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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此后50余年的时间里，中美两个超大型国家在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合作和竞争中对彼此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尤其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相互嵌套的局面。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延伸，中国的国际传播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触达全球受众。但是，从大众传媒时代所谓的“红色中国的宣传机器” [1] 到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国政府所属媒体”（China state-affiliated media）标签，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传播场域当中，中国的传媒机构和传播内容始终被贬损性地建构为“洪水猛兽”。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由主导国际传播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义”的“西方版中国故事”具备历史沿革与地理跨度即时空双维度上的先发优势，已成为我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最大挑战。这是自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时起，中情局对华开展的长时段、大规模认知战历史惯性的延续。广义上的“认知战”，是中情局以信息遮蔽为核心手段，对外（国际传播场域）“定义”新中国，同时对内（美国决策层）“形塑”基本认识的过程。结合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此种认知战的余温仍未消散。因此，对中情局对华认知战中信息遮蔽的剖析成为必要，这也是本书写作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
西方国家“定义”中国的权力来源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的硬实力、新闻生产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 [2] 相互叠加而成，以自洽的话语体系和偏狭的议题网络，在国际传播场域建构出了一个“他者”身份的中国。其中，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知识生产，形成了其认知中国的概念和知识体系，诚如费正清所言，这些知识“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 [3] 。知识生产能力是西方国家“定义”“他者”的核心要素，在知识领域所进行的内容生产形塑了国际传播场域对中国的认知模式。基于此种考量，解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知识生产，“寻找对现实困惑的合理解释” [4] ，是我国摆脱“他者”定义的逻辑起点。
西方国家对中国知识生产的主流叙事，指的是从传教士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这一跨越几百年且具备严密传承逻辑的知识网络，这一知识网络对中国的内容生产，经由西方知识界流通进大众传媒领域，形成了西方理解中国的概念体系。这是一个跨越了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历经了不同意识形态阶段的较长的历史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等多重考量，将大量原本被“遮蔽”起来的内容释放到了国际传播场域。其中，中情局就解密了海量的涉华情报，这些情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国际传播关联度更高的涉华宣传情报。作为“激活的、活化的知识” [5] ，以竞争知识为本质的情报因为其“隐蔽”的属性，始终游离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知识生产的主流叙事之外，是较为典型的“灰色地带”。
所谓“隐蔽”也是指传播者通过对信息的刻意遮蔽，形成人类在认知层面的盲区，以此为受众提供一种“他者”观察视角的行为；从进程角度对国际传播的理解，含括了先验的知识（对目标国家的研究）、交往的过程与传播的结果三个阶段，当前的国际传播实践重视传播策略（过程）与传播效能（结果）的提升，而忽视了作为“他者”的知识生产，使得这一阶段成为国际传播实践中的“隐蔽”角落；从生产“他者”知识的主体来看，包括了显性的新闻媒体、研究机构，以及“隐蔽”的情报组织。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是上述三种语境下“隐蔽”语义的接合点，是发掘出西方国家“定义”中国底层逻辑的切入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定义”是在其话语霸权的基础上，将知识内容作用于国际传播场域而产生的。因此，厘清作为“知识”的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在国际传播场域“定义”中国的机制与逻辑，可以使我们窥得美国国家机器对中国的知识生产及其在国际传播场域的应用，寻求一种新的视角解构“西方版中国故事”，进而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参考。
[1] 文档编号（FOIA）/ESDN（CREST）为CIA-RDP79S01011A000600050023-4的解密情报，以《红色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开始运转》（REDCHINA'SVASTPROPA-GANDAMILLGRINDSON）为标题。这篇情报的生产时间为1969年3月14日，内容是介绍中国通过向国外出版书籍和播出广播节目来支持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起义情况。
[2] 任孟山，陈强.“五位一体”与“中国版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J］.现代出版，2022（3）：21-29.
[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290.
[4]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1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8.
[5] 刘春燕.对情报学中知识的认识［J］.情报资料工作，2010（4）：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