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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永济桥
隋唐大运河的终点在涿郡，有一种说法是涿郡的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可即便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到了北京地界，从通州到京城有20余米的地势落差，需要靠船闸来提升船只，也得找到足够且稳定的水源。水源一直是难题，最终很多时候还是得将漕粮卸货于通州的码头，再用骡马或拉或驮运到京城。而隋代的运河修造，据史料记载，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性格的体现，用时极短，而当时的北京城军政地位并未凸显出来，这就使人怀疑运河终点选址蓟城的必要性
。
今日出北京向南，沿着太行山麓，无论铁路还是公路，经过的第一座城市都是涿州。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先驱侯仁之先生关于古代中国南北大道路的说法。平汉铁路通车之前，在双脚走路的时代、畜力车的时代，古人们都是沿着太行山山麓纵贯中国的。道理很简单，道路再靠西就要绕着山腰走了，山势陡峭难行；道路若靠东则是在大平原上走出一条路，冬天还好通行，夏天洪水泛滥的时候大小河流从山里冲出来，平原上处于漫流状态的河流又宽广又曲折，而修桥造路横跨河流是异常艰难的事情。按侯先生的测算，在山脚和沼泽之间，大约46米等高线的那条南北线路，是南北大通道的最佳选择。
我看过金人掳掠北宋最后两位皇帝徽宗和钦宗“北狩”的记载，上万人的队伍沿着太行山山麓向北行，一路上经常下雨，泥泞难走。由于连续几天下雨，宫女们乘坐的牛车被雨水淋透，于是一些女子去围在她们外面一圈的金兵营帐中避雨。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行动，因为避雨的宫女“多嬲毙”
。
彼时中国北方还多有沼泽，有这样一条“北狩”记录：“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
梁鱼涡大致位于今辽宁省黑山县，是一片直到清末才消失的沼泽湿地。
当然，沿46米等高线的道路不是科学计算出来的，而是古人用脚走出来的。这条南北大通道，在北京要跨过永定河，于是有了卢沟桥。在涿州，要跨过的是拒马河。涿州城外有一座永济桥，修造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年间又加长，此桥为九孔石拱桥，全长600余米。大水中这座有着450余年历史的桥梁岿然不动，令人赞叹古人的建造水平。
涿州城的崛起，和南北大通道有着直接的关系。拒马河在这里出山，道路与河流交叉，处于交通节点上。河流出山，沉积出一片冲积扇——一片利于农耕的沃土，但也隐伏着被洪水侵袭的危险。相对于大平原，冲积扇上坡度大，水流湍急，遇到水道拐弯更容易被冲破堤防，也是洪水防御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