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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这是我们编著这套“临沂文化世家研究丛书”的主旨。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要做到“四个讲清楚”。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的新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党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两个结合”，一个是“魂脉”，即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一个是“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因为传统文化世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决定立足临沂丰富的传统文化世家资源，组织编纂这套“临沂文化世家研究丛书”。
编纂“临沂文化世家研究丛书”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讲清楚”中指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个丰厚滋养，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包括临沂传统文化家族在内的家族文化就是一个家族道德的、人文传统的丰厚资源。现在，可以从这些文化世家中汲取经验，崇德重教。而在建立一个文明的、和谐的现代家庭方面，临沂的历史文化世家也可提供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启迪，这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文明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已充分证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世家之家学家风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才能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制农业社会，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家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也是立国之本。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世家也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柱。秦汉以后，我国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汉代以经学作为进身入仕的条件，而经学传授又多限于家学私门，文化世家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临沂出现了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琅邪颜氏、东海徐氏等世家大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人用人，人才的选举与士族家族制结合在了一起。隋唐至清代实行科考，虽然破除了自汉魏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文化垄断，为庶族士子开启了进身仕途之门，但是在宗法社会，一旦通过科举进入上层，就往往具有代代相沿的延续性。科举、仕宦、教育形成三位一体，仕宦之家的优越条件，家学、家风的传承影响，往往使世官、世科、世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举文化世家，这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像蒙阴公氏就出现了“一门五进士，父子两翰林”的情况。可见，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家族文化是一个重要载体，要深入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探求家族文化。编纂“临沂文化世家研究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整理临沂传统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世家研究。
“临沂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主要概述了临沂世家大族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在文化方面，基本关注到了三点：
琅邪王氏代传儒学，并因此而世代入仕。王吉通五经，史称其能为驺氏《春秋》，以《诗经》《论语》教授子弟，为人处事皆以儒家的思想道德为其指导原则及行为规范。其子王骏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王吉又送其到名儒梁丘贺处学习《易经》。王骏不仅通《易经》，而且对《鲁论》亦深有研究，著有解释《鲁论》的《鲁王骏说》二十篇。王骏子王崇亦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王骏、王崇父子皆位列三公。
至魏晋时期，王氏家族以提倡儒学的“孝悌”思想为主要任务。王祥对“孝”的实践、王览对“悌”的追求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王祥在总结自己毕生经验时把信、德、孝、悌、让五者列为“人生之本”。这说明他虽然受到当时“朝为天子，暮为囚徒”这一时代特点的影响，未再大力倡导儒家的“忠”，但从基本方面来看，王祥仍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是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导者。王导是西晋末年及东晋前期琅邪王氏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思想上以儒为主，亦喜清谈玄学，从政策略亦受道家影响，于佛、道等宗教亦有所涉及，文化上是一个多层面的人物。
琅邪诸葛氏自西汉后期起亦成为一个以儒学传家的家族。魏晋时期，诸葛氏的代表人物皆重儒学。如诸葛瑾，《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一方面说明诸葛瑾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诸葛瑾是一个勇于践行儒家孝道思想的人物。出仕东吴之后，诸葛瑾以儒家思想道德为行事准则与规范。诸葛亮自幼受到祖上重儒传儒和父兄影响，从今本《诸葛亮集》来看，他的思想虽然不限于一家，但是以儒学为主旨的。
颜氏家族的祖上颜回是儒学创立时期的重要人物，传承儒学是这一家族本来的义务。自颜盛率宗族迁临沂之后，颜氏一直以传录、学习和践行儒家思想为己任。
东海匡氏与儒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据《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的父亲以上世为农夫，匡衡后来官至丞相，其子孙亦多有为博士者，这正是依靠儒学文化才取得的。
东海于氏虽然不是专治儒学的家族，但于定国深感自己的儒学修养不够，故从政后，他加紧学习儒学，请专人讲授《春秋》，并对一切儒生皆表示尊敬，显示了他对儒学文化的热爱与尊崇。
东海王氏之王朗、王肃父子两代皆以治儒学闻名于世。王朗因通经才得以出仕，从政时以儒家思想为其处世的指导思想，从政之余，仍不忘研究儒家经典。王肃自幼受其影响，学习儒经，曾受教于古文经学家宋忠。王肃在儒学研究方面成就很大，对于保存儒家文献，传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泰山羊氏亦是以儒学传家的著名家族。羊祜终生践履儒家的思想道德，以《春秋》大一统之义为其行动指针，为国家的统一尽其毕生之力。羊祜一生的儒学文化色彩很浓。
临沂世家大族除以传承与弘扬儒学为基本的文化特色外，对道家、法家思想的传承与践行亦是其重要文化特色。
琅邪诸葛氏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在《论诸子》中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他把道家学说主要用于个人修身，《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除此之外，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在执政中也汲取与实践了道家特别是黄老一派的思想，如他在北伐战争期间曾“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与道家相比，诸葛亮身上更显著的是法家文化的色彩。他以善于“以法驭下”而著于史册。他能审势定法，有成文法典多部。在用法时又能“劝诫明”，即注意用法的宣传。他不以私亲而废国法，且能严于律己，故用法虽严而无怨者。
琅邪王氏在魏晋时期，具有儒玄双修的文化特色。当时一些士人援道入儒，形成玄学，王氏子弟多喜清谈玄学。影响较大的如王衍，他对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甚重之”，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王衍的从兄王戎亦尚玄学，为“竹林七贤”之一，他们的好玄对王氏子弟影响很大。王导亦喜清谈玄学。王导执政时的“务在清静”“政务宽恕”，也是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是他本人好玄学的必然结果。王羲之在思想文化上也具有儒道并用的倾向。另外，琅邪王氏家族与佛教、道教也有较多联系。王氏在离开临沂时，曾舍原居为佛寺，去江南后亦与佛教人士常有来往。这说明他们的思想文化取向是多元的。
泰山羊氏的代表人物对道家思想亦深有研究，公务之余亦研读道家著作。据《晋书》本传记载，羊祜所著《老子传》与其他文章并行于世，这可以说明羊氏与道家的关系。
临沂世家大族十分重视文化传承创新，在文学、书法等方面有显著成就，呈现出多层面的文化特色。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临沂籍的文学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较高。例如：王吉在历史上以“通五经”闻名，他的散文写得很好；王羲之既是著名书法家，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定成就，创作了《兰亭集序》和兰亭修禊时的诗歌等；而王戎则位列“竹林七贤”。诸葛亮也有较高的文学成就，现存作品中除了教令，还有表章与诗歌，如《劝将士勤攻己阙教》《出师表》等散文，《梁甫吟》等诗。萧氏家族的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皆为文学家。萧统纂有《文选》，萧绎著《金楼子》十五篇等。东海徐氏的徐摛、徐陵等也享誉文坛，如徐陵编《玉台新咏》十卷。颜氏家族的颜之推写成了被称为“中国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明清时期，蒙阴公氏的代表人物公鼐有文集《问次斋集》一百卷问世，被时人赞颂为“词林宿望”“诗坛巨擘”，是山左诗坛的领袖。
在书法方面，王氏家族中出现了一批书法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王羲之称“书圣”，王献之能继承家学，故称为“小圣”。在泰山南城羊氏子弟中亦出现一批善书法者，其中以羊欣最为有名。《南史》称羊欣“尤长隶书”。颜氏家族的颜真卿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颜体，极大地拓展与丰富了书法美学的内涵。
徐东升 汲广运
2024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