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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是国际关系在传播领域的反映，随着国际传播主要媒介的变化，能够被置于国际传播范畴进行分析的传播现象日益增加。情报本身具有隐蔽性，即便解密后的情报能以公开信息的形态流动，但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渠道上的掣肘，使得受众对于解密情报的获得成为问题。在平台化媒体成为国际传播主要媒介之后，解密情报可通过平台化媒体迅速进入国际传播场域流通，解密情报在功能上的外溢效应明显，“公开披露情报”作为博弈工具的作用得以凸显。在俄乌冲突中，“公开披露情报”就被大规模应用于“认知战”。因此，我们越来越需要对情报生产与情报解密所涉及的传播现象进行理论化的思考，寻求情报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接合点。
从情报学来看，情报的基本属性是“知识”，是情报机构为受众提供的一种基础认知，在情报生产阶段面向的是情报用户，在情报解密阶段面向的是广义范畴下的受众。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价值的演化和再生产（transmission and reproduction of values），系统阐述了知识与权力、日常生活世界等社会之维共生共构的关系” [1] ，以“知识”为核心属性的情报自然在知识社会学的关照范畴之内。知识社会学被广泛运用在“全球资本与信息流动” [2] 的分析中，后者是基本的传播现象，这就涉及知识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接合。“在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起源、扩散和后果是三个重要的主题” [3] ，知识的起源与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有着巨大的接合空间，而情报的生产和解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蔽”的知识生产。因此，情报学是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桥接”才与传播学形成理论接合点的。作为知识的情报的生产与解密中对信息的选择问题，就是传播学从传播控制角度所观照的“把关”问题。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联，使得国际传播行为主体对于信息有着明显的过滤，也就是程曼丽教授所言的“国际传播是过滤式的传播” [4] 。从此种意义上来看，情报生产与情报解密过程中，对信息的选择和使用就是对信息的“过滤”，经过过滤后所生产出的“知识”会流入国际传播场域。中情局对中国的信息过滤具有双重性，第一重指的是对新中国宣传进行过滤，生产出作为知识的情报；第二重指的是对情报进行过滤（选择性公开），生产出作为知识的解密情报。中情局的信息过滤和内容生产，最终指向的是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
同时，本书力图通过对中情局解密情报的研究，寻找西方涉华知识生产“非主流叙事”研究的切入点。在对“定义”权的解析上，西方知识界的涉华知识生产长期受到关注，且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情报这一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为信息的可及性等问题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对情报机构、公关公司以及各种类型的“智库”在西方知识界的涉华知识生产进行观照。
本书将通过历史分析，以国际传播的视角，探索国际传播新的分析维度，力求指导现实的国际传播。
情报在生产（秘密）阶段，是一种在美国决策层内部流通，属于美国决策层对华认知的“知识”，中情局对其信息源即新中国宣传的使用与选择处于秘密状态，这是“隐蔽的国际传播”的第一阶段；在解密（公开）阶段，情报在国际互联网流通，属于中情局面向国际传播场域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但是，鉴于美国有将“公开披露情报”作为武器的传统，其解密涉华情报的目的同样是隐蔽的。冷战开始后，承袭了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功能的中情局，也将始于二战期间的对轴心国的宣传分析工作移植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岁月里，中情局的宣传分析工作造成了国际传播场域两个事实性的结果：从国际传播信息流动的角度来看，基于中情局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展宣传分析工作需要所产生的驱动力，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媒体内容进入了美国决策层，形成了区别于美国“心理战”国际传播活动的“反向的国际传播”；从情报的基本属性“知识”来看，由中情局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能力与意图的评估、对内政与外交热点问题的研究形成的情报文本，经过情报的分发流程，最终沉淀为指导美国决策层进行对外决策的知识，这种对外决策包含了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换言之，中情局以包括宣传分析在内的手段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进行的现实的国际传播的前置阶段，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为：在开展国际传播实践之前，应对目标国建立基本认知，这种认知来自国际传播前置阶段的知识积累。
因为情报文本的隐蔽性，本书将中情局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宣传分析所形成的“反向国际传播”和“前置国际传播”统称为“隐蔽的国际传播”。这种国际传播活动无法像现实国际传播那样在知识生产和传播实践上“登堂入室”，但近年来中情局情报档案的分批解密，为前述的“隐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分析依据上的可及性。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中情局对新中国开展的宣传分析工作同样形成了“反向”和“前置”，通过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厘清沉睡在情报文本当中的这两个国际传播“非典型”问题，是我们理解当下美国对中国国际传播认知形成的历史路径。虽然情报文本与大众传媒在媒介形式上是相似的，即以文本的形态出现，但在受众和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区别。前者的受众是美国决策层，为了确保情报分析的准确性，分析师被要求以“客观”为原则淡化意识形态属性。在对中国宣传进行分析时，美国对中国宣传的解读投射于文本中，反映出其认知中国的思维模式。这种影响直接构成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媒体认知的知识基础。
[1] 陈薇.作为知识生产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中的知识理性与主体性认同［J］.南京社会科学，2021（9）：110-119.
[2] 陈薇.作为知识生产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中的知识理性与主体性认同［J］.南京社会科学，2021（9）：110-119.
[3] 刘海龙.作为知识的传播：传播研究的知识之维刍议［J］.现代出版，2020（4）：23-31.
[4] 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0（4）：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