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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我在“看理想”平台上参与了梁文道的“八分”节目，之后看到了这么一则听友留言：
我是杨照的忠实读者，可以说阅读他的过程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生命。和大家不一样的大概是我除了阅读他在历史、人文方面的论著以外，还会阅读他的小说。特别给我强烈震撼的是《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那样一个充满外凸向上生命力的小说，那么多突破庸俗的厉害修辞、种种听也没听过的对话，还有浑然天成的结构，让我叹为观止。今天我才读完《大爱》，连载的形式中也透出了一个极丰富深挚的心灵，二十七岁就写出的杰作……大爱藏在心里，深深埋在根底，支撑他往后三十年的传奇。
在这期对话里，相比于偏悲观的梁文道，杨照的世界观要乐观些。他相信即使在被“祛魅”的现代，不再存有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来赋予我们人生意义，个体也能通过自己的尝试努力去证实自己的“选民”身份。而我是同意梁文道的悲观论的，在这样一个流行轻薄短小的时代，要想为自己造神、从基底建立一整套信仰，有多少人拥有足够的环境条件和自身的勇气与决心呢？杨照先生的自我太强大了，所以他有底气能做如此想。而我之所以感不到乐观，或者是因为我至今还是个软弱的失败者罢。
这一则留言吓了我一跳，因为这位听友竟然提到我的两本长篇小说——我想这是绝大部分读者不知道、不曾察觉的我做过的事。是的，我写过小说，而且还写了不少。留言中提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大爱》，另一本是《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这挺有意思的，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光看这两本小说的书名就很浪漫吧？这恐怕和我一般在大家脑海中的形象很不一样。
《大爱》是我在27岁时写的，《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是我在36岁时写完的。这两本书分别记录了我实际参与政治、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部分反思。写这两部小说的原因和我写其他小说的有些不太一样：由于那样的经验无法用理性的道理说出，我只好诉诸小说。而这两本书所呈现的内容，都与我如何阅读、消化和理解韦伯有关。
我曾经参与过社会改革乃至于民主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个背景影响下，我所理解与呈现的韦伯不是出于冷静、客观的研究结果，更不是泡在图书馆几个小时、几天、几晚、几星期、几年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一种迫切的需求：我必须要知道，个人到底应该如何思考社会。
回到少年时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很容易直觉地、直观地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即使当时你没有用“社会”这样的名词——有很多抱怨、批评、不满。但是，再稍微成长一点，从少年到成年会有的关键变化是：你开始觉得这样的社会应该被改变。
当你认为这个社会这里很烂、那里很差，这里你受不了、那里你看不惯，接下来要怎么办？如果你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负面感受，就必须要选择：你要等别人替你改变社会，打造一个新的社会吗？还是你要自己着手改变社会？
我在20岁左右就有了这样的念头，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那么幸运，只要坐在这里等，就会恰好有人帮我除去那些我讨厌的现象，然后交给我一个崭新闪亮、刚好符合我预期的新社会。没有这么好的事！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等待、幻想，还有别的方法吗？当然，唯一的方法是我要着手参与去改变社会。
在着手参与改变社会之前，你得先思考这个社会。
当你在思考社会时，尤其是你因为想改变这个社会而进行思考时，你不得不感到其中的巨大差距。
什么叫社会？光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压倒你了：社会是由那么多人组成的，而不论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你只是一个人。社会如此庞大，我们先不说你一个人可以如何改变这么庞大的社会，退一百步说：你凭什么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遭遇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对的，当然，要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惶惶不安。我怎么能找到一条路让我可以思考，让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是的，我们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而不会觉得心虚。
因此而有了一个念头。上大学没多久，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地学社会学，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有底气继续往这个方向思考、行动的唯一方法。
那时我读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但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台大。我在台北近郊的另一所大学——辅仁大学。那时，我的女朋友就读于辅仁大学企业管理系，而且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和台湾大学的学风让我不需要经常待在学校里，也不需要经常到课堂上课。因此，有时我早上起来就起心动念，陪着女友，搭了公交到辅仁大学去。
到了辅大，我当然不会去上课，而是一直耗在企业管理系大楼中的社会科学图书馆里，那里有非常完整的现当代社会学藏书。我在那里读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ing Merton）两位“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大师的著作。
读多了，就有点自信觉得学到了分析社会的视野和方法。遇到一个社会现象时，要思考如何把它放进庞大的社会结构里。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比任何单一、个别的社会现象更重要。拼凑、刻画出社会结构的图像是社会学家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就无法评断任何特定的现象，甚至连描述它们都很困难。
对于集体的行为，如果能找到它在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就能评估、判定它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特殊功能。
因此，社会学要做的事就是画出这个结构，而后弄清各种社会现象的功能。
可是，这么学习社会学与我原来所想象的学习社会学是为了改造社会，仍然存在根本的冲突。
最大的冲突是：用这种方式看社会，好像所有的现象都是有道理的，它们一定都在这个社会里发挥了某种功能。我越读越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么想来想去、看来看去，不就等于黑格尔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吗？——“存在即合理。”
而这不就是在合理化现状吗？任何现象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存在，是因为它有功能；而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它似乎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不应该被拿走，不能被取消。如此产生的社会的图像，几乎必然是静态且保守的。
虽然塔尔科特·帕森斯特别针对这样的问题一再不断地说，有社会静力学，有社会动力学，这是从孔德那里一路延续下来的。但是，读来读去，这真的不是我心目中为了改造社会，我要了解社会的方式。
然而，我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塔尔科特·帕森斯是马克斯·韦伯的德文著作最重要的早期英文版翻译者。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概念有很大一部分承传自马克斯·韦伯，因此，读塔尔科特·帕森斯很容易就能接触到马克斯·韦伯。
于是，我接着读了那本《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这是一本当时非常重要的韦伯著作选。这一读尤其是读到那两篇重量级的演讲词《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以及《学术（科学）作为一种志业》，帮我展开了全新的视野。
展开视野的过程中，对我产生了很大冲击的是“悲观之为用”。
以前义愤填膺地看待这个社会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分辨，想改变社会，有乐观的方式，也有悲观的方式。
韦伯真的太悲观了。他的悲观贯穿他整个人乃至于他所有的社会学的概念和研究中。因此，读韦伯时，看到他那张大胡子的照片，我们不可能不觉得这个人的眼睛是忧郁的，表情是悲观的。我们也不可能忽略、跳过韦伯的悲观而认识他并进入他的社会学世界。
这样悲观的韦伯却告诉我们：首先，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因为悲观，所以不会总是脑子充血，只想往前冲，把这个打掉，把那个改掉，在这里搞一个革命，在那里弄一个政变；只想着应该拿到权力，拿到权力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这些就是一般想要改变现状、推翻既有模式时人们的必然反应。
可是，韦伯是一个悲观的人，他总是问：如果失败了，那怎么办？如果采用这种方式但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那怎么办？如果我们得到了想象中的权力，却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它，那怎么办？韦伯这一连串“那怎么办？”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悲观。
这种悲观却和我学历史、读历史有了重合之处。因为我们研究革命史发现，这悲观的态度与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不一样。革命者必然是乐观的、昂扬的，但革命之所以经常变质，甚至到后来转酿成灾难，就来自于这种过度乐观、昂扬——相信自己当前使用的手段，相信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能打造出一个对的世界。韦伯的悲观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令人真的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对跖。
在和梁文道对谈时，我感受到了，也完全了解他的悲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悲观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不知道，那我就没有资格谈韦伯。
然而在对话中我的确明白地说了我比梁文道更乐观。这涉及我的另一种态度。我不得不坚持、凸显的是——希望大家曾经也听过、思考过这句话——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
长久以来，在看待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时，我始终习惯站在弱势者的角度。为什么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弱势者，一个被欺负的人，一个已经没有权力也没有力量的人，还是悲观的，那他的悲观态度就很容易变成逃避的理由。他会说：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是不可能的，它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办法，我们不可能带来任何改变。这不就是由于悲观而被动地接受了所有不合理的待遇吗？
一个弱势者别无选择，必须找到所有可能的因素，去相信这种不平等、不正义、不公平的，“上欺下、多凌寡”的情况应该要被改变，也能被改变。只有这样，才会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以维持希望。
这又回到前文要特别提到《大爱》和《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那两本小说的原因：那里面记录了我曾经历的，也是我曾见证的。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记录我经历过且见证过的，我认为的台湾过去错误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的的确确被改变了。可是，又有另一部分是记录在改变过程中，我原本兴冲冲地与所有这些同志一起努力，却在后来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一些原本抱持理想、坚守原则的同志被现实，尤其是被利益诱惑改变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学会了一定要有这种平衡。最简单地说：要尽可能保持自己随时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或“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这才是我始终不变的一种生命立场与态度，也是我在呈现韦伯时希望大家能体会到的，我最在意、最坚持的重点。
听友的留言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他提到因为我的自我强大，所以我能选择走这样的一条路。我的自我强大吗？请让我从下面这个角度来回应吧。
读者应该都知道李敖是谁吧！李敖绝对是一个有惊人生命力的、自我强大的典范，可即便是他，都要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李敖八十岁时写了一本《李敖风流自传》，其中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段落，说了关于驯兽师的故事。
马戏团里要有驯兽师。面对狮、虎、象等猛兽，驯兽师必须拥有独到的技巧、能力，才能驯兽，所以驯兽师经常是世袭的——爸爸教给儿子，儿子再教给孙子。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驯兽师突然闯进马戏团的狮子笼里，像疯了般挥着他的鞭子，把好几头狮子都逼到台上。接下来，他让每一头狮子张开嘴，而后把自己的头探进一头头狮子的嘴巴里。这当然很像是马戏团里的那种常见表演：驯兽师把头放进狮子的嘴巴里，而狮子不敢咬他。
但这不是在表演。于是，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个年轻的驯兽师回答道：我在找我的爸爸。
你能听懂吗？这个故事很关键的一件事是不管再怎么有经验，即使是代代相传的，即使老驯兽师在这行干了几十年，与这些狮子相处了这么久，经验丰富，可他终究还是很可能被狮子吃了。
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李敖接下来非常奇特地（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突然在八十岁自传中回顾说，他小的时候最想做的就是驯兽师。
我们从来不知道李敖的梦想是要当一个驯兽师，可如果他的梦想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他说的驯兽师故事是一个老驯兽师终究还是被狮子吃了？他在接下来的部分展开了他的议论，其中展现了李敖非常少见的感慨。
他说，什么叫驯兽师？驯兽师的能力明明比一头狮子，更不要说笼子里的好几头狮子或是一头大象、一只老虎，都要小得多。换句话说，这些猛兽随时可以把他吃掉。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驯兽师那么了不起？就是因为驯兽师绝不可能在物理的能力条件上胜过猛兽，但他竟然能让猛兽听他的，让它们站到台子上，张开嘴巴，并且不敢咬他。
为什么驯兽师可以驯服猛兽？李敖说，驯兽师的秘诀是他明明怕这些猛兽，明明他的力量远远不如这些猛兽，可他就是不能让它们知道，他要让它们以为拿着鞭子的这个人比它们厉害，进而让它们不敢尝试探索驯兽师到底有多厉害，因此这些猛兽才会乖乖地听驯兽师的。正因为这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强弱关系，所以一旦某只老虎或狮子愿意试一下，看看拿鞭子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那就完了，驯兽师也就会被吃掉了。
李敖的生命力这么强大，当国民党统治台湾，操控巨大的政治机器，可以把人关起来，可以迫害人，可以用各种方法整肃人，在这样的时代，为什么李敖可以在台湾变成这样一位人物？
回头想想，他在八十岁时说了最真切、最诚实的话：因为他一直在当驯兽师。他就是把自己那样的形象建立了起来，让他的敌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是什么底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敌人突然间就没有办法伤害他，更进一步地，他也就有了能力或至少有了一种可能性，让他可以改变被他的敌人控制、搞坏了的这个世界。
我想借由这个故事，很诚实地回应上文提到的这位留言的听友：我没有什么强大的自我，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不得不走、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一来我对现实有不满，二来我有理想，而作为一个个人，我凭什么有不满，凭什么有理想，凭什么还想去实现我的改革理想？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非常诚实、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很多时候，我必须找各种不同方式做到“狐假虎威”啊！
明明你没有那么大的生命能量，没有那么强大，可是你不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就示弱。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可当你握有权力、有影响力时，却反过来必须要悲观。
有时，作为一个弱势者，你要怎么办？你必须要狐假虎威，“虎威”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虎威”愿意被你假借，让你可以走在它的旁边或前面，让其他人怕你、敬畏你呢？什么是我的“虎威”？
我的“虎威”分为两方面，这也是与韦伯有关的。我想告诉大家，一种“虎威”就是像马克思或韦伯这样的人，他们如此聪明、有洞见，而且懂得用一些方法来表述他们对社会的分析与想法。于是，当我想更进一步地认识社会、解释社会时，我就将马克思和韦伯搬出来。
我不是把他们当作标准答案搬出来的，而是借由他们，让我可以有信心说：是，我应该来看看，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的阶级关系是什么？我们的官僚体制、工具理性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这样只拥有有限生命力量、智慧的人能想得出来的——是马克思和韦伯给我的。
我站在马克思和韦伯的肩上，突然之间，你就不能小看我，我可以把社会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深，看得更准确。这不是来自我个人，而是因为我能“狐假虎威”——我尽可能透彻地了解了马克思和韦伯。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狐假虎威”，那就是反过来弄清楚，别人拿来控制、威胁你的权力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比如，有人拿他赚了多少钱，他的银行户头里有多少存款来压你，面对这种压迫感时，你要怎么办？
同样的，你可以借由马克思或韦伯的帮助，把货币想清楚，把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想清楚。突然之间，当别人以老虎之感对你狂吼，差点把你吓得躲到墙角时，你懂得了要质疑：为什么这时我需要这样做？这是一只真老虎吗？不是的，其实一旦它露出了真面貌，你就明白：第一，也许这根本是一只纸老虎，是以各式各样的奇怪灯光投射之后而产生的幻象。
还有另一种情况，当你面对某些权力时，认为它们会被用来对付你，如果你真的可以把它弄想清楚，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权力是应该要站在你这一边的。因此，只要你不被欺骗，那么本来你会害怕的老虎，这时非但不需要害怕，还可以把它拉过来：它会变成你把一切看清楚、分析清楚，更进一步地从中得到勇气，让你可以去追索、建立从自我到社会的理想图像的资源，乃至于是让你愿意往前走、去实现梦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