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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情局解密情报，以情报文本中所体现的时间为基准，选择了1949年至1972年中情局生产的涉华宣传情报。
“涉华宣传情报”在中情局所有的涉华情报中较为特殊。一方面，其并非根据所涉主题如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经济情报和安全情报等进行分类。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情局面对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两国相互隔绝、“人力情报”无法发挥作用且严重依赖“开源情报”（OSINT）作为信源的现实，开展了长时段、大规模的宣传分析工作，并与其他情报分析手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情报文本。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时期，本来多用于“内宣”的新中国宣传，因为中情局宣传分析工作的需要而成了“信源”，进入了中美国家关系的范畴，“被动”地进行了国际传播。因为这一国际传播行为的诱因是情报工作，且情报工作具有“隐蔽的”属性，本书遂将其称为“隐蔽的国际传播”。被动性、隐蔽性、跨国性以及作为“至关重要的核心”（the vital center）的受众是“隐蔽的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隐蔽的国际传播”是中情局对其信源即新中国宣传进行“过滤”的结果，以涉华宣传情报的文本为最终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中情局解密情报内容广泛，中情局通过新中国宣传分析了中国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体现了情报用户即美国决策层彼时对华政策的兴趣所在，更体现出美国在知识生产领域对中国的议题建构。涉华宣传情报由于以美国决策层为受众、以新中国宣传为“信源”和中情局作为美国国家机器这三重特征，集中体现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前，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的西方国家对华知识生产。
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来看，1949年至1972年是一段十分特殊的时期，经历从新中国成立中美隔绝到尼克松访华中美接触，这一时期是美国对新中国认知模式形成的起点。彼时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此时依然在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厘清1949年至1972年美国对新中国认知模式形成的底层逻辑，而这一时期的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就是了解这种逻辑的绝佳史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外交政策都并非仅由经济考虑驱动，华盛顿官员们都十分关注他们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威胁” [1] ，1949年至1972年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典型代表——从基于意识形态分歧选择孤立、遏制中国，到为了对付更大的意识形态敌人苏联而选择接触中国。回到当前的中美关系后会发现，虽然时代不同，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核心考量没有改变，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选择牺牲经济利益，对中国采取新一轮的全面遏制和极限施压。
1949年至1972年是中情局对新中国情报工作特殊的24年，对作为单一情报来源的新中国宣传的依赖决定了在此期间中情局对新中国宣传信息的收集、分析具有相当的量级。1949年，经历过三大战役，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逐渐崩溃。美国政界和情报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一个新的红色政权即将诞生的事实，了解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共产党中国”成为中情局的要务。检索中情局解密情报也可以发现这一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系列解密档案《外国文件和广播信息》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内容从1949年开始急剧增加，集中出现在1949年10月前后，因此我们将研究对象的时间起点定为1949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的隔绝状态就此结束，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迅速增多，中情局对新中国宣传的依赖就此结束，新中国宣传不再是中情局研判中国情势的唯一依据，因此本书将研究对象的时间终点定为1972年。
中情局的涉华知识生产，经历了情报生产（秘密）和情报解密（公开）两个阶段。本书聚焦于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分析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当中存在着的“隐蔽的国际传播”，所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情报生产和情报解密两个阶段中，新中国宣传如何被作为“把关人”的中情局过滤和筛选，最终以“知识”的形态进入国际传播。通过对情报文本的内容分析，建构出中情局对中国建立的知识议题框架和信息过滤框架，探究美国“妖魔化”新中国的早期形态。
在中情局涉华知识生产的第一阶段“情报生产”中，作为信息的新中国宣传被中情局过滤后，“被动”地进行了国际传播，被纳入情报文本，在美国决策层内部流通。这一方面的信息过滤体现于情报文本当中，在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20余年间，中情局在涉华宣传情报中对新中国宣传的选择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将新中国宣传作为分析基本国情的消息源，到后来将其作为重大事件分析报告的资料支撑；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将其作为分析国内事务的依据，到后来将其作为判断新中国外交意图的重要支撑；从最初事无巨细地收录新中国宣传信息，到后来仅高度依赖《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宣传在情报文本中的表征变化，源于中情局信息过滤行为的变化。
在中情局涉华知识生产的第二阶段“情报解密”中，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的要求，1995年中情局组建历史审查小组（Historical Review Panel，HRP）并逐步解密其情报档案。2000年，中情局解密档案搜索工具（CREST）启用，可以通过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电脑查阅已经电子化的中情局解密情报。2017年，中情局将此解密档案搜索工具向国际互联网开放，使全球用户可免费搜索并下载中情局《信息自由法》电子阅览室（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收录的解密情报。这一阶段对涉华宣传情报进行的解密，本质上是另一种信息过滤，经过过滤，作为“知识”的情报以一种知识议题的形态被释放，构成了知识议题框架。中情局解密情报向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意味着这些情报进入了国际传播场域。知识议题框架和信息过滤框架共同构成了“隐蔽的国际传播”的具体行为内容。
[1]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M］.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