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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个问题，让我先回溯我的大学时代，我要回忆我的老师张秀蓉。她教我时，刚从美国的布朗大学（一所重要的常春藤名校）拿到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台湾，并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久。我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阅读韦伯的作品，前文提过，我先接触了《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这一本选集，而后在学校对面的书店里尽可能地搜罗、购买了我能找到的韦伯的著作，很认真地阅读了它们。等到大学三年级时，我去上张秀蓉老师开设的“西方近代经济史”课程。
在“西方近代经济史”的课堂上，张秀蓉老师特别介绍了韦伯的理论，她当时用了一本新出版的由英文译成中文的介绍韦伯理论的书。因为那是一本薄薄的书，却要处理韦伯庞大的学问、知识，还要彰显出其系统性，所以那应该是一本想接触韦伯理论的有用的入门书吧。张老师当时让大家各自选择参考书阅读，而后在课堂上做报告，我因为过去一年认真阅读韦伯的背景，很自然地就选了这本书。
不过，我读了那本书之后很后悔，因为我一直怀疑那本书的翻译有问题，有很多地方我甚至可以想象原来的英文大概是怎么写的。但偏偏译者是张秀蓉老师的一位学弟，也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硕士毕业生，他后来去了美国芝加哥攻读博士。按道理说，他的水平应该很好，尤其是他能申请到美国名校芝加哥大学，他的英文怎么可能会有问题？然而，不管我怎么读，那些中文就是不对劲。
所以，思前想后，加上年轻时我冲动的个性，等到做报告时，我并没有只是中规中矩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而是忍不住在报告里批评了这本书的翻译，还举出了很多我认为一定是错译的地方。为什么我判断他一定是译错了呢？因为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形容韦伯的思想系统，那基本上是与韦伯的思想系统抵触的。
我浑身大汗地做完了这个报告，张老师在课堂上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但是，让我头痛的事发生在下课以后。下了课，张老师把我留住，等同学都走了，她问我：哎，你手上有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吗？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张老师甚至还告诉我，前一阵子她在研究图书馆和文学院图书馆都填了新书申请单，就是希望图书馆能购买这本书，但还没买来。因为我批评了这本书的译文有问题，所以她当时觉得太好了，也认为我手上一定有原文书，很想看。
这下麻烦了，真是头痛，因为我不得不和老师承认：我没有这本书。当然，必须说老师真是宽容，她本该大骂我一顿：你狂妄到这种地步，手上没有原书，却敢批评人家的中文翻译翻错了。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非常认真地一一问我刚刚报告的部分：你怎么判断这个翻译是错的？我就大致地告诉她，我的依据是我所读到的韦伯，包括韦伯的不同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再加上我对翻译中经常可能出现的英文句法、文法的错误的非常粗浅的认识。我基于这些非常薄弱、稀少的材料，做了非常大胆的评断。
坦白说，说这段话流的汗比上课做报告时流的更多。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即使过了几十年，两个教训仍然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第一个教训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把话说过头了。你有多少根据、证据，就说多少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想要多说一点，真的可能不小心就会被戳破——我被戳破了几十年都忘不了。第二个教训是这件事不完全是负面的，因为它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虽然我读韦伯的资历不算太深，但韦伯真的有一种特性，他的不同主张真的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不是注意到他的这种环环相扣的特质，就算我那时再年轻、再冲动、再不懂事，也不至于犯了这样的错误，用这种方式评断别人在中文翻译上出了错。
我真的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甚至是信念：我认为在韦伯的不同主张之间，他几乎从来不提个别的主张。我们知道一个作者、研究者的不同的想法、立场、主张，因为他是一个人，即使是经过了不同的时代、阶段，它们必然依随着他的生命而有着连接的关系。但是，很少有人像韦伯这样：他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所想的每一个面向都是在同一个系统中，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觉的系统建构的关怀。
如果要了解韦伯，有一个很有帮助的形象：韦伯的看法像一个套一个的俄罗斯套娃。举一个例子，他最常被引用的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独立单行本的重要研究，也明白地提出了彻底改变大家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的重要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单独地看这本书。
我们要把这本书当作俄罗斯套娃位于最里面的一个最小的娃娃。在这个娃娃外面是韦伯提出的“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应该如何描述、分析它”这样比较大的问题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他也不像马克思以现代资本主义作为其终身的关怀。资本主义的研究不过是大一点的俄罗斯娃娃而已，再外面，还有另一个更大一点的俄罗斯娃娃，那是韦伯对于现代理性的关怀。
到底什么是现代理性？现代理性的现象如此明确，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它？更进一步地，我们该如何追寻它的来龙去脉——包括它未来的可能发展？因此，探索现代理性必然会碰触到资本主义，而只有碰触到资本主义，才会去讨论基督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崛起的其中一个变数。
那么，“现代理性”这个题目够大，这个关怀够广泛了吧？但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俄罗斯娃娃，那是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和理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于是，在这个层次上，在这个更大的俄罗斯娃娃涵盖的范围之内，韦伯就不只看西方的文明、历史，他要探讨的是普遍的情况。为什么过去宗教在绝大部分文明中都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但是，到了欧洲、西方的近现代变化时，相对的，理性崛起，理性和宗教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甚至是冲突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他要探讨现代理性的更高层次的探索方向。
这也还没结束，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套娃），即在人类社会的组成中必然要有管辖集体行为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我们就绝不可能看到人类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社会——不管这个社会是大的还是小的。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与经验中，宗教和社会权威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不能透彻地解析宗教，我们就无从描述、讨论人类普遍的社会权威。
因此，关注到了这个层次，就要讨论印度的宗教、中国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乃至于神话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庞大的背景、范围中也才出现了理性发展和宗教这样比较小的主题。
到这里已经到头了吗？还没有，再往上的一个更大的俄罗斯娃娃是关于社会组成过程中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一个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宗教，但不仅限于宗教，经济、政治都在这个层次中被韦伯并纳进来，因为它们都是与组构集体生活的社会权威之合法性密切相关的。
再往上还有一层，是我们以人类作为一个完整的关注、研究范围所提的问题：为什么会在人类里产生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如何出现的？它又如何在历史的时间中一直维持到当下的？这么一看，一层套一层的，很多读者恐怕都快头晕了。
最后一个也就是最外围、最大的那个俄罗斯娃娃是什么呢？什么叫人类社会行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有哪些主客观条件？
让我再反过来说说，对韦伯来说，他最庞大的知识野心是解码人类社会的行为，看看它们到底是靠什么主客观条件形成的。
接下来，聚焦一些看：社会组织以及集体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再聚焦得更小一些看：集体行为中绝对不可或缺的权威合法性。
再聚焦得更小一些看：宗教和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
再聚焦得更小一些看：理性发展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再聚焦得更小一些看：现代理性是怎么一回事。
再聚焦得更小一些看：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上发展出的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才聚焦到我们刚刚讨论的起点，那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及其论点，这是韦伯形成他的系统的方式。
有人问我，韦伯的书怎么读？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韦伯一辈子所写的每一本书没有一本是定本，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在刚刚提到的系统中处理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几个部分。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没有一本是定本？因为直到他去世之前，所有这些著作都在他的脑子中，还处于修订状态。
一方面是因为韦伯所处的时代对包括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犹太的宗教在内的异文明的比较研究还在快速发展中，他必须因应新的资料、翻译、挖掘，乃至于新的解释来调整他自己这么广大的研究范围中方方面面的不同说法。另一方面，一个更庞大的修订压力在于像是前文形容的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一个娃娃都会影响到前面或后面的其他娃娃要如何组合在一起，韦伯在任何一个层次的研究都会改变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修订。
因此，韦伯的学术、思想没有定貌。到他去世时，还有太多东西未被固定下来。我们要读韦伯，也就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韦伯到底写了什么。
第一，想要有更多收获，我们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替韦伯做这样的整理。我们要知道他的各个部分在他的系统中到底位于哪个位置，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自己补充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第二，同等重要的，韦伯最大的贡献是建构了一个个人绝对无法完成的庞大系统。因而，他邀请后来的所有人：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用你的知识经验、文化背景，将他的这个系统所提出的“道路”加以扩张、开拓，再填充不同的细节资料，乃至于对之进行修订。这才是韦伯真正的地位。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脉络和背景再来读韦伯的书，也许就会更有章法，也就能更容易找到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