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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杰”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文章高手，在道德品质方面也堪称表率。故庆历三年他们被仁宗重用，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大事件。朝野上下无不称贺，以为人才之盛，古今罕匹。“四杰”所力推的新政，虽然因为反对者多方阻挠而夭折，但其对北宋后来的政治走向及士林风气，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四杰”的仕途遭遇及人生进退虽然充满曲折，但他们的道德风范与政治遗产，却在宋代乃至此后的元明清各代不乏继承和发扬的知音。苏轼自入乡校之时起，就一直在耳闻目睹“四杰”的真实与传奇故事中成长，考取进士之后，更有机会直接与韩琦、欧阳修等人接触。他们对苏轼的扶持、提携、教导、勉励，都在苏轼的人生进步和成熟过程中，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择要而言，大略有如下方面：
第一，修身，以德行为本。庆历“四杰”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享有如此巨大的声誉，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锐意变革、推进新政的胆略犹在其次，最重要的当是他们的高尚品德为时人及后世所景仰。苏轼对“四杰”以道德修身作为立身行事之根本，甚至内化而成为其秉性的人格底色，多有称道。如《范文正公文集叙》称范仲淹：“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天下之人皆师尊范仲淹，乃是出于对其高尚道德情操的仰慕。又如《六一居士集叙》称欧阳修：“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修也是天下士人“师尊”的偶像，其所以能够广受尊敬，并非人力所能为，乃是因其高尚道德情操为天下共仰。
苏轼认为，天有天德，人有人德，天地万物有违于此，则天地失其序，人不可以为人。故其对于德行高尚之人，极为称道，曾作《种德亭》诗，称颂悬壶济世的医者王复之德
；又称赞好友李常：“怪君一身都是徳，近之清润沦肌骨。”
他在元祐三年主持礼部考试时，门人李廌意外落选。大约李廌有些难于接受，在写给苏轼的信中，流露出抱怨情绪。苏轼在回信中进行耐心劝导，其中有云：“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
在苏轼看来，才能与德行相比较，居于次要地位。为人当以道德为立身之本，不断修炼，充实提高，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做好做成事；倘若德行有亏，其他都无价值与意义。
第二，事功，以天下为重。人生在世，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成就功名，是很多士人的理想追求。庆历“四杰”，虽然都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功名与理想，但他们具备更大的眼界、更广的胸怀，把天下安危喜忧放在比获取个人功名更高的位置。最为世人所称道的，当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了。王称《东都事略·范仲淹传》：“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其志也。为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乃上书宰相，极论天下事。”
其丁忧居家，身无官职，本来没有职责和义务去关心天下之事，但他却不以个人之悲忧为意，作《上执政书》数千言，其中言：“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把忠于君国、系念天下放在首位，个人即使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曾作《用天下为心赋》，阐明人君为政用权，当顺应天下人心：“审民之好恶，察政之臧否；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
君臣皆以天下为心，那就是最理想的治世了。《宋史·范仲淹传论》亦曰：“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遗憾的是，他力推的庆历新政，未能尽所用，而其胸襟与情怀，却是值得世人感佩的。
苏轼一生，遭遇过被排挤、坐牢、贬谪等重大人生挫折，但他对于个人的不幸，皆独自默默承受，泰然处之。他想得最多的，是担心自己遭罪会不会连累、牵扯朋友亲人；即使自己身在谪籍，处境艰难，也从未放弃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惦记。他贬谪黄州期间，曾致信友人李常（字公择）曰：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对于个人的得失进退，乃至生死，都可以笑谈面对，甚至置之度外。而于国家和民众有益的事情，则必须“忘躯为之”，至于由此遭遇的祸福，都不必计较，坚信造物者不会亏待那些心系天下之人。苏轼这样说，也这样做。其在黄州劝阻溺死女婴的落后风俗，其在惠州推广秧马技术，资助修建进城新桥，在儋州传播中原先进文化，阻止杀牛不良习俗等，都是在自己处于被贬谪安置的地位且生活极为艰难的时候，所做出的造福当地百姓之事。苏轼深受民众爱戴，迄今这些地方还对苏轼当年的善举津津乐道，感戴至深。
第三，人才，以教育为先。庆历“四杰”对人才极为重视，以发现、教育、引荐、提携青年才俊为美事乐事。范仲淹两岁丧父，其母改嫁朱家，他也改名朱说。稍长，便辞母前往应天府，求学于一代名儒兼教育家戚同文。范仲淹后来作《南京书院题名记》，对戚同文兴教重学，创办应天书院（其前身为睢阳学舍），大力造就人才并以此为家风大为赞扬：“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自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枢密直学士纶，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
范仲淹在未大用之前，曾被应天知府晏殊聘为府学教授，专门从事人才教育工作。后来无论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廷秉政，都以发现、举用人才为要务。他在《选任贤能论》中说：“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历史经验证明，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亡天下。韩琦、富弼、欧阳修都以礼遇、提携人才为重，苏轼一举中进士，就被他们待以“国士”之礼，多方帮助，为其成长为“国器”之才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苏轼《祭魏国韩令公文》有云：“施及不肖，待以国士。非我自知，公实见谓。父子昆弟，并出公门。公不责报，我岂怀恩。惟此涕泣，实哀斯人。”
以出于韩琦之门自豪，而因未报其恩悲恸。一代文豪欧阳修，对苏轼的培养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他看出苏轼超常的文学才能，故重点对其传授为文之道，并创造机会使之能够出人头地。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
可以看出，在苏轼的文学成长道路上，欧阳修付出了长期教育培养的努力。苏轼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前去拜见致仕闲居的欧阳修。欧阳修将文坛主盟的重任，正式托付给苏轼，希望其传道弘业，不辱使命。苏轼对此极为感动，他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里追述云：“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
苏轼从少年时梦想拜欧阳修为师，到后来真正成为其门生，直至最后欧阳修以主盟文坛的重任相付。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前辈教育培养后辈的著名典范。
苏轼自己成名以后，也以教育、提携后进为己任，且以结识才俊为幸事、乐事。他在签判凤翔时，作《稼说》赠张琥，教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理。这既适合于治学、为文，也可作为做人之道。其在知徐州任上，作《日喻》赠吴琯，阐明勤学以致道的哲理。这道理应试适用，为人同样适用。其贬谪黄州时，李昭玘致书请求入门从之学，苏轼大为感动，在答书中曰：
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
黄、晁、秦、张，后来成为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为元祐文坛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苏轼看来，自己的仕途发展总是坎坷曲折，难以实现最初期待的人生理想，但在获取人才方面，却成绩斐然。他自嘲是造物者所赐，其实乃是他重视人才，乐于结交文人胜士的必然结果。其晚年谪居惠州，侄婿王庠从蜀中致信请教应试方法，苏轼答书云：
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抃不已。
既以流行时弊谆谆告诫，又以自己年少时的教训现身说法，希望其不要单纯追求应试成败，而应该学以致用，持之以恒，最终必得对人生有益的大收获。
第四，施政，以民生为要。庆历“四杰”积极推动庆历新政，乃是看到了赵宋王朝自立国以来，积弊日重，苟且成风，逐渐失去民心，存在着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危险。范仲淹在《上执政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他认为当今之天下，已到“泰极者否”的紧要关头，只有走变革时政之路，才能扶危济困，巩固大宋的政权根基。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范仲淹建议推行新政的全部推理，都是建立在民心向背基础之上的。他由此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项变革重点。所有这些举措的核心和归宿，依然落脚在“民为邦本”的根本治国理政之道上。
苏轼在为富弼所作的《神道碑》中，详细记录了其知青州（今属山东潍坊）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时，遭遇河朔大水，救济流民的事迹：
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具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上闻之，遣使劳公，即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
由于救灾得法，五十多万人免于被饥、疫夺去生命，可谓功德无量。而且其成功的经验被其他各州府所借鉴采用，其赈灾救民的外溢成效，根本难以估计。而当朝廷要给予褒奖时，富弼却以守臣分内之责婉辞谢绝了。守土有责，职当救灾，但像富弼这样殚精竭虑，将民生置于最重要位置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苏轼自幼即有治国安邦的宏大志向，所作数十篇策论，重点阐述的都是保国安民的道理与方法。其后一生仕途曲折，曾身典八郡，足迹遍及四方。他每到一处，都把民生事业放在首位，积极作为，恪尽职守。其知徐州时，遭遇黄河决口，凶猛的洪水直奔徐州古城而来，一城生民处于被洪水吞噬的危险之中。
苏轼《河复并叙》曰：
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
苏辙《黄楼赋并叙》曰：
方水之淫也，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习水者浮舟楫，载糗饵以济之，得脱者无数。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对此亦详加记述：
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
在一城百姓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苏轼临危不惧，亲临一线指挥督战。在筑堤人手不够，难以尽快完成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他只得破例前往守城禁军营中动员军士支援，与全城军民一起奋战数十日，最终防洪堤发挥了保住徐州城不被冲毁和淹没的重要作用，保住了古城和全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朝廷的通令嘉奖。至今仍然矗立在徐州城中的黄楼，作为苏轼当年率领军民抗洪的历史见证，向世人述说着这位有着出色组织行动能力的贤吏以民生为重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