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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社会学大师。谈到西方社会学的建立时，我们的基本共识是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作为源头，另外则是奉韦伯以及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为奠基的宗师。虽然韦伯是一个德国人，但他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欧陆。在英美社会学建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中坚分子，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或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他们要么涉入翻译韦伯著作的事业，要么言必称韦伯、开展延续韦伯论题的不同研究。
而韦伯又不只是一位社会学大师，他在社会学以外，比如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网络普及、谷歌搜索引擎流行之前，韦伯的名字会出现在超过10种不同领域的专业字典或百科全书中，其中包括哲学、心理学、管理学、行政学乃至于教育学等，所有这些领域都认为不能不将韦伯包纳进来，让它们自己领域的研究者或学习者了解韦伯是谁，知道韦伯到底提出了什么看法。
那么，韦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可以只凭自己的著作——他生命中没有太多其他活动，也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权力或在民间受欢迎的名气——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人，都觉得韦伯与自己的研究乃至于与自己的人生、生活有关呢？
这就是写作本书的一个出发点，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个奇特的韦伯。至于我接触韦伯的著作和思想的经历，就必须要回溯我的大学时期。
1981年9月，我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进入台大历史系后，我很快发现我的学长、学姐，包括比我们大六七岁的研究生以及不同科系的学长、学姐，至少在知识和读书的追求上非常明显地分成两派，可以简化地称之为“中国派”和“西化派”。
大部分中国派的人都去上毓老的课。毓老即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是清朝遗老，但比汉人更热爱、更拥抱中国的文化。他当时在台大附近温州街的一间地下室开了自己的私塾，每晚都有课，讲众多的中国经典，尤其是先秦的经典。他讲得非常灵活，经常穿插对现实的评论，因此吸引来很多大学生、研究生上课。另外，这群人也必定会阅读钱宾四（钱穆，1895—1990）先生的书。还有少数人每周搭公交车转车，穿过整个台北市，远赴最北边的外双溪，到钱先生所居住的素书楼上课。
我比较熟悉这些中国派读的书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不同推崇与解释，因为我在高中时也同样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华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我读了很多钱宾四先生的书，于是对这些中国的传统经典不是很陌生。
因此，西化派让我受到较大的震撼，因为他们读的是我过去没有能力读的原文书（虽然叫作原文书，但其实它们绝大部分是英文书）；另外，他们会经常出没于几家奇怪的书店，更多的是书摊。这些书店、书摊里既摆书也卖书，有的是在柜台后面，有的是去掉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卖什么呢？例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对如今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再熟悉不过，但在当时的台湾这些都是禁书。
另外，这些西化派的学长、学姐，他们口中讨论的是一些奇怪的名词，例如“左派”“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是“革命”这种听起来很刺激的词语。我最早从他们那里捡来了几个常常听到的名字，“韦伯”或他们喜欢用的英文名“Max Weber”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在他们说的时候要将声音放得更低的名字是“Karl Marx”（“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与韦伯，是当时西化派最看重的两个马克思（斯）。
受到这样的影响后，我在学校对面奇怪的书店里买了一本翻译的英文书，书名是 From Max Weber ，这是一本韦伯著作选集，我用当时还非常有限的英文能力努力阅读，并且借着阅读到的一点点东西，试图加入西化派学长、学姐的讨论。
我们会在非常奇怪的场合讨论这些事和问题——往往是篮球场边或足球场边。不打球、不踢球时，我们在场边休息，等下一个能上场的机会，这时会随口谈几句。但越是那样一个奇怪的场合，越是不经意的随口聊天，就越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从学长那里听到了关于官僚制（bureaucracy，也译作官僚体系、官僚体制）的讨论：官僚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注重程序胜于注重目标，对官僚主义的运作、官僚主义中的官僚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当时才十八九岁的我觉得这说得太好了，因为仅是和学校的训育组打交道时，我们就有非常强烈的挫折感，认为这些师长（甚至在我们眼中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师长）就是一些官僚。他们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是怎么规定的，那个是怎么规定的，“规定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要和他们讨论校规的道理，他们理都不理，更不管不同校规间的规定、校规的某两条可能彼此弥合不上等种种漏洞和盲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管这个规定是否与教育的目的、宗旨，乃至于与学生活动等应该发挥的作用相抵触。我们发现，原来这叫作官僚制。
学长们会提供韦伯的解释，这听起来就很了不起：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理性过度发达，而且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有了不平衡的状态——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
我还听到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年轻时我读了很多文艺作品，其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感受是苦闷。学长会联系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1909—2002）写的《孤独的人群》（ The Lonely Crowd ）阐释这种苦闷之感：现代的社会人虽然活在人群中，却反而更加孤单。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韦伯的解释，或告诉我们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主要想法来自韦伯用于描述现代社会的一种特质，即“祛魅”（disenchantment）。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里，人们没有办法再简单地感到一种神秘的、不用解释的，由属于某一个团体、集体所给予的安全感，人们会变成一个个孤单的、原子般的存在，而这正是因为我们太清醒了。
这种由理性带来的清醒，使我们在看到庙宇里进香的人时，一点也不会感到我们与某个神明有多么直接、亲近的关系，也并不会与同样崇拜该神明的其他人产生联结感。当清醒到这种程度时，我们就变成现代社会的一分子，并且处于现代社会的祛魅状态中。
我也听到了“职业”与“志业”的区别，它提醒了最困扰我们这些文学院男生的问题，这也是父母或伴侣（如果有的话）都在担心、一直在问的问题：你读历史系，那将来怎么办？你毕业之后的出路在哪里？
这些是对“职业”的考量。职业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因应现实的系统：我们要适应现实的系统，获得一份薪水，这也意味着，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去配合庞大的、已成型的社会体制，把自己放入既有的框架里。
但要记得，这不应该是人生的意义，也不是我们在生活里应该强调和重视的最重要之事，因为还有另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动我们去寻找我们想做的事。这样的事并不是诸如打篮球、喝啤酒、吃饺子、看电影等，而是仿佛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力量抓住了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不知从哪儿来的神秘声音，叫我们应该做某件事情。我们因而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感到如果自己的生命要活得有意义，就要有非做不可的事情，这便是“志业”。
志业与职业不一样，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
我在台湾知识界的“韦伯热”中，受引导读了韦伯的著作。刚开始读韦伯时，我其实已经带着一种佩服的态度：这个人怎么那么了不起？怎么会有这么多精彩的想法？
刚开始稍微系统性地读时，我读完了《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以及我非常幸运地很早就读了最权威的《马克斯·韦伯传》（ Max Weber ）。这是无可取代的，因为那是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1870—1954）写的。
读完这两本书之后，我对韦伯改观了。改观不是指不佩服他了，恰好相反，是更佩服他了。我发现，在韦伯一生的学术和知识追求中，我之前听到的那些零散的精彩想法是他关于现代社会来历的说明与分析的一个大系统中的部分。当时，光是其中一些抽取出来的部分，就已经让我如此着迷。
韦伯与马克思不太一样，他在短短的一生中（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他56岁去世，我现在的年纪已经超过韦伯的一生了），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系统架构。因此，我们现在才可以努力地把韦伯一生的学术思想全盘搬过来，变成我们认识、理解与分析现代社会的基础。这多了不起！
后来的几年中，我就是这样读韦伯的。这本书所呈现的，是我这些年来读韦伯的结果。一个关键的背景是，我们必然活在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一个人在孤岛上活，自己决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可是，虽然活在社会里，但是我们很清楚，从来没有人问我们：“你要不要活在社会里？”“你要不要选择作为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活着？”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也从来没有人给我们选择权：“你要不要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你要不要选择在这个社会或那个社会里被出生？”
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存在的起点是一种被抛掷性，我们是被丢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时代、社会里诞生，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形塑自己的生活，这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我们存在的起点是已经被决定了的。所以，我们只能努力理解：自己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活着。
接下来，如果要真切地掌握和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就得回溯这个环境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问：我该如何适应这个环境？或者，我有没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这个环境？而“社会”，就是我们存在的当下现实的最明确生活环境的集体面之总称。
韦伯建立了这个知识系统，也就指引了我们要如何思考社会，解开我们面对社会时的不同疑惑，从而让我们在面对社会时，在这样的集体情境下活着时，不至于那么无力和无奈。
因此，我邀请所有想系统地认识社会的朋友，不管你困惑、好奇的是自己的社会还是别人的社会，是你当下所处的社会还是过去的社会，只要你有这样的好奇和想法，就请来和韦伯以及他的思想做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