被，凡我们日常生活所在的自然环境，都是自然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地理学还拓展到人文、历史和文化领域，更是深入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因为其兼容并包的性质，当人类还处于萌芽期，人类社会还严重依赖自然而存在的时候，用地理学去解释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我想是最好不过的。
用地理学的专业术语，人类生活的环境，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个部分或“圈层”组成，分别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简言之便是土地、空气、水和生命。
四个因素中哪一个最重要，是决定性因子呢？我以为是水。空气无处不在，土地其实也是如此。只要有了水、有了日晒雨淋，假以时间，植物就会生长出来，荒原上长苔藓，荒漠变绿洲，土壤也在生物与岩石碎屑的相互作用中形成。恰恰是水，其多寡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潮湿或干旱、宜居或不宜。
水以三态的形式存在于地球表面，或以液体形态存于江河湖海，或以冰的形态存在于冰原山川，或以水蒸气或小水滴的形态浮于大气。在大的气候变迁中，水也发挥着触发与累积的作用，如冰川开始生长，反射了阳光，地球变冷，冰川于是继续扩大；冰水相变释放或吸收大量热量，又延缓变化的进程。当气候转暖，冰雪融化，地球内陆的水体向海洋转移，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开闸放水，河流两岸的原始人获得了稳定而丰富的水源。
而水的运动，或和风细雨，或暴雨倾盆，要么带来风调雨顺的天时，要么导致民生艰难的恶劣环境。而地球变暖或变冷的过程中，水的整体运动也随之或“繁忙”或“淡静”，海洋与大陆之间的水循环也随之变化，毫不知情中气象事件一个个降临。人类有了对世界的探究之心后，或许最初想知道的便是风霜雨雪的变化，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疑惑。
2023年夏天，京津冀太行山前一场暴雨把我的目光吸引到了西太平洋。中国这片土地紧邻太平洋，也是台风登陆最多的地方之一，天气变暖，台风接踵而至，遇到太行山的阻挡最容易在山前地带降下暴雨，并形成洪水淤塞。目光向南移，同样是在太行山和秦岭交界的山前地带，一场暴雨中郑州洪水涌入了地铁。降雨机制和中国独特的地形特征，使得大平原的一角——太行山山前走廊似乎是理想的农耕场所，可若以今日我们对全球变暖过程中气候剧烈变化、台风暴雨等气象灾害频发的观察，我意识到这一片狭长区域却可能经常遭到高压水枪式降水的毁灭性打击。仰韶时代，一个持续约两千年的大暖期，那时候的东部大平原气候也会是炎热与天灾共存。
当目光从东部平原移开转向大山深处，中国的高山密布于青藏高原，并向东延伸，在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上，仍分布有颇高的诸如太白山、五台山等高山。全新世以冰雪融化为开端，意味着有大量的冰雪融水从西部高原奔流汇入大海，现在荒芜的某些内陆地区古时却湿润温暖，适合手无寸铁的人类开荒种植，形成农耕聚落。及至后来冰雪与气候重新恢复了平衡，西部高山对水汽的拦截作用似乎也比现在强烈，到了元代，我国大陆东部的第一高峰、秦岭主峰太白山也是终年积雪。
冰川的存在，给予山脚下的土地稳定的、持续不断的水源，给生活在内陆的古人以颇为适宜的农耕环境。当然，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候有逐渐干冷化的趋势，西北大地越来越不宜居了。
陆地上的冰雪融水流入海洋，海平面在不断上涨，全新世海平面在五六千年的时间内上升了大约50米，随后还有微小的波动，海岸带充满了诱惑，却也危机重重。沿着东部海岸带，中华文明曾经曙光初露，5 000年前的良渚水城的发现被视为华夏大地迈入文明门槛的重要证据，可惜良渚文明未能延续下去。
在人类没有筑坝束河之前，黄河下游的泛滥状态是阻止古人在大平原上繁衍的因素，这里黄河经常改道，大平原上河流湖沼密布，彼时并不适于大量人口的聚合。
我在黄河腹地、在大西北坐着火车穿行，观察山川地貌，想象古时它们的样子，再结合全新世气候波动状况，试图对原始聚落的分布、文明的起源做出第一性的解释。盘旋于大脑中最多的一句话是司马迁所说的“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时华夏民族还主要集中于黄河、洛河交汇的黄河出山口附近狭窄的范围内。三代之前，那个我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尧舜禹禅让时代，中华文明生机勃发的前夜，先人们又是在哪里聚族而居？
行走中我萌生了寻找古人的“桃花源”的想法。太行山的西部——山西和陕西，远古的地质运动在大地上撕开一条巨大的裂口，第四纪冰河期来自西北的凛冽季风吹来了厚重的黄土，黄河的两大支流汾河、渭河一边在上游切割侵蚀山地和高原，一边在下游堆积出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水深土厚”，又有太行山抵挡住了来自海洋的暴风骤雨。汾渭大裂谷从内蒙古高原一直“撕裂”到秦岭脚下，盆地从北到南仿佛一串珍珠。又由于北高南低的地势扩大了纬度气象带的气候差异，在我眼里，这片串珠式盆地如同文明聚合的台阶，最终在台阶最温暖的南端运城盆地，碰撞聚合出来华夏文明。
运城盆地之所以独特，除了温暖的气候以及汾河与黄河带来的肥厚土壤，运城盐湖这一中原腹地巨大的盐湖也是“神助攻”。以今日的眼光，这里隐于内陆腹地，交通不便，连盐湖的主要成分都不是氯化钠而是硫酸钠，但在古代，这里堪称这片土地上独一无二的“桃花源”。
直到古人在山后的桃花源内修炼出了足够的功夫，有了强大的组织，才得以在大平原上大展身手。铁器大量运用，大平原繁荣起来。
而在这条大裂谷的北端，蕴藏着中国人最早的记忆之一，那就是号称东方奥杜威峡谷的泥河湾古人类遗迹群，延续了近200万年的泥河湾系列遗址群让人浮想联翩。这里是连接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最平直舒缓的大通道，冬日里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我联想到了远古时代动物的季节性迁徙，以及褪去体毛的人类为了抢先一步截击草原食草动物所付出的努力。古人类遗址在桑干河谷地，为草原南缘外条带状地带的存在，生存环境恶劣，是否说明那时候的人类已经相当内卷了？
而桑干河出山口不远处周口店古人类遗迹的连续出现，似乎也昭示着古人的生存严重依赖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高山盆地气候和植被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动物迁徙。因为温度的差异，那时候的人可能也是候鸟式旅居的，冬天山下避寒，夏天去高原避暑。
人类的进化史可追溯到数百万年前，但主要的进化进程是在200万年间，南方古猿中的一支进化成为能人，他们最早开始打制石器工具。也是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在了非洲草原，他们数度迁移到欧亚大陆。我们这里发现的远古人类如北京人、蓝田人也都是直立人种。及至智人出现，在十几万年的时间里遍布非洲、亚欧大陆、南北美洲和大洋洲。
可就这200万年里，人类遭遇的气候折磨也是难以想象的。约260万年前，地球转冷，冰川冰盖形成于大陆表面，海平面下降了，一群真马，即进化角度现代意义的马，从原产地美洲沿着白令陆桥来到亚洲，标志着第四纪也就是冰河时代开始了。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冰河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有了堆积，这意味着来自西北的风沙肆虐起来。和地球存在的46亿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不同，第四纪时的地球如同得了疟疾，打起了摆子，忽冷忽热，冷的时候比现在冷得多，冰雪覆盖北美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热的时候又比现在热得多，冰雪融化，海水回涨。最近，中国学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人类种群曾在90余万年前从十万余人口骤减到千余人，濒临灭绝。可以想见，人类褪去了体毛后，在暖期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可到了寒冷期，还不会缝制衣服的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煎熬。这可能是本地直立人消失以及非洲人种数度走出非洲的原因。但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也正是这样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适者生存，人类进化出了一系列御寒的本领，在气候多变的环境考验下成长起来。
当亚冰期最后一次降临——这是最厉害的一次，称为盛冰期——人类约在15 000年前借由白令陆桥的再次开启来到了美洲的土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当然，人类社会发展也走过很多弯路，智人踏入美洲大陆近万年的时间内，马和其他许多大型哺乳动物被猎杀灭绝，剩下的是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在新石器文明的发展中他们丧失了驯化大型家畜的可能，没有家畜可以帮助耕种、牵引和托运，也因此不会有轮子和车的发明。所以，在欧洲人“重新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北美印第安人处于绝对劣势。
我的地理行走，以北京为原点，向西北到张家口、大同，再到包头，探访农牧交接带的植被和气候，寻访20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向西行，则是数次驻留西安，再从那里去甘肃、青海和新疆；去山西，则是从河北保定进入太行山，从山西忻州经太原、平遥一路向南到达临汾、运城，在黄河岸边的鹳雀楼怀古。向南行，则是沿着太行山，沿白洋淀、邯郸、安阳和郑州一路到黄河岸边。写作上，以时间为经线，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文化到中华文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由远及近写来。
地理行走途中，在乡村的长途车上，在绿皮火车上，在高铁上，在飞机的舷窗边，更在大脑里幻化出一场头脑风暴。邀请读者和我一起体验一场文明的生发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