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庆历“四杰”中，范仲淹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去世，苏洵送苏轼兄弟在嘉祐二年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时，他已经去世五年了。这是“四杰”中苏轼唯一没有面见的前辈，也是他最为敬仰的前辈。然而，范仲淹对苏轼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说，他读欧阳修所作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其中有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苏轼大约对此极为认同，且独有会心，故自谓“得其为人”。
苏轼自言不敢推辞为范仲淹文集作序的原因是：“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他是要以序范仲淹文集的方式，来明确表达对这位前辈的敬爱之情，弥补未能从之游的遗憾，且以自托于门下之士为幸。可以想见范仲淹立身处世的人格与精神在苏轼一生中所产生的持久陶冶作用。正是这种崇敬之情，使苏轼在数十年间，先后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建立起亲密联系。这似乎成为其未能结识范仲淹的一种有效补偿方式。他要从范仲淹的后代身上，去努力感受其为政、为文、为人取得非凡成就的巨大魅力。
富弼算是范仲淹的门生辈，曾受知于范。苏轼在为其所作的《富郑公神道碑》里说：“公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公曰：‘子当以是进。’天圣八年，公以茂材异等中第。”
可见在富弼的成长道路上，范仲淹不仅扮演了其人生发展方向指导者的角色，而且尽力为之做引荐延誉工作，使富弼得到后来担任宰相的晏殊的赏识并以女妻之，为富弼打通了仕途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富弼显达之后，也像范仲淹那样积极提携后进，“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如王质与其弟素、余靖、张瓌、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昷之、杜
、陈希亮之流，皆有闻于世，世以为知人”。
而苏轼也是富弼所看重并努力加以引荐的人才之一。苏轼说他嘉祐二年登第，成为主考官欧阳修的门生，“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
因为欧阳修与韩琦、富弼皆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政见相同，私谊甚笃，故苏轼被欧阳修所知，也就必然得到韩、富二人的器重。他们均以“国士”对待苏轼，极为欣赏其政治见识与文学才能，并且相当看好其未来的仕途发展前景。
嘉祐六年，苏轼丁母忧期满还京，到达京郊怀远驿，作《上富丞相书》。上书中既对富弼的政绩、德行及才能极为称道推许，同时也对其身为宰执而进取之心不足，特别是在提携新人方面做得不够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意见：
自明公执政，而朝廷之间，习为中道，而务循于规矩。士之矫饰力行为异者，众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举不敢至于明公之门，惧以其不纯而获罪于门下。轼之不肖，窃以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获者，其或由此也欤？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虽其狂狷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翰林欧阳公不知其不肖，使与于制举之末，而发其猖狂之论。是以辄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所进策论五十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观其大略，幸甚。
文中拿范仲淹不拘一格荐人用人，与富弼多少有些对人求全责备进行比较，认为其执掌国柄，应该对各种人才兼收并蓄，不能遗漏有“卓越之行”“狡悍之才”的士人，因为人无完人，一偏之才，也有其可用之处。又专门提及欧阳修曾对富弼推荐过苏轼，迟迟不见回音，也不知其是否读过自己所作的策论篇章，看后有何评价。苏轼此时尚未正式做官，故急于有所作为，实现其人生理想抱负，难免言之颇急，求进心切。大概因为对方视自己为“国士”，他自然希望对方在仕途发展上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此书是否引起了富弼的重视，没有史料可以佐证，但从苏轼元祐时期所作《富郑公神道碑》看，文中评价富弼为政之道云：“公之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议，无心于其间，故百官任职，天下无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赋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谓之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天下便之。”
赞扬其施政重章法，讲公道，天下安宁，民众便之。似乎在经历了仕途历练之后，苏轼更加理解和认同了富弼的为政行事作风。富弼之反对新法，注重君子小人之辨，这些从仕途进退沉浮中总结的为官、为人之理念与原则，对苏轼后来从政、立身处世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故其在为富弼作《神道碑》时，特别表而出之，既属称美之言，也是认同之意。
韩琦在苏轼早期仕途发展上，是发挥过一定直接作用的。嘉祐二年登第以后，苏轼特地作《上韩太尉书》，表达希望拜见之意：
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涂，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谓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
苏轼提出想拜见韩琦的理由，是希望当面领教怎样为人处世的方法。这自然是说辞，而没有点破的意图，乃是期盼得到其提携，毕竟他自己虽中第，但尚未进入仕途。信中特别提及韩琦与自己的父亲苏洵最相厚善，并且当时还专门向苏洵询问过苏轼的有关情况，故即便出于对长者的礼数，也应该登门拜谢。关于韩琦与苏洵的具体交往，现存文献资料较少涉及，但后来苏洵去世，韩琦为之作挽词二首：其一有“名儒升用晩，厚愧不先予”之句，似乎略有自愧未早日推荐延誉之意；其二云“族本西州望，来为上国光。文章追典诰，议论极皇王。美德惊埋玉，瑰材痛壤梁。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
，不仅对苏洵的德行、文章极为推崇，而且赞扬其二子很优秀，能够继承、弘扬其美德与文学事业。看来，韩琦还是非常有眼光的，苏轼兄弟后来的发展，印证了其当年的预见。
治平二年（1065），苏轼自凤翔府签判任满还朝，判登闻鼓院。英宗有意擢用苏轼，韩琦身为宰相，极力进行了劝阻。韩琦的这番举动究竟是为苏轼好，还是在其仕途上设置了障碍，当时及后来颇有不一致的看法。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
言辞间有不满宰相韩琦阻止苏轼受英宗重用入翰林之意。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云：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帖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此段比较完整的记载，让读者更加清楚韩琦不让苏轼直入翰林，完全出于爱护与悉心栽培的目的，观其与英宗的对话，可以看出他对苏轼才能的高度认可，而不赞同英宗的“骤用”，乃是着眼长远的考虑，强调让苏轼得到充分的成长锻炼。当天下士尚未普遍接受之前，过早重用会对其长远发展不利，反而会对其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当欧阳修将此事的经过及韩琦的意图告诉苏轼之后，苏轼表示十分理解和认同，称赞韩琦对待自己乃古人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有培养“国士”的良苦用心在。事实上，韩琦非常重视人才，且以礼贤下士著称。故《宋史·韩琦传》云：“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贵贱，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
看来韩琦用人很注重“公议”，天下人皆认可接受，即使意有不悦，也加以收用。其以“国士”待苏轼，显然不应该有任何阻碍其仕途发展的企图。
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进士考试，看过苏轼的答卷，便对其新颖的见识与优秀的文笔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本人对苏轼极力称誉培养，而且广泛向朝廷重臣和文章显达推荐苏轼，在苏轼的成长道路上付出的心血最多，也对苏轼最为信任，将自己身后的文坛主盟重任交与苏轼，希望其将北宋诗文革新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