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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作为“情报”或“史料”的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在国际传播场域与中国如何发生关联，是研究者们较少观照的领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向国际互联网开放之前，文献的可及性面临障碍；另一方面，如何为涉华宣传情报与国际传播的关联做理论性的思考，寻找到情报学与国际传播的接合点，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涉及国际传播、情报学以及知识社会学三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具体说来，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知识社会学与传播学、情报学与传播学，以及对中情局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情报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来理解。张新华等认为“知识的涵义也许是世界上最具有多面性和不确切性的东西” [1] ，因此，对于“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学界缺乏基本的共识。知识社会学聚焦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王佳鹏认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传播学，其核心问题是“知识在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起源、扩散、碰撞和综合过程” [2] ，E.道尔·麦卡锡（E.Doyle McCarthy）认为其中的“知识”是指“被某种社会群体或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任何一套思想” [3] ，包括社会语言、规范和世界观等形式，构成了人类的经验。袁光锋等认为“与日常观点的散乱和碎片化相比，知识更具体系性” [4] ，并且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提供理解框架和生产意义” [5] 。
在将情报作为“知识”的理解上，当前学界主要从情报、信息、知识三者的关联上进行分析。彭修义提出“知识的本质是观念化的自然信号和信息，而情报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提供的是知识信息，情报离不开信息” [6] ，各种战略战术情报都超越不了知识信息这一特定属性。谢建认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联信息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情报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实质上是对知识的一种应用” [7] 。刘春燕在对情报的诸多定义进行梳理后，发现很多学者都认可知识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知识是情报定义中的核心要素” [8] 。罗伯特·S.福特纳（Robert S.Fortner）认为“知识背景” [9] 是影响二战后国际传播系统重建的因素，并分析了美国在战后提出的信息“自由流通”观念对国际传播系统的影响。刘海龙认为，面对着传播技术发展对传播研究及传播概念所形成的困境，应该寻找“更稳定的支点”，而知识“作为人类传播的核心概念”就具有这样的稳定性。 [10]
在传播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结合方面，知识的起源作为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可以与传播学的“把关”研究建立起联系。传播学中的知识一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定义的，即知识可以被视为大众传播所导致的认知的结果。国内学界对于知识生产的内涵与外延有过较多的论述，较为代表性的如傅翠晓等对现有知识生产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后，将知识生产定义为“人类活动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如真理、原则、思想和信息等的发明、创作、创新和复制过程，知识生产不仅包含原创性新知识的创造，也包含在已有知识基础上，通过复制和传递过程而产生的新知识的创造” [11] 。吕卫文则认为，知识生产应该突破一般线性思维下的知识更新活动范围的定义，是包含知识应用和创新的一种“社会－认知” [12] 过程。陈薇认为，缘于知识社会学关注价值的演化与再生产，知识也应该被视为贯穿于历史时间的、特定社会劳动的产物，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深度影响着国家话语权力结构，国家话语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生产。 [13] 刘建平在分析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时提出，“共识行为障碍是知识生产缺位导致基本认知障碍并向逻辑表达不能、传播功能缺失的主流话语障碍发展，造成运用知识方法达致共识形式的主体间关系合理化与公共理性能力的挫折。改变这种状况的启蒙，首先需要‘问题史’研究的知识生产” [14] 。
1983年，黄纯元在《情报学刊》上发表《传播学与情报学》一文，指出情报传播模式的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传播学与情报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传播研究脱离不了对情报的研究，传播问题也是情报研究的基础，任何情报学成果只有通过情报的传播过程才能最终体现出来，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共生性和渗透性” [15] 。这是较早将情报学与传播学相结合论述的文章。此后近20年，对传播学的引进随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进步而迅速发展。1999年，张锦对近20年来图书情报学引进传播学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提出了存在“学科比较研究、传播学成果利用、交叉研究、融合趋同研究与引进本身的研究” [16] 等五种方式方法。
进入21世纪，学界的研究仍然以情报科学引进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以及对于图书情报学和传播学交叉的理论分析，抑或是从学科建设角度分析二者的交叉研究为主，但鲜有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情报档案的学术成果。有学者认为中国情报学处于情报缺失的状态，国内解密档案开放程度低，尤其是涉及宣传的解密档案开放不足，使得在国内学界鲜有二者相结合的研究。周庆安利用外交部解密档案中与对外政治传播相关的421份文献，对我国1949年至1965年的对外政治传播活动展开研究，认为“当时我国对外政治传播的主要传播者层级较高，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传播的客观和平衡，但其中的一些做法，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和宣传色彩” [17] 。
从解密档案的可及性上来看，国外解密档案较之国内档案更具优势，王迎胜对我国传统媒介出版苏联解密档案相关研究著作的价值得失、出版传播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学界对史料的分析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小，对中苏历史研究具有深化和细化作用，并且利用苏联解密档案修正了一些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事迹” [18] 。
本书涉及的核心概念面临着跨学科和多语义的背景，因而在分析了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之后，有必要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予以明确。
“宣传”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ropaganda”，是涉华宣传情报书写新中国时出现极为频繁的词语，这涉及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宣传”一词的认识问题、美国情报界将分析苏联的思维模式套用到中国的“镜像思维”问题，以及彼时新中国宣传工作本身所发挥的功能与内涵。
一战结束后，西方语境下的“宣传”从中性发展出了否定性的含义，开始与“洗脑”“控制心灵”“不诚实”等专制特征相联系，“西方公众对宣传一词开始有了坏语感” [19] 。直至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宣传”的滥用，使其成了弄虚作假和不择手段的代名词。冷战开始后，“宣传”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攻防战中为社会主义阵营所塑造的形象的“符号”之一。所以，美国对于“宣传”一词的运用，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的。美国对新中国的认知建立在冷战框架之内。在美国情报界，“分析人员最常见的思维局限是镜像思维” [20] ，镜像思维会诱使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假定新中国的动机和目标与其已经十分熟悉的苏联趋近一致，用分析苏联情报的思维来分析新中国。“美国现代情报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对抗苏联势力的全球扩张。” [21]
从冷战开始直至结束，分析苏联一直是美国情报活动的工作重心。在美国看来，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作为苏联集团的一员而存在的，因此对新中国的认知也被置于对苏联的认知基础上。从传播学经典著作《传媒的四种理论》对于“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对苏联集团大众传媒的基本看法：“大众传媒被当作一种工具——即党和国家的工具。它们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它们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治的工具。它们是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它们以负有严格执行的责任为特点。” [22] 这种思维作用到美国对新中国宣传的认识上，即认为新中国宣传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的，新中国媒体是“宣传”工具而不是“大众传媒”（mass media），“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一直和外界完全隔离。当时的媒体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为共产党的政治需求服务” [23] 。美国的这种认识通过解密档案也可以体现出来。例如，1952年3月一份题目为《共产党对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指控》 [24] 的解密档案中，就将《人民日报》解释为“共产党机关报”（an official Communist organ），涉及新中国宣传、媒体、传播等内容时，“宣传”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较少出现诸如“媒介”（media）、“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媒体”（press）等指称现代传媒业的词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了延安时期关于宣传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并参照了苏联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经验，建立了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宣传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思想宣传的工作运行机制，组建起了全国统一的新闻出版机构，形成了深刻嵌入中国社会的庞大宣传体系。在传播功能上，新中国宣传要承担思想理论建设、党内思想教育、群众宣传鼓动、时事政策宣传、新闻舆论出版等任务；在传播类型上，新中国宣传涵盖了人际传播（宣传网）、大众传播（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以单位、街道居委会、村等社群为单元）。基于该历史时期中情局对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认知以及新中国自身的客观情况，从保持“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分析立场出发，本书选择“新中国宣传”作为统领档案内容的关键词。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IAC）对宣传情报的理解是“宣传情报还必须估计敌人的宣传意图，必须评估它的宣传效果，还必须包括对其宣传机器的分析——指挥结构、控制、政策、方法和资金” [25] ，这充分体现在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中。在中情局涉及新中国的宣传情报中，既有对新中国宣传管理机构和传播机构的分析，也有对宣传内容的摘编；既有通过新中国传播机构的发展情况来分析国内国际情势的报告，也有通过宣传内容来分析国内国际情势的报告。
美国情报界所理解的“宣传”，其内涵是较为宽泛的，“宣传的使用一直在共产主义战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宣传不仅仅是口头的、印刷的、广播的，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承诺或声明，也不仅仅是一部具有偏见的电影，它还包括贸易展览会、文化交流、展览等活动” [26] ；与此同时，新中国在机构、功能和传播类型上也以较为宽泛的视角定位“宣传”的内涵。基于此，本书所使用“新中国宣传”一词涵盖了这一时期我国宣传机构、宣传行为、宣传内容、宣传效果等一系列传播的内容，而与这些内容相对应的宣传情报，即中情局情报，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中情局涉华知识生产中“隐蔽的国际传播”的问题，涉及中情局对作为信源的新中国宣传的“过滤”以及在情报解密过程中的“过滤”。这牵涉到对本书两个核心概念“隐蔽的”与“过滤”的理解。
秘密的、隐藏的、隐秘的和隐蔽的，在中文语境下是经常可以互换的词语，本书以“隐蔽的”作为概念统领。曾任中情局局长顾问的著名情报学家马克·洛文塔尔（Mark Lowenthal）认为“大部分情报活动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对于秘密信息的追求就是“情报活动的主旨”。 [27] 从情报与信息的联系与区别来看，情报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也是因为其具有“隐蔽的”这一属性。从语义上来讲，秘密的（clandestine）和隐蔽的（covert）是一对通常可以互换的概念，但马克·洛文塔尔与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认为“情报领域的秘密和隐蔽有着巨大区别” [28] ，除了都具有“保密”这一特征外，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归因”而后者“不可以归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隐蔽的国际传播”，即因为中情局所开展的宣传分析工作的保密性，使得新中国宣传秘密地“被国际传播”，强调作为美国情报工作副产品的新中国宣传“被国际传播”的保密性。
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一书的英文标题“Covering Islam”一语双关，“cover”兼具报道与遮蔽的意思，即“任何相关的论述不论宣称如何的中立、客观、超然，都必然是部分的/偏颇的” [29] ，媒体对于伊斯兰的报道/遮蔽始终使得伊斯兰为人所知，这种报道/遮蔽已形同病症。中情局的情报与媒体的报道一样都“宣称客观”，在情报生产即新中国宣传“被国际传播”的阶段与情报解密即涉华宣传情报被释放至国际传播场域的阶段，同样存在着萨义德所言的“遮蔽”。哪些新中国宣传信息进入了情报文本中？哪些涉华宣传情报被释放出来？此角度对“隐蔽的国际传播”的理解，指的是中情局对于新中国宣传与涉华宣传情报的“遮蔽”。
中情局的这种遮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采用了一种“信息过滤”的方式。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过滤被认为是“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信息选择过程”。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借用“过滤”一词，提出了新闻要通过媒体的拥有者、媒体的资金来源、新闻来源、压力和意识形态五重“过滤器”面世，以此来解释美国大众传媒的偏向，这是对“过滤”结构性的运用。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分析“信息过载”问题时，也提到了“信息过滤”的问题。戴维·温伯格引述了克莱·舍基（Clay Shirky）对新的过滤技术的观点“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认为“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 [30]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中情局的涉华知识生产中，“信息过滤”是其知识议题偏向的诱因，更是知识权力的来源。
本书所谈到的“隐蔽的国际传播”，指的是在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生产过程中，作为信源的新中国宣传经过中情局的筛选“被国际传播”，即进入美国官僚体系流通；中情局在涉华宣传情报的解密过程中筛选并释放这些情报，使之进入国际传播场域。其中的“隐蔽的”，蕴含着中情局情报工作的“秘密”属性和中情局筛选新中国宣传信息过程中的“遮蔽”，从行为上来讲即中情局对涉华信息的“过滤”。
从情报的本质上来讲，中情局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生产机构，但其身上可供外界研究的资源也受到其“隐蔽”属性的掣肘。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中情局的研究集中于中情局的历史、中情局解密情报这两个方面。
对中情局历史进行的研究，以美国官方披露的情报机构历史文件资料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为史料依据，形成了中情局机构史与个体记忆相互补充的研究特征。鉴于中情局作为情报机构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以英文资料为主，国内学者对中情局机构史进行的研究集中在机构职能与历史沿革方面。宋涛在博士学位论文《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1947—1961）》 [31] 中对中情局的发展沿革、体制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翟强梳理了冷战期间美国宣传战运营机构的情况，“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部门（比如美国新闻署）和情报收集部门（比如中情局）都参与了宣传战的策划和实施。两个部门工作职能不同，美国新闻署强调对外宣传，中情局则利用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收集情报” [32] 。
在美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中，可以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建立及其至1955年的运行情况。美国政府公开了《情报部门的建立（1945—1950）》（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1945-1950）和《美国情报界（1950—1955）》（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两个政策文件集，通过文件可以考察中情局的建立和机构运行情况。较早的一部英文著作是《机构——中央情报局的兴衰》（ The Agency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 [33] 。这部著作涉及1939年到1985年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组和中央情报局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对涉及的每一位中情局局长也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但此书的成书时间为冷战仍在继续的1985年，大量的情报档案并没有得到解密，使得其支撑材料存在缺陷。《灰烬中的遗产——中情局的历史》（ Legacy of Ashes ： The History of the CIA ） [34] 一书讲述了中情局从1947年至2007年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对冷战期间中情局的隐蔽行动进行了全面回顾。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美国没有成功地组建起世界一流的情报机构，这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和情报评估是失败的。另外，还有一部著作值得一提——《永远警觉？——中情局50年史》（ Eternal Vigilance ？： 50 Years of the CIA ） [35] ，书中的《理解历史文件的自身努力——中情局历史计划简史（1950—1995）》（The CIA's Own Effort to Understand and Documentits Past：A Brief History of the CIA History Pro-gram，1950-1995）一文重点对中情局历史审查计划（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做了概述，这也是后来中情局决定开放解密档案的两大影响因素之一。2020年出版的《中情局和对安全的追求——历史、文件和文本》（ The CIA and the Pursuit of Security ： His-tory ， Documents and Contexts ） [36] 以编年史的形式，对中情局成立至特朗普初次当选美国总统时期的重大行动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其中《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IA Covert Action）一文介绍了冷战期间中情局主导的隐蔽战的发展沿革。关于近年来冷战史学界兴起的“文化冷战”研究，《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Science of Coercion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 1945 - 1960 ） [37] 一书分析了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因素，聚焦于中情局深度参与的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The Cultural Cold War ：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and Letters ） [38] 一书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资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对中情局参与文化冷战、实施文化干预的秘密计划进行了梳理、叙述。
中情局对情报的解密是一个海量情报文本被释放的过程，本部分聚焦于对中情局解密情报的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学界唯一以涉华宣传情报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是赵继珂的《美国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评介》。赵继珂提出宣传情报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以下三方面内容：“详细介绍中情局如何通过搜集解读中国公开宣传信息来获悉中国内政和外交变化的最新动态，并以此找寻扩大对华文化冷战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具体内容；生动呈现中情局如何通过跟踪分析中国宣传数据变化信息，力求准确探明中国宣传效能所做的系列努力；完整记录中情局为提升美国对华宣传效能所做出的各种尝试。” [39] 其他关于“宣传”的研究主要涉及情报来源的问题。沈志华在分析中情局对华情报评估的情报来源时指出，“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各种公开媒体的信息，诸如各种报刊、统计资料等” [40] 是中情局了解中国的主要情报来源。美国的情报分析师较多将中国的报刊作为分析依据，在评估报告与其他情报分析报告中“引用最多的是《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文汇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中情局所说的‘北平 [41] 电台’，其次是诸如《北京日报》《河南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国的各种省级、地区级的报刊与政府各部委所办的报章杂志” [42] ，对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电讯的监听也是中情局的一个主要的官方情报源。
沈志华等主编的八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43] 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设置进行了介绍，并辑录和翻译了两类情报档案：一是美国情报机构定期的或常规的情报综合分析，例如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的情报报告，以及中情局的“国家情报评估”（NIE）等；二是情报机构受命撰写的专题报告，一般是针对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专门向白宫和总统提交的文件，如中情局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书中按照15个主题对解密情报进行了划分和评述。在对中情局解密情报的研究中，对其中的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从总体评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情报分析部门和官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以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在整体上对中国认知所发生的变化” [44] 。国家情报评估是美国情报界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最权威的评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在2004年10月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汇编《追踪龙脉——美国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1948—1976）》（ Tracking the Dragon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on China Duringthe Eraof Mao ， 1948 - 1976 ） [45] ，该汇编由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撰写序言。哈钦斯指出这一汇编是“因为来自美国情报界的整整一代的分析家和高级官员所做出的贡献才编写成的”。对美国最高情报官员的这种“代际”层面的描述，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中美建交前后是美国情报界对华分析的一个阶段。
近40年来，中情局情报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SI）一直在发行一份内部刊物《情报研究》（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目前在中情局的官网上可以查看自1992年至今的《情报研究》所刊载的文章。H.布拉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H.Bradford Westerfield）的著作《中情局的私人世界——来自机构内部期刊的解密文章，1955—1992》（ Inside CIA's Private World ： Declassified Articlesfromthe Agency's Internal Jour-nal ， 1955 - 1992 ） [46] 全面介绍了中情局的历史和基本结构，并对《情报研究》中的部分文章进行了摘录，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文章的背景，并解释了文章的选择过程，但并没有将《情报研究》对中国的研究作为独立主题。
通过检索中情局网站电子版《情报研究》所开放的1992年至今的《情报研究》，有13篇涉及中国的情报研究文章，可以部分体现中情局情报研究者对于涉华研究的一些理念，同时鉴于中情局情报解密的历史审查计划也由情报研究中心负责，《情报研究》中的文章也可作为历史审查计划的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美国海军对中国的一次情报任务——另一个时代的操作》（AUS Naval Intel-ligence Mission to China in the 1930s：Operations in Another Time） [47] 一文对美国在二战前收集军事情报的方法进行了介绍。此前，关于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行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情报行动，各媒体鲜有报道。文中以罗斯福1932年当选总统后的海军事务复兴为背景，介绍了特工沃尔顿（Worton）被派往中国，以一名寻找新生活的前警官的身份为伪装，在南京结识了戴笠。沃尔顿在中国招募了30多名间谍，包括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著名古生物学家皮埃尔·夏尔丹（Pierre Chardin），通过这些间谍组成的谍报网络搜集情报。在《中国情报史学的过去与现状》（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48] 一文中，作者钱伯斯博士（Dr.David Ian Chambers）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情报工作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情报史的适当平台根本不存在。文章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开始，一直论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篇文章是依据公开出版的资料信息拼凑而成的“中国情报史”，体现了中情局情报研究人员对中国公开出版信息的运用。
《情报研究》中有两篇文章涉及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在中国的行动历史。在《在龙门——战略情报局在远东：近代公共文学中的情报》（At the Dragon's Gate：With the OSS in the Far East：Intelligence in Recent Public Literature） [49] 一文中，作者指出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行动披露得很少，所以文学作品《龙门》（ The Dragon's Gate ）是具有回忆录的价值的，为了解OSS在中国的运作提供了参考。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从欧洲到中国——一个战略情报局老兵的思考》（From Europeto China：An OSS Veterans Reflections） [50] 中，涉及了战略情报局老兵罗伯特·R.凯赫（Robert R.Kehoe）在1945年来到中国之后的见闻，文中提到：“特别是国共两党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以及蒋介石政权的不稳定性。人们有一种印象，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倾向于认同史迪威相信有可能与共产党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共产党目前控制着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我们收到的情况介绍强调了我们将面临的政治复杂性。国民党对OSS团队可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建议反应消极，共产党经常处于非常规战争的理想位置并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据我所知，目前唯一被允许的合作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协助在满洲战俘营的救援行动。”在《在陈纳德和中国情报问题》（Claire Lee Chennault and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ce in China） [51] 一文中，作者鲍勃·伯金（Bob Bergin）指出了陈纳德来到中国即重视情报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陈纳德拒绝了戴笠的情报协助：“我避免了与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秘密警察结盟，虽然他们可能是有用的，但戴笠的人干了追捕共产党的事情，与戴笠合作将意味着我们与共产党军队结束战场上的关系”。在《1944年迪克西使团——美国情报官员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相遇》（The Dixie Mission 1944：The First US Intelligence Encounter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52] 一文中，鲍勃·伯金指出，1944年的迪克西使团是美国官员与共产党的第一次深度接触。解放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展开了一场“谁失去了中国”的政治辩论，迪克西使团的角色也受到了质疑。鲍勃·伯金提醒道，不要忘记迪克西使团的出访本质上是一次情报搜集任务，应该对当时的情报成果予以重视。
《情报研究》也刊载了一篇对《中国情报史辞典》（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 [53] 一书的书评。《中国情报史辞典》是由I.C.史密斯（I.C.Smith）和尼格尔·拉纳姆（Nigel Lanham）在2012年出版的，记载了从公元前400年到现代的中国情报史的工具书，可以通过年表、介绍性文章、参考书目和索引来查询，词典部分有超过400个关于机构和特工、操作和设备、间谍技术和行话的参照条目。书评作者彼得·马提斯（Peter Mattis）认为该书不完整且存在误导，《情报研究》还刊载了《中国传统的保密、否认和混淆的观念和方法》（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s and Approaches to Secrecy，Denial，and Obfuscation） [54] 一文，作者拉尔夫·D.索耶（Ralph D.Sawyer）对《孙子兵法》中关于情报和保密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情报研究》中也有文章讨论中情局对华认知思维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中情局战略分析小组分析员的乔什·科贝尔（Josh Kerbel）在《清醒思考——美国关于中国的讨论中的认知偏见》（Thinking Straight：Cognitive Biasin the US Debate about China） [55] 一文中指出，在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的争议之后，在美国外交和情报辩论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就是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式和偏见，这种问题在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中非常明显。作者认为，认知偏差“是由简化的信息处理策略引起的心理错误，其不是来自对某一判断的情感或智力倾向，而是来自处理信息的潜意识的心理程序” [56] 。作者指出了在中国情报研究方面存在一种未被认识到的、根深蒂固的、持久的认知偏见，这种认知偏见导致人们将线性行为模板误用到中国。但是就像所有民族国家一样，中国实际上的行为是“非线性的”。《情报研究》在2006年也刊载了尼古拉斯·杜伊莫维奇（Nicholas Dujmovic）关于在1952年被中国抓获的两名间谍的文章《极度忠诚——中国的两名中央情报局囚犯（1952—1973）》（Extraor-dinary Fidelity：Two CIA Prisoners in China，1952-73） [57] ，这一事件在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资料，1955年2月2日的《中情局信息报告——共产党中国宣传被俘美国飞行员》就涉及此事。间谍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在1952年执行对华间谍任务时被捕，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才被释放。由于在1949年以后丧失了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工情报网络，因此中情局一度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还编造故事发函告诉其家人两人“在乘坐商业飞机时遇难”。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情局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情报来源相当单一，可以管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情局获取新中国信息的窘境。
从对既往研究的追溯来看，知识社会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研究较为充分，从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力、知识生产达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等角度对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情报学与传播学相结合方面，学界更多是从情报与信息的关联性角度展开情报学与传播学的融合研究，但较少观照情报的另一个重要属性“知识”与传播学可能存在的结合空间。在对中情局的研究方面，中情局的机构史和个体记忆是当前学界中情局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更多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进行的分析；作为隐蔽机构的中情局所能示人的另一资源就是其解密情报，从当前对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的研究来看，沈志华等从历史学角度对国家情报中的涉华宣传情报进行了研究。对于中情局解密情报的传播学研究基本处于“处女地”的状态。若将情报视为“知识”，知识生产便成了观照情报生产与情报解密的视角。中情局对于新中国宣传信息的筛选，衍生出了国际传播“隐蔽的”（秘密的/遮蔽的）因素，生产出了西方主流叙事之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从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动视角来看，国际传播“隐蔽的”（秘密的/遮蔽的）因素就是跨越民族国家的信息流动当中的障碍机制，或者称之为“信息过滤”，这些障碍机制的成因是身处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知识产生权力。因此，在对中情局解密情报的内容分析中，发掘出其在国际传播行为中的障碍机制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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