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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杰”酝酿和参与的庆历新政，在苏轼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终生铭记的深刻印象，同时也播下了变革弊政思想的种子。“四杰”诸公在苏轼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并对其成为“国器”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苏轼在政治立场上赞扬庆历新政，反对熙宁变法，都与其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政治观念及其在仕途中所形成的政治立场，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联系。
所谓庆历“四杰”，是指宋仁宗庆历年间活跃于政坛的四位杰出人物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苏轼作于元祐四年（1089）的《范文正公文集叙》云：“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这是时隔四十七年，已仕至翰林侍读学士的苏轼，在为范仲淹文集作序时追忆当年的一桩铭记于心的不平凡童年往事。次年苏轼在知杭州任上，遵旨为富弼作《神道碑》，再次述及此事：“庆历三年，……时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皆得其实。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
关于仁宗庆历三年朝廷人事大调整，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并序》，叙述更加详细：“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枢密使，夷简以司徒归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参知政事，弼枢密副使。二十六日，敕除修、靖、素并充谏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枢密使，仲淹、琦枢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谏官修、靖十一疏，追竦枢密使敕。十三日，敕又除襄为谏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当时群臣犹且浓墨大字，金头钿轴，以称述颂美。时君功德，以为无前之休，丕大之绩。如仲淹、弼，实为不世出之贤。求之于古，尧则夔、龙，舜则稷、契，周则闳、散，汉则萧、曹，唐则房、魏。”
诗序所谓“退奸进贤”，以及诗中“躬揽贤英，手锄奸枿”云云，“贤”者自然指新任用的范仲淹等十一人，而“奸”者盖指夏竦，被欧阳修、余靖两位谏官用十一道弹劾奏疏攻下台。在二十来天的时间里，仁宗把枢密院、台谏部门的主要官员全部更换，就连刚刚任命的枢密使夏竦，也把其敕书追回了，的确表现出急于刷新吏治、改革时政的巨大决心。这在当时的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人们对即将开启的“新政”寄予厚望，故包括石介在内的朝廷官员，纷纷作诗文进行称颂。虽然此次一共任命了十一人，但其中最具人望的，当属范、富、韩、欧四人，石介《庆历圣德颂》重点赞誉的，也是这四人。八岁的童子苏轼，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四人的杰出之处，但已经把他们铭记于心，永世难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