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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论宋代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必然以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为知言。然陈氏虽指出了宋代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长期积累结晶而成，但其所谓赵宋文化，实乃限制在宋代学术或者“新宋学”的范围，并未涵盖这个时代文化的全部。其他不说，如果抽离了宋代文学与艺术，就不能客观反映宋代文化的全貌。而宋代的文学、艺术，无论是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还是观察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其地位与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以宋代诗词文赋等为基础构成的一代文学，能够在“唐音”盛极之后而自成“宋调”，挺立于古代文学之林，就更能使人认识“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不易与可贵，以及“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清人蒋士铨《辨诗》）的评价之公允与辩证。典型的宋代文化人，如王安石、司马光、苏氏兄弟及苏门诸学士等，莫不以诗文辞赋及经史兼擅为本色。这种兼擅众能的“复合型”人才特征，恰恰是铸就宋代文化繁荣与辉煌的重要基石。
一代文化鼎盛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地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多种积极而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叠加效应。在这些因素中，文人士大夫通过加强交流认同、相互提携鼓励等方式形成群体力量，共同致力于政治追求、文化建设、习俗引领等事业目标的实现，就是宋代一大值得关注的显著时代特征。为了各种目的而结盟的士大夫群体，又对宋代的政治格局与历史进程带来复杂的影响。这些影响从不同侧面作用于文人士大夫自身，既会对他们的交往选择、交谊深浅、亲疏关系产生影响，又会对社会层面的文化全局起到不同程度的刺激作用。
宋代士人，作为这个时代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自觉的意识与多样化的形式，实现了华夏文化几近登峰造极的繁荣。中间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这一必然结果。
人们经常想到的，首先是赵宋自开国伊始即标榜以尚文抑武为国策。《宋史·文苑传》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
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赵宋尚文的一大有力举措，就是重用文士，重视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召集二府官员讨论时政，对于是否需要更改祖宗法制的问题，文彦博等与皇帝争论很激烈。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论者认为这是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可靠证据。如果单从文彦博的话看，他认为北宋的“祖宗法制”是士大夫反对“更张”，假如更张法制，就是违背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规矩，变成了“与百姓治天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四朝元老，文彦博应该清楚，仁宗庆历初为刷新吏治，革除因循苟且之弊，下了决心重用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主张变革时政的一批士大夫，推动著名的“庆历新政”。虽然革新因各种原因在一年多后就宣告夭折，但这次政治变革的意义和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不仅熙宁变法与之有渊源，而且突出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参与意识和进取行动。文彦博把更张祖宗法制理解成背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规矩，并把它跟“与百姓治天下”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正是因为宋代士大夫这种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议政参政意识空前强烈，所以他们不仅会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发表对时政的看法，而且指陈时弊，呼吁革新，成为他们具有浓厚兴趣且经常涉及的话题。宋代制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虽然是从唐代沿用下来的，但宋朝皇帝似乎在广开言路、听取士人批评时弊方面的意愿更加真诚一些，对于那些能够切中时弊要害、对策建议言之有物的应试者，也更加欣赏和重视。并且皇帝明令要求两省（中书、门下）大臣向朝廷举荐所知人才。因此，宋代贤达的士大夫，很注意发现这方面的人才，并积极向朝廷推荐，鼓励他们参加相关科目考试。而参加制举的士人，尤其看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意在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比如苏轼，其进士科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对苏轼的才识非常欣赏，有意把他培养成新一代文坛领军人物。他鼓励苏轼积极参加制科考试，并且于嘉祐五年（1060）专门向皇帝上奏了《举苏轼应制科状》，其中有言：“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俊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欧阳修称赞苏轼“资识明敏”“论议蜂出”，保荐其“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可是，苏轼最终参加的，却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御试制科策》中，苏轼对仁宗在位三十年来的诸多弊政进行尖锐批评，并直言其“上下相安，以苟岁月”
的不勤政、不作为状况长期没有得到纠治。他还在对策最后阐明：“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
不仅指出天下不是君主一人一姓的，而且主张进退人才、衡量选贤任能的最高标准，当以天下人心所望为依归。这些观念，是对君主集权专制政治及皇帝独裁权威的极大挑战。明人茅坤评价该策“多通达国体，非经生所及”，
高度肯定苏轼对时政利弊的深刻了解，并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不同于一般儒生的迂腐说教。嘉祐六年（1061）八月，仁宗亲御崇政殿面试，结果苏轼被取为三等，为宋开国以来获此高等次的第二人，诏授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凤翔区）签判。这表明应试者在制科考试对策中批评时弊不仅不犯忌讳，而且会受到重视与奖励。苏轼没有依照欧阳修的举荐科目应试，其自主选择应该是更符合其指陈时弊的强烈愿望的。
就是在这种士人普遍希望参与天下治理进程的进取意识驱动下，他们积极致力于士大夫政治群体在君臣共治天下的治理结构中获得对君主专制集权的适度制衡，故从赵匡胤确立尚文、重用文士的基本国策之际起，士人通过政治认同结盟与群体同声共振等方式扩大其政治力量与社会影响，进而实现对皇权适当限制的尝试，就从未间断过。这一宋代政治与文化特征，经由后来的发展演变，形成了日益鲜明的“朋党”政治，对宋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朋党”必定是势利小人为达到朋比营私的卑劣目的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人君比较厌恶，而且世人无不贬斥。但在北宋仁宗时期，围绕“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作用的讨论与争议，却是一个值得注意且引人深思的现象。人们大多知道庆历新政及其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和原因，但对这场政治变革的起因及其中的政治斗争内涵，不一定都完全清楚。苏辙在所作《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里，有如下一段记述：
时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进范公及杜正献公、富文忠公、韩忠献公，分列二府，增谏员，取敢言士。……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与腾口谤之。公知其必为害，常为上分别邪正，劝力行诸公之言。初范公之贬饶州，公与尹师鲁、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见逐，目之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久而益炽。公乃为《朋党论》以进，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恳恻详尽。
从这段记述中可知，仁宗决心解决与西夏战争带来的“国用不给”的财政困难，所以才起用了范仲淹等一批勇于作为的人，取代那些“不任事”的旧朝臣。被赶下台的夏竦心怀不满，教唆别人以“朋党”之名构陷革新派人士。欧阳修、余靖等力挺范仲淹诸人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范仲淹等人因此被罢黜远贬。欧阳修时任谏官，作为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十分认同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改革理念，对仁宗先重用后弃用的决定不赞同，故专门写作《朋党论》上奏。这不单是为遭贬谪者鸣不平，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何为朋党”及“如何辨别朋党”的严肃政治命题。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说自古有朋党之论，并非虚言，只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西汉刘向曾言：“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在刘向看来，孔子与弟子颜渊、子贡互相称誉，禹、稷与皋陶互相汲引，是同类相推相汲的正直行为，因为他们没有邪恶的用心。因此，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不仅正常，而且值得提倡，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没有私心私利，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事业。明眼人一见便知，刘向虽然不用“朋党”的概念，但所表达的，就是欧阳修所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之意。故欧阳修在《朋党论》里申述其观点时强调：“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君子与君子为朋，同道相益，同心共济，能够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人君不仅不应该担心、猜忌，而且应该大力支持鼓励，依靠众君子的力量，才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人君真正该防范的，是小人为了一己之私而结为私党，危害百姓，损害国家利益，一旦把小人分辨清楚了，就要毫不手软地铲除其大小党羽。
巧的是，欧阳修的这种观点，与范仲淹不谋而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四年（1044）四月，仁宗与范仲淹等有一番朝堂对话：
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仁宗询问君子是不是也跟小人一样有“朋党”，范仲淹明确回答，朝廷有小人之党，必然就有君子之党。人君要做的事，是注意觉察朋党的“邪”与“正”，如果是“朋而为善”，不但没有害处，而且是好事，应该得到鼓励。因为有更多的人、更大的力量，致力于国家治理的各项事业，人心齐，才会国运昌。
苏轼在元祐初年，面对朋党之论再兴，作《续欧阳子朋党论》，重点阐述怎样分辨小人和如何与小人共处等现实问题，既是对庆历革新先驱们“朋党”观念的呼应，也是针对党派政治斗争新形势寻求破解之道的深沉思考。
苏轼对于“朋党”问题的立场，不是简单地区分对错是非，而是立足现实政治局势，提出最大限度有利于时局稳定的应对策略。
历来论者往往只看到朋党政治对两宋数百年治乱兴衰的消极作用，甚至把北宋和南宋的灭亡归咎于此。其实，事物都有两面性。党派政治几乎与宋代历史发展相始终，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周易·乾卦》早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说，《庄子·渔父》甚至提出“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
志同道合的人以气类相从，这是自古以来人际交往的客观规律。宋代士大夫为了实现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不仅自身积极关注时事，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入仕参政，还采取多种方式发现和培育人才，寻求政治立场认同，壮大同盟力量，造就、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才，以便将他们团结到推进国家治理的政治进程中来。这样的风气一旦形成，士人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贤能者的道德感召，心驰神往，见贤思齐。推动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就是北宋时期士人景仰追慕的典范人物。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嘉祐时期包括苏轼在内的一大批人才涌现的可喜局面，正是受到庆历新政“君子之党”深刻影响的结果。“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人才越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士人才能在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进程中发挥更好、更大的正面作用。
苏轼性格外向，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情感丰富，心地纯真。林语堂评价他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据与苏轼有过直接交往的刘羲仲《漫浪野录》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泛爱天下士。”
苏辙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是受元丰二年（1079）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可知弟弟出于防止文字之祸再度发生的好意，提醒其兄在结交朋友时要注意选择，远离势利小人。但苏轼却认为自己很难做到，因为他与人为善的本性，决定了其只会看得到别人的善良，而难以防范别人“不好”的卑劣的一面。他自己也清楚这是其处世的一大“毛病”，但奈何禀性难移，不能改变。无论与“贤”还是与“不肖”交往，他都很享受当下的愉快过程，根本难以去预防这种交往可能带来的长远不利后果。即便是那些曾经排挤打击，甚至诬陷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也不会在心里埋下一辈子仇恨的种子，而仍然保持与其本人或者后代的正常交往，留下了豁达大度、不记人过的可爱形象，有些甚至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人际交往佳话。
最容易被人们提起的，当然是苏轼与王安石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渊源上看，王安石与苏轼都是欧阳修很赏识，且加以重点培养、延誉提携的栋梁之材，一定意义上二人可以视为师出同门。在熙宁变法推进过程中，王安石最初有意将苏轼兄弟拉进变法派的政治阵营，还把苏辙安排到了新设的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负责“看详文字”。这意味着苏辙能够参与制定新法政策，并为新出台的各种“条例”把关文字内容，属于制定变法政策的核心成员之一。但苏轼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变法以丰财逐利为目的的改革方向，他始终认为在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上，政府应该尽量节省财政开支，减少挥霍浪费，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工商业者的赋税负担，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故当熙宁二年（1069）初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身份主导变法，并陆续推出“青苗法”等涉农法令之际，苏轼便于这一年的十二月作《上皇帝书》数千言长文上奏神宗，奏疏以“结人心”为核心，系统阐述他的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系列主张，尖锐批评新法制定者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惜损害农民利益的错误政策导向，呼吁神宗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停止派遣使者到各地督促新法执行，以免造成民众和社会恐慌。在新法刚刚颁布、朝野争议不下、基层官吏难于落实法令条款的紧要关头，苏轼这篇奏疏对王安石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倘若神宗真的认可了其中某些观点，变法能否顺利推进就成了一大问题。所以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对苏轼在关键时刻阻挡其变法进程的行为极为恼怒。他毫不犹豫地把之前的好感及欲使之成为政治盟友的努力放在一边，转而明确视苏轼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之一，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对其加以排挤压制。其中包括不止一次在神宗面前说苏轼“非佳士”之类的坏话，还利用对官吏任用的建议权，极尽所能将苏轼尽快赶出朝廷，使之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在让苏轼到地方任知州还是给予更低级别“差遣”的问题上，王安石与神宗反复讨价还价，苏轼最后被任命为杭州通判。苏轼对于这次出任地方官职，非常清楚是王安石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也清楚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故其去杭州赴任，心情一直很郁闷。他的满腹牢骚在初到杭州时的一些诗、词、文及与友人的通信中表露明显，这也成为其在任上对新法流弊特别关注，并且要以诗歌形式“托事以讽”的重要心理和情感因素。
但到元丰后期，经历黄州（今属湖北黄冈）之贬数年量移汝州（今河南汝州），获准常州居住而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的苏轼，没有记恨曾经一再排挤打击自己的政敌王安石。他专门前往拜访被罢免了宰相闲居于钟山附近半山园的这位“故人”，主动接续彼此的友情。《潘子真诗话》记载：“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首诗是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中的第三首，载于宋人施元之等编注《施注苏诗》卷二十一、清人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二十四，写作时间为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轼与王安石在钟山相见时。他们此时此境的见面，各自心中未尝没有一些仕途荣辱、世道沧桑的身世感慨，但两人会面所呈现出来的，却是这对文章知己的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王安石主动表达希望苏轼在此与自己卜邻而居的邀约，而苏轼也为对方的真诚所感动，写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动情诗句，俨然久别重逢的老友情怀。似乎曾经的政治嫌隙已如过眼云烟随风飘逝，而眼前的相见畅谈，只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学对话，以及值得备加珍惜的纯粹私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曾经罗织苏轼诗文“谤讪执政”罪名的李定、朱光庭，苏轼后来跟二人都有诗文往来，表明苏轼已经放下仇怨，原谅并充分理解了对方的所作所为。还有曾是苏轼同榜进士加好友的章惇，在哲宗“绍圣复辟”以后得势掌权，位居宰相，对昔日好友苏轼打击不遗余力。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惠州写了《纵笔》一诗，其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两句。此诗传到章惇的耳朵里，他没有丝毫对故人远贬岭南生活安好的喜悦或者同情，反倒愤怒于其在惠州过得“如此快活”，于是提议将苏轼再贬至孤悬海外的儋州。
他甚至向哲宗建议，为免除后患，派遣使者董必去岭南把那些元祐大臣全部杀掉，应验了苏轼早年在凤翔任职时与章惇一次登山历险中对这位友人半开玩笑似的评价：自己能拼命，一定会杀人！但元符三年（1100）初，年仅二十多岁的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皇帝位。这就是宋徽宗，他调停新旧两派纷争的意图，被一些台谏官员视为政治风向转变的信号，故弹劾为相七年的章惇的奏章接二连三，章惇由此开始了其不断被贬的仕途生涯。建中靖国元年（1101），章惇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而此时，苏轼已经获准北返中原，行进在去往常州的途中。他接到章惇之子章援的书信，信中大约介绍了章惇被贬岭南的情况。苏轼在回信中说：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计算四十余年的交情，应该是从二人在凤翔任职时有正式交往开始，中间没有断绝，包括章惇为相时对苏轼的无情打击过程在内。苏轼虽然提到那段历史，但只是淡淡地用“出处稍异”一笔带过，而强调两人的交情“无所增损”。可见苏轼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更不用说记仇了。反过来他对章惇晚年遭遇海隅贬谪深表同情，并且极力劝慰对方不要再提已经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可能章援在信中就其父亲那种无情打击苏轼的做法表示了道歉），而应该着眼于未来，以后不再做那类不厚道的事，就是最令人欣慰的了。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之所以能够宽容那些曾经打击、迫害过他的人，就在于一贯秉持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交际原则，理性地处理彼此过去、现在的关系，进而对未来抱着最大的善意期待。
当然，苏轼与人交往还有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跟品德高尚、志同道合者的过从，这是其一生广泛交友的主旋律。与这些人交往，通常能够保持彼此来往的长期性，而且随着交往的不断加深，交往形式的丰富多样，彼此情谊会不断深化，特别是这种交谊在经受了一方或者双方的人生磨难考验之后，感情变得更加纯洁、牢固，达到一种心心相印、相知相惜的深厚程度。在诸多交往形式中，诗文往还成为苏轼与人交往最重要、最普遍的方式。无论双方远隔千里，还是近在咫尺，都可以通过诗文酬赠实现彼此情感的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分享文学艺术创作带来的无穷乐趣。通过诗文酬赠以促进互相交流、增进双方友情的方式，虽然历史已经很长久，但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手中运用的广泛、丰富、灵活程度，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事实上，这不仅是文人交往的一种普遍形式，并且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甚至在造就宋代文化繁荣方面，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单看收入《苏轼文集》的书信，就达到一千六百多篇，占到其文章总量四千八百多篇的三分之一，是其创作的所有文体中数量最为庞大的。在苏轼流传下来的二千七百多首诗歌中，以“次韵”为题的作品就有二百七十六首，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加上其他“和”“答”等酬赠作品，数量更大，如果再计入他主动赠给别人的作品，说酬赠作品占到其诗歌创作总量的三到四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既反映出此类作品在苏轼一生创作中的重要分量，也可以视为宋代文人以此作为一种互相交往交流常用形式的缩影。因此可以说，宋代士人交往中的诗文往还，不仅是彼此加强交流、增进友情的主要形式，也是他们文学创作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士人间诗文往还被广泛用于“朋旧之间”的频度与范围，不仅大大超迈往代，甚至成为宋代文化发达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纵观苏轼一生的交往活动，呈现出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一是政治主张、立场认同成为影响彼此交往以及交情深浅的重要因素。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元祐复古、绍圣复辟，每一次朝局变化都会给苏轼的人生经历、仕途发展带来直接影响。在不同人生境遇之下，他的交往倾向、条件、对象、程度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庆历新政及其代表性人物“庆历四杰”，不仅影响了苏轼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而且对苏轼后来的从政实践也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他主张变革的政治理念，以及什么样的政治变革才是能够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认识与策略，都可以从庆历新政的革新取向及其治理实践中，以及跟“庆历四杰”的直接、间接交往中，找到相关的影子。熙宁变法由于是苏轼亲身参与并在落实新法实践中进行过观察和检验的一次重大政治改革，故不仅使其体会最为具体和深切，而且对其仕途发展的影响也最大。从熙宁时期被疏远排挤，到元丰时期被台谏罗织罪名遭遇“乌台诗案”，苏轼仕途发展一路走低，甚至忍受了被捕快逮捕、监狱关押、刑讯逼供等人生羞辱，最后以罪臣身份安置于黄州，成为地方长官的“看管”对象，实际上被部分地限制了人身行动自由。
黄州之贬使苏轼经历了一段心灵苦闷、精神压抑的炼狱般的生活，偏僻的地理位置以及一时难以愈合的身体及心灵创伤，他只能在孤独中默默承受。为了尽量不连累亲旧，他主动断绝了与一些人的联系，同时又有一批在其最失意苦闷之际与其交往和亲近的人，他与这些人的交往不仅是对象的变化，更重要之处在于其背后蕴藏着的彼此命运类似、爱好相近、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等深层次因素，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中交往最多、彼此交谊不断深化的友人，自然就是那些跟他一样反对新法、受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法派政治势力排挤打击的士大夫。这些人中间，有比苏轼年长的政坛先达如陈襄、滕甫、傅尧俞、钱勰等。苏轼与他们的交往情况、关系发展及结成的友谊，本书都分别进行了专门考察。无论彼此后来关系如何变化，但最初的结识交往，大多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念相近，政治立场相同，相互能够找到政治身份认同，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引起思想与情感共鸣。
二是文学艺术爱好、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成为彼此寻找知音、加深交谊的重要联系纽带。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四十年，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人，即使在仕途最辉煌的年代，他也从未改变其文化人的本色，没有放弃所钟爱的文学艺术创作和读书、研究事业。而其遭遇政治排挤、仕途挫折的那些岁月，正好成为他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加倍创作、产出众多文学艺术精品的黄金阶段，无论倅杭，还是黄、惠、儋三处的贬谪，都是如此。苏轼晚年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所画自己的画像时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把三处贬谪地视为其“平生功业”的成就地，虽不乏壮志未酬的叹息，但他最热爱和不懈追求的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确是在这几处成就最大，最能体现其不朽的人生价值。在被贬黄州的四年多时间，就有一批仰慕其文学艺术才能的同辈和后起之秀与他定交，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保持着亲密关系，比如后来活跃于元祐文坛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骨干成员。我在《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一书里对他们做过较为集中的“个案”研究
，有兴趣者可以参考。元祐时期是苏轼仕途最顺遂的几年，众多反对新法的士大夫被召回朝廷并受到重用，是所谓“君子”齐聚京师的年代。以元祐三年（1088）苏轼在礼部主持科举考试为标志，其文坛盟主的身份更加明确，地位更加突出。在苏轼活跃的交游及以身示范的积极推动下，一个文学艺术繁荣时期如约而至。不仅士人交往聚会空前频繁，而且在苏轼周围会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他们共同致力于时代文化发展，众志成城地缔造了宋代各项文化事业的辉煌局面。
三是重大文化事件对苏轼的交往关系影响明显。从苏轼一生的交往情况看，影响其与友人交往的几个重大文化事件，如英宗即位初的“濮议”之争，神宗、哲宗时期的湖州两次“六客会”、哲宗元祐前期的“策题”事件、“西园雅集”、主持礼部考试等，都不同程度地对苏轼与友人的交往及相互感情的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所谓“濮议”，即围绕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应该被尊崇为皇考还是皇伯问题在朝廷内部发生的争议。以韩琦、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主张“皇考”说，即认为生身之父在人伦关系上最为重要，英宗当了皇帝，其父就应该在祖庙中占有皇考的牌位被祭祀尊奉；而以司马光、吕诲等台谏官员为代表的一方则主张“皇伯”说，认为赵宗实过继给仁宗为子，改名赵曙被立为太子，并在仁宗驾崩后顺利继承皇位，就应该认仁宗为父，而濮安懿王只能被尊为皇伯。这场争议的一方有欧阳修。欧阳修是苏轼与蒋之奇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比照唐代的考试文化观念，他们之间有座主与门生之义。可是身为御史的蒋之奇却听人唆使，利用其可以“风闻言事”的弹奏特权，根据传闻弹劾欧阳修与儿媳吴氏存在闺帷丑事，要求严加追究。后来查实的结果是，此乃欧阳修的妻弟为泄私愤而编造的谎言，蒋之奇由此受到贬谪。因为这件事，同出欧门的苏轼即便心里认同“皇伯”说，也全程保持沉默，并与蒋之奇拉开彼此距离。苏轼的这种态度，表明其对蒋之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背叛欧阳修，是比较反感的。因此，苏轼一生与蒋之奇的交往历史，呈现出峰谷相间的不稳定状态。
而元祐元年（1086）的“策题”事件，则对苏轼与傅尧俞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策题”事件由台谏官员朱光庭引发，他仿照元丰二年李宜之、舒亶、李定等人深文周纳，成功制造“乌台诗案”文字狱的伎俩，弹劾苏轼所出的策题内容涉及对仁宗、神宗的不当议论，认为其意在贬低仁宗、神宗不如汉代的文帝、宣帝，是人臣对祖宗的“不敬”“不忠”，应该给予严厉处罚。苏轼对此罪名指控自然坚决否认。此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对苏轼很信任，认为苏轼的策题意思清楚，没有贬低祖宗的用意。一时朝廷上下传言要处罚弹劾不实的言官朱光庭。而当时身为御史中丞的傅尧俞为了挽救御史台下属，率王岩叟等一批台谏官员为朱光庭帮腔，指证苏轼的策题存在问题，并且在与太皇太后的激烈争辩中，不断升级弹劾罪名，甚至以“待罪”于家来要挟太皇太后必须对苏轼做出处罚。苏轼因此而与傅尧俞由之前的交契深笃走向关系彻底决裂。这成为交谊不得善终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他提及的文化大事件对苏轼与友人的交情影响如何，本书在相关的个案研究中都有考察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以重视文化著称的宋代，一个文化事件既可以发挥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积极作用，也会对士大夫之间的人际关系产生复杂而重要的影响。通过苏轼与十多位友人交往过程及关系变化的个案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不为研究者注意的对象，苏轼与他们不仅有交往，而且情谊很深厚；一些研究者已经提出的研究结论，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通过对苏轼与这些友人交往的深入考察，其中的“共性”与“个性”也会让读者看得更清楚。本书涉及的苏轼这批友人，他们与苏轼有的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交情，有的则只有一年左右的“不期而遇”，有的是关系由浅到深，有的则是由交好走到关系破裂。这些差异和变化体现出来的“个性”，普遍受到当时政治风向和朝局更迭等复杂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是影响苏轼与友人关系的最大“共性”。
宋代的党派政治特征，一方面促使不同政治倾向与立场的士大夫依据不同时期的政治局势结成紧密或者松散的政治同盟，为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寻求君臣契合的用世机缘，努力追求其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具有不同政治立场或者利益诉求的政治派别，必然因各自的理想追求和现实的特殊政治需要而产生矛盾，并形成不同的阵营或群体，彼此的得失胜负较量甚至残酷争斗，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同政治势力及相互间的矛盾被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人所把控或利用，矛盾就会更加激化，斗争也会更加严酷。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强化和完善的一个封建王朝。一方面，君主重用文人，建立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完备的文官制度，给予文臣比以往朝代更加丰厚的物质待遇、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文人士大夫拥有足够的空间与生活条件从事丰富的文化活动，为文化发展和走向繁荣营造了相对有利的成长土壤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不允许臣子挑战至高无上的君主绝对权威，所谓士大夫与人君共治天下，只有在二者是臣仆与君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在宋代一整套文官制度体系里，台谏监察体系由过去重点监督皇权是否被君主滥用，转向为皇帝监察百官以维护其专制威权，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政治文化特征。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君主一人的政治格局，既有利于士大夫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寻求与人君共治天下的可能性，又必然带来人君为了有效掌控政局而有意地利用不同政治倾向的力量，使其帮助人君实现其主导治理天下目标实现的方法与路径，达到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约，人君可以发挥其仲裁人的作用并使不同政治势力为己所用的目的。庆历新政本来是仁宗为了解决与西夏战争造成的财力匮乏的困难，而起用范仲淹等一批希望革除长期以来因循成风之弊的士大夫推行改革，但当夏竦教唆钱明逸以“朋党”嫌疑诬陷范仲淹等革新派时，仁宗便很坚决地罢免革新派的官职，停止了新政的推行，把这些人拆散并发遣到各地去任职。其背后的深层次政治原因，在于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宋仁宗，最不放心的就是不管以何种形式结成的士大夫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存在威胁皇权的潜在风险，而防范这种风险，成为人君巩固自身绝对权威，权衡其中利害得失的首要考量。因此，范仲淹等人的悲剧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当初由仁宗挑选出来推行新政的一大批士大夫，为了协助皇帝实现刷新吏治、改善财政状况等目的而推行政治经济变革，后来却仅仅因为别有用心的人的污蔑而被其无情地罢免或贬谪了。即便范仲淹们说的、做的都是“为善于国家”之事，仍然没有打消仁宗埋藏在心底的权力危机疑虑。在可以考见的宋代历史文献中，如石介在《庆历圣德颂》序中所记录的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三月开始的二十来天时间里，把枢密院、台谏部门的主要官员全部更换的强力人事调整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似乎只能解释成仁宗记取了务必铲除一切“朋党”滋生土壤的深刻政治教训。
神宗重用王安石等新法派，而疏远、打压新法反对派；哲宗亲政前太皇太后召还被新法派排挤的士大夫，而将掌权的新法派悉数赶出朝廷；哲宗亲政后又反其道而行之，使两股政治力量再次经历权位大挪移。这些巨大的政局变化，不仅使不同政治阵营的士大夫仕宦进退剧烈起伏，还对他们的人际关系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响。熙宁、元丰年间被新法派压制、贬抑的士大夫们，因为类似的仕途遭遇和相似的政治立场而彼此亲近，不少人因此而加强彼此间的交往，甚至成为相知相惜的莫逆之交。元祐与绍圣的两次朝局巨变所带来的影响也大致如此。如果没有太皇太后将反对新法的所谓元祐“君子”全部召回朝廷，为他们齐聚京师提供极大的交往便利和频繁聚会的条件，那么苏轼主盟文坛的情形就不可能出现，元祐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大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局面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宋代士大夫关系及交谊的权力之“手”，不仅直接左右着不同时期的党派政治格局与走向，而且对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局势，产生着复杂而广泛的影响。而从总体上看，宋代尚文的基本国策，通过君主权力之“手”的推动，对宋代文化繁荣局面的出现，起着正面作用，即宋朝各代君主对文化的持续好尚与鼓励，对推动文化不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