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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广义人文关系”体系做过一些讨论
，此后的几年里，我写下这本有关祭祀的书。这期间，我总是想到与上述“解字”相关的如下问题：
我们所知最早的“祭”字，缘何没有“示”这个部分？
“祭”这个字建立的三合一结构，是否为所有祭祀的普遍样式？
不同社会共同体的祭祀是否必然基于对人、物、神“三界”的区分展开？若是，三类“存在者”各自又被界定为何物？其概念范畴的边界有哪些差异？
祭祀是普遍存在的，还是仅在“古代文明”中存在？
祭祀中的人、物、神三者之间关系的中间者是不是一定是“祭”这个字中的那一物，或者说，即使是被视作那一物，它是否可以转喻或替代人或神？换言之，祭祀在为人、物、神提供“际会”的机会之同时，是否也为人与他们的“广义他者”（他人、物、神）提供了相互转化的可能？
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中，“广义人文关系”是否有不同的形态？其中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还是差序有别的？平等和差序又是如何具体界定的？不同文化如何排列人、物、神三者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
“祀”字体现的通过祭祀增强生命力，是不是诸社会共同体所共同追求的？在追求生命力增殖之同时，不同社会共同体是否也追求其自身的“道德升华”和秩序完善？不同的人是否以此为手段达成生存的功利目的？
祭祀既然是一种人神之间的交流方式，这种特殊“语言”能否以一般语言的逻辑来化约？或者倒过来说，这一以物为载体的交流方式是何种“语言”？
如果祭祀往往是以生灵（包括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和万物）的生命力之更新为追求，为什么这一对“生”的追求往往以牺牲的“死”为方式来实现？如果“死”是生灵的生命力难以规避的宿命，为什么人们会借助祭祀使之“提前发生”？其在祭祀中的“提前发生”与在战事中的“提前发生”是不是可比的？二者是不是都可以用“暴力”来理解？
“祭”字既然有“杀”的意思，仪式中缘何要使用暴力？祭祀的“暴力性”是否可以化约为“人性”之“恶”？一些“轴心文明”出现“反祭祀”倾向，是否源自对祭祀的“暴力性”的抵御？
祭祀无疑是古老的神话和习俗，在当代，这些是否毫无存在价值？
……
采取个案或比较的方法，对以上问题展开“经验研究”，无疑会有许多收获。然而，我这里所要做的工作却不属于此类。我将聚焦对祭祀的既有解释，特别是近现代西学的祭祀理论，具体言之，我将以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的一支——英法人类学——为例，分析、说明和讨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解析祭祀的不同方式。我坚信，研究这些既有方式，审视其方法、内容及思想特征，理解其如何追溯祭祀的源流，如何以学术概念来“化”实际生活情景下的祭祀实践和观念，同样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问题并趋近答案。
这些述评来自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这些文本是现代英法人类学的成果（有的已有中文译本，有的则尚待翻译），代表在学科史上有突出建树的人类学家的观点。我的关怀虽是学理性的，但我将围绕一系列学术人物展开。选择这些人物的依据是他们的“范式”或“学派”代表性，这些“范式”或“学派”广泛包括了19世纪后半期的各种进化论，在反思或反思地继承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功能论（文明史、结构和个人主义功能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宗教”与“结构”对立范式、“后结构”时代涌现出的不同思想（如祭祀的暴力或“替罪”论解释、结构-历史功能论、过程论及本体论解释等）。
我将表明，除了时代性之外，这些“范式”或“学派”还有国别性，与置身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英国派”与“法国派”相关，其总体历史形象是由两大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构成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别范式或派系同样具备国内性和国际性，与英法两国内部的思想分歧及其“国际效应”相关。
我多次通读书中处理的这些文本，也摸索过它们背后的思想脉络，但这里我将聚焦于其中有关祭祀的部分。我努力趋近作者的原意，但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不免戴着自己的“有色眼镜”。这副“有色眼镜”是由广义人文关系的镜片制成的。
这批名著（与这门学科的巨大产量相比，它们无疑仅属其中的少数，但它们是兼具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少数），没有一本提到“广义人文关系”概念——坦率地说，这些作者并没有用它代表的视角来看问题，他们中甚至有不少是我试图用这一“关系主义”看法来批判的“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神圣论”“暴力论”等观念形态的表现。然而，如我将表明的，透过“广义人文关系”镜片审视这些文本，我们能更顺利地进出于经典的思想世界。
做“文献研究”，尊重文本制作者的本来想法至为重要，但在做这项有特殊旨趣（祭祀的广义人文关系释义）的研究时，我们似乎更应面对这一事实：唯有将视野拓展到汉文“祭”字涵括的人、物、神“三界”并采取区分与关联的辩证法展开想象，方能更好地深入原典之中，对其提供的有关祭祀的源流、性质、作用与历史地理转化的解释形成于己相关的理解；因而，即使文本作者并没有采取这个视角和辩证法，其理论若是被“过滤”，其原意亦将得到更好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