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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将现代人类学最早的两种祭祀理论概括为“礼物理论”（gift theory）和“圣餐理论”（communion theory）。前一种将初民的祭祀解释为向地位犹如酋长的神明献上礼物的仪式，后一种将之当作崇拜者与其崇拜对象共餐的盛宴。 [1]
这两种理论分别是英国进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与威廉·罗伯森·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 1846-1894）提出的。他们活跃于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鼎盛期及鼎盛期向式微期过渡的阶段，带着其时代的气息和关切，追溯了祭祀的“原始”，从不同角度界定了祭祀的本质。泰勒改良了既有精神论观点，对人神的“礼尚往来”提出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解释，史密斯则基于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 1827-1881）的图腾论（totemism）定义，围绕“圣餐”，展开了他的共同体解释。
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史密斯的《闪米特人的宗教演讲录》是这两种理论的载体。两部经典的涉及面都极广。为了理解他们有关祭祀的思想，我们必须有所侧重，不能充分兼顾“情景分析”。所幸者，关于这些思想，史铎金（George W. Stocking, Jr., 1928-2013）对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英国人类学的观念史、社会史和“集体心态”研究 [2] ，以及人类学家贝德尔曼（T. O. Beidelman）对史密斯的人生、学术及影响进行的分析 [3] 等，都专业而翔实，为我们将要开始的学术思想史之旅铺平了道路。
此外，泰勒和史密斯的著作引据了大量民族志素材。作者如何用这些素材来论证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但为了更好地辨明他们的祭祀理论，这里有理由搁置对这些素材的由来及作用的分析。
[1] E. E. Evans-Pritchard, Nuer Relig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272-276.
[2]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3] T. O. Beidelman, W. Robertson Smith and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