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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默-布莱克是我在牛津的引路人和保护者，就是他在我到达四个月后，也就是那个十一月五日的九个月前，在那场当地称之为“高桌”的堂皇晚宴上介绍我认识了克莱尔·贝斯。这类宴会由不同的学院举办，每周一次，通常是在学院宽敞的餐厅里。之所以直白地称之为“高桌”，主要是因为东道主及其宾客就座于高台上，俯瞰其他桌子（坐在那里的学生们往往以快得可疑的速度用餐，吃完后就迅速离席，让高处的食客显得越发形单影只，也避免看到他们出糗的场面），而不是因为餐品或谈话的质量有多高。这是非常庄重的牛津晚宴，会众成员必须身着长袍出席。原则上，晚宴十分正式，但由于耗时颇久，出席者（通常约二十人）在举止、用词、辞令、表达流畅度、仪态、分寸、着装、礼节以及整体表现上都会逐渐严重失控。不过刚开始时，一切都庄严肃穆，井井有条。用餐者一半是东道主学院的人，另一半来自其他学院（还有某些刚好在此地的外地人或外国人），前者邀请后者，是希望自己之后能被回请到他们所在的学院（因此，不同高桌晚宴的人员构成变化不大，几乎总是同一拨人，只是有时在这个学院用餐，有时在那个学院，一学期下来有些人要共进晚餐十来次，最终导致他们互相嫌恶，相看两厌）。出席者要先在一个雅致的小厅集合，快速地喝杯雪利酒，等所有人到齐后，才按照学院内严格的等级顺序两两成行（每位主人及其客人）进入餐厅。宴会从未准时地在既定的七点钟开始。要瞬间记住十来个杰出而极度敏感的人的资历和头衔并不容易，因此，在走进餐厅前，争论、推搡、拉扯、肘击时有发生，因为有些野心或忘性大的成员——这么说吧——企图靠破坏礼数和插队来赚取声誉。与此同时，学生已经在餐厅里（饥肠辘辘地）候着了，看到身披长袍的教授和偶尔受邀、不知所措的外宾终于列队而入，便全都假惺惺、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事先分配好的座位椅背上。学院的院长或者说管理者（通常是位呵欠连天的贵族）主持高桌，而高桌又高于其他桌子，赋予其双重高位。在我们坐下前，他已经开始展现作为双重主角最让人震撼的职责了，也就是不停地敲击小槌并以蹩脚的拉丁语致辞——这将贯穿整个晚宴，让我们这些可怜的外国人持续感受到震撼和恐惧。院长身边备有一把小槌（桌上还有个安放小槌的木座，就像法官一样），用于开启晚宴，用于决定并宣布无数次酒水和菜式的更迭，当然也供他在略感无聊之时（几乎一直如此）心不在焉、危险地把玩。在院长用带着英式口音的拉丁语念出第一句祷文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四周一片寂静，弥漫着熏香的味道。接着，第一声清脆的槌响和精美餐具随之而来的震动打破寂静，迫不及待的先生和更加急不可耐的学生纷纷落座，他们大声喧哗，争夺侍者的关照，紧握勺子扑向汤羹，又用泛红的双手抓起酒杯。按照规定，在高桌宴会第一阶段的两个钟头里，每位（坐在高桌的）用餐者要跟其左侧或右侧的人交谈七分钟，再跟另一侧的人交谈五分钟，如此循环往复。最不可取的是跟对面的人讲话——除非两人同时因为邻座计时有误而暂时没了交谈对象，这在牛津不说是种侮辱，至少是非常失礼的。因此，牛津的教授们同时是说话、吃饭、喝酒和计时方面的专家，前三件事要飞速进行，而第四件事则要极度精确，因为只消随心所欲的院长用蹩脚的拉丁语发号施令、敲击小槌，侍者就会勤快地撤走所有人的盘子和酒杯，不管是狼藉的、精光的、吃到一半的还是压根儿没动过的。我头几次参加高桌晚宴时，几乎一口没吃上，一心忙着计算流逝的分钟，并以生疏的十二进制计时轮流和左右两边的人交谈。侍者把我原封未动的盘子一个接一个地夺走，还有杯子。杯子倒是空了，因为在紧张地计时和交谈的间隙，在说话和计算之间，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喝酒。

我第二次参加高桌晚宴时，克莱尔·贝斯坐在桌子另一头、几乎是正对着我的地方，好笑而又同情地观察我失望的表情。而我压根儿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丰盛的美餐接二连三地消失，酒醉的程度倒是与饥肠辘辘的程度成正比。我记得我自始至终都把刀叉紧握在手中，随时准备着。但每次要切点、叉点什么时，我就想起来得看一眼表，或注意到右侧的客人要么开始咕咕哝哝（肯定是在咒骂或抱怨），要么吃东西时弄出很大的声响，有时似乎还有漱口声（提醒我他的上一轮交谈已结束，此刻正不耐烦地等着我）。晚宴第一阶段的主菜有三道、四道或五道（取决于学院富有或吝啬的程度）。如我所说，吃完这几道菜大约要花两个小时，因为每道菜间隔很长（这时我们只能孤零零地握着酒杯干坐着）。就这样，在最初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只能跟两个人交谈，其中一位必定是发出邀请的同事——坐在左侧——另一位就看运气了，更准确地说，取决于负责安排座次的院长的意愿，而他通常不怀好意。那次晚宴上，我的邀请人是克罗默-布莱克，他提醒我，我的右侧会是一位年纪轻轻、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此人唯一的缺点（至少在高桌晚宴上）是只允许大家谈论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

“论文的主题是什么？”进入餐厅前，当我们两两排着队在拥挤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时，我问他。

像每次要回答任何问题、发表评论或者讲什么奇闻逸事时那样，克罗默-布莱克先摸了摸白发，笑眯眯地说：

“这么说吧，是最令人想不到的那种主题。我相信你会有足够的时间慢慢了解的。”

那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名叫哈利韦尔，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留着一缕稀疏的军人式小胡子——小年轻硬充大人，或者要匆忙上阵的那种。他果然对了解我这个人以及我的国家（这通常可是高桌上的绝佳话题）毫无兴趣。因此，只好由我抛出一串客套的寒暄，而四个问题过后，正如事先得知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那无比新奇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一七六〇到一七六七年间英国真实存在过的一种特殊的苹果酒税。

“仅仅针对苹果酒？”

“仅仅针对苹果酒。”年轻的经济学家哈利韦尔很满意地回答。

“啊，真有意思，谁能想到呢。”我应道，“为什么只对苹果酒征税呢？”

“很惊讶吧？”哈利韦尔快意地说，然后就开始详细解释这一奇特税种的由来和特点，我实在是不能更不感兴趣了。

“太有意思了，”我说，“您请接着讲。”

幸运的是，用一门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交流时，凭着直觉假装聆听，时不时地认同、赞扬并（谄媚地）附和还算容易。每次跟克罗默-布莱克聊完五分钟，轮到这位年轻的哈利韦尔时，我在那仿佛没有尽头的七分钟里就是这么做的。这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苹果酒，却没有礼貌地回问我哪怕一个问题。尽管我越来越醉（所幸我的行为或外表都不会暴露这一点），我还是能观察其他用餐者——上甜点前我都不能跟他们直接交谈——并在与克罗默-布莱克聊天的间隙打探这些人的情况。作为报复，我也对那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哈利韦尔大吐秽语（用西班牙语）。我得说，在克莱尔·贝斯半是嘲弄、半是同情地用余光观察我时，我也在愉快地观察她。后来，当晚宴气氛越发混乱，我便公然用带着性爱慕的目光望着她。她是宴会上的五位女性之一，是两位五十岁以下的女士之一，也是唯一身着黑袍，却巧妙地露出优雅领口的人。我只说这么多，因为我在一段时间内是她的情人，现在就罗列她的迷人之处会显得我在炫耀。餐桌前清一色地坐着身着长袍的绅士，只有一人除外。院长是赖默勋爵，他是上议院议员，还是在伦敦、牛津、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等地声名远扬的阴谋家。我和他之间隔着两个用餐者，而克莱尔·贝斯在桌子对面，与主位仅一人之隔。

众所周知，在英国，人们几乎从不相互注视，即便注视，也是一副极为隐晦、漫不经心的样子，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看他们看似在看的东西。他们懂得如何让眼睛在自然状态下显得混沌迷离。所以，一个大陆式的眼神（比方说我的眼神）可能会让被看者感到不安，哪怕在西班牙人或其他大陆人的各种目光中，这已经属于中性、温和甚或是尊敬的那种。也正因此，当来自岛屿或者说英国的目光偶尔扯下遮掩它的面纱时，真实情况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幸好能看到这种不经遮掩的目光的目光本身仍蒙着面纱，所以那些在毫不遮掩的双眼（比如大陆人的眼睛）看来显而易见甚至冒犯的东西，他们看不到也不会看，否则定会引起口角或争吵。两年来，我已经略微学会按自己的意愿遮掩目光，可当时我的眼睛还没有受过训练、能够自我修正。恰恰相反，正像我刚才说的，在那些难忘的晚宴上，除了红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我唯一能抵抗饥饿和无聊的办法就是擦亮眼睛四处观察。好，如果说我的目光（我自己注意到的）是从某个时刻开始充满性爱慕地望着克莱尔·贝斯的，那么赖默勋爵院长先生则是从敲了第一次小槌、说了蹩脚的拉丁语开始，就赤裸裸而淫荡地盯着克莱尔·贝斯了。正如我目光中的不耻被他人看我时的正派抵消一样（包括赖默勋爵，他的目光一离开克莱尔·贝斯的胸部和面庞，就立刻戴上了传统的岛国面纱），我也能轻而易举地看穿院长眼神中淫荡的攻势。但是，一旦离开克莱尔·贝斯的胸口或面庞，我的眼神就明显变得痛苦（要怪就得怪哈利韦尔掷给我的短枪）和凶猛（要怪就得怪我看到赖默勋爵眼神中那种兽性的淫荡）了。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克莱尔·贝斯本人的目光并不完全是英式的，因为（我后来得知）她小时候在德里和开罗住过，在那些地方，目光既不是岛国式的，也不是我们这些大陆人的；因此，她不仅可以感知到院长淫荡异常的注视，也能感知到我对她充满性爱慕的目光。第二个问题（次要的）是，与我同侧、靠桌子下首的位置坐着爱德华·贝斯——那里还有一位我很喜欢的、临近退休的著名文学泰斗，稍后再谈。他和克罗默-布莱克一样，是东道主学院的成员。虽然他的目光始终是纯英式的，但很可能，由于席上仅有的两道不经掩饰的目光都投向了他的妻子，他不得不卸下自己惯常的遮掩，以便随时捕捉他人或野蛮或含蓄的欲望。不过，我这说法也不准确，因为爱德华·贝斯跟我坐在同一侧，从他的角度完全看不到我的眼神，却能毫无遮挡地看到克莱尔·贝斯还有赖默勋爵的目光。他肯定看到了妻子在某一瞬近乎涨红的脸，但毫无疑问，他会将之归咎于葡萄酒或者院长那垂涎三尺的不堪丑态。这个身材高大、皮肤紧绷的男人——我认为他没有汗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如果爱德华·贝斯见妻子时不时望向我这里，肯定会认为她是在看好友克罗默-布莱克（我说过，他紧挨着我左侧），以寻求庇护或者某种默契。但是，还有第四道目光呢——也许还有第五道，假如爱德华·贝斯真的扯去他的英式面纱的话——这目光压根儿不希望有任何遮挡，那就是达亚南德的眼神。这位来自印度的医生是克罗默-布莱克的朋友，他坐在克莱尔·贝斯左侧，恰好在我正对面。他已经在牛津住了几十年，双眼却依然保留故土的明亮与透彻，在那场晚宴的氛围里显得勇猛炽热。每隔五六分钟，他会从容地结束与克莱尔·贝斯的谈话，转而跟那位唯一没有穿长袍的客人（荷兰莱顿大学某位丑陋的矿物学教授，目光虽然是异国的，但也被一副用作眼镜的长方形放大镜遮住了）简短交流；同时，他那乌黑而略显湿润的眼睛会停留片刻，以药剂师的神气上下打量我，仿佛我这种公然左顾右盼的做法（尤其是看克莱尔·贝斯），表明我染上了某种为人熟知且容易治愈、在他的故乡早已绝迹的疾病。达亚南德的目光让人很难承受，每当与他视线相交，我都不得不转向哈利韦尔，假装更加沉迷于那盛气凌人的废话。当达亚南德的目光转向克莱尔·贝斯和主位方向时，立刻就会变得灼人。赖默勋爵在其视线范围内，很显然，这位承受得住，因为他很可能压根儿没觉察到什么目光——他觉得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呢。院长不得不跟身旁的客人说话，这两人显然让他特别厌烦（右侧是位女子学院的院长，宛如鹰身女妖；左侧是阿特沃特，一位目中无人、武断跋扈的社会科学泰斗），于是他渐渐抛开礼节，越过邻座，时不时打断克莱尔·贝斯和克罗默-布莱克各自的谈话，插入些不着边际的点评。但是，这两人谁也不打算让他真的介入，他只好努力装作正聆听鹰身女妖或泰斗说话，并用小槌敲击木座。高桌上那些厌倦了或喝高了的院长通常都这么干。就这样，他醉醺醺的，再加上内心不悦，并未意识到自己最初懒洋洋敲击木座的举动（漫不经心地敲击）正演变为愈加粗暴的捶打（他现在正起劲地挥动小槌）。槌声间隔分明，却令人困惑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有的侍者一听到槌声，就把刚上的菜撤掉，而另一些更有经验的则知道这些声音并不是仪式的一部分，便会把盘子抢过来还给客人。有的客人连气味都还来不及闻呢。你争我夺间，三两个盘子乒乒乓乓掉到了地上，于是，五名在桌旁侍立的侍者便不再干活，而是聚到餐厅的一角，悄声指责对方是笨蛋。与此同时，宾客间响起抗议声（尽管是低语），牛排配的是吃鱼的餐具，面前碍事的盘子里尽是残羹冷炙（这是高桌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形），有些菜甚至是别人动过或咬过的，最糟糕的是酒杯空空，或混合了好几种酒。赖默勋爵对此浑然不觉，每次他心不在焉地敲击木座或桌面（因为他并不总能找准地方），名贵的木材都会发出轰鸣，豌豆啊、蘑菇啊都跳了起来，甚至几只杯子也滚落到了一处。我不禁根据院长的坐姿和歪斜程度（他失去了控制，在高台上越来越东倒西歪）来测算，如果小槌脱离他的手心飞出去，会是什么运动轨迹。我略微向后靠了靠，希望躲过小槌，更盼着能增加年轻的经济学家哈利韦尔脑门被砸中的概率，因为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每次我跟克罗默-布莱克交谈完喘口气后，他都会把我继续泡在发酸的陈年苹果酒里。没什么比看到他失去知觉更让我开心的了。

“这苹果酒的故事真够让人惊讶的，”我说，“这种奇特的税只在英国有吗？”

“只在英国有。”哈利韦尔兴奋地回答。

我注意到克莱尔·贝斯留意到我的举动后（在那种情形下她对我略有关注），也往后仰了仰，不过我不知道她同样是为了给邻座一击，还是不想让赖默勋爵看到她的胸部和面庞，从而让这位院长清醒过来、恢复常态。但是，长于算计的赖默勋爵却努力探出庞大的身躯（左胳膊肘横扫桌面，长袍前襟从一动没动的牛排上划过，豌豆纷纷滚落），他才不愿意错过这么让他向往的东西呢，非要看不可。终于，赖默勋爵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克莱尔·贝斯的胸部和面庞了。他完全沉迷了，在这之前——我刚说来着——间隔分明、随意且不成节奏的敲击，眼下彻底变成了持续的、机械的捶打，而他本人毫无知觉。捶打的后果已经显而易见：桌子上堆满剩菜，跳动的不仅有面包屑、豌豆和蘑菇（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很容易蹦起来），还有蒸土豆块、鳎鱼刺、结块的酱汁，甚至莱顿大学那位丑陋教授的眼镜（没了眼镜人更丑了），以及各种颜色的酒。（所幸长袍除了负有鬼鬼祟祟的使命和具备美学功能外，在这种场合下，还可以让赴宴者的高级礼服不被这些莫名其妙、无穷无尽的东西弄脏。）尽管五名侍者已经达成一致，但由于赖默勋爵的身子弓得越来越厉害，为避免他庞大身躯的重量和敲打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他们的十只手只能忙乱地按住桌子另一头，弄得那位文学泰斗头发凌乱。渐渐地（其实只是几秒钟而已），餐厅里安静了下来，但并非声息全无，因为亢奋的哈利韦尔还有阴阳怪气的阿特沃特是一刻也不能闭上嘴的。前者继续让我窒息（“连皮特子爵都不得不干预苹果酒的事！斯特恩有一次布道时也提到了这个税种！”他陶醉地喊道），后者把拇指插入长袍前襟的褶皱里，继续对着院长慷慨陈词——他以为院长是在直勾勾地看着他呢，而不是在贪婪地盯着克莱尔·贝斯的胸部和面庞。其实，最野蛮的敲击也没有持续超过一分钟，但局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不过，我们这些眼神不遮掩的宾客人微言轻，没资格采取措施，而其他权威人士目光里又都蒙着一层纱，看不到赖默勋爵已经方寸大乱，有必要提醒他，或者立刻解除他的主持权（赖默勋爵不仅仅是院长，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客，以世袭的报复成性而闻名）。除了小槌声，沉默越来越深了，只是偶尔被哈利韦尔和泰斗阿特沃特不为所动的絮叨，还有院长右侧那位鹰身女妖的惊叫打破。此人显而易见是个马屁精，断不可能冒着惹恼赖默勋爵的危险提醒他，但她高耸且大约隆过的胸部离磨损的木座太近，所以每次听到槌击，她都忍不住惊叫一声。

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我得以观察视线范围内所有的宾客：餐桌那一头，文学泰斗正拼力左挡右打，因为侍者们为了保持桌子的平衡，僵直的胳膊蹭着他的耳朵，弄乱了他的头发，几乎让他喘不上气。在他右侧，温顿霍博士——在场的另一位女性，恨不能再生出一只手来护着自己的耳朵，一面急忙扶住朝院长滚去的两只酒瓶（半满状态），一面按住自己松松垮垮的假发（大概是新的）。她的另一位邻座，我的系主任卡瓦纳教授似乎乐在其中（他是个率性的爱尔兰人，最爱以笔名撰写畅销恐怖小说。他不太受同侪和下属欢迎恰恰是因为这三个要素：爱尔兰人、写小说、率性），正用小勺以同样的节奏敲击自己的酒杯——如今在吃餐后甜点时人们就是这样以示发言的，颇为讽刺地为院长制造出来的动静又添上一笔。再往右是学院的两名成员（布朗约翰和威利斯，人到中年的科研人员，故而不太重要），他们只敢瞥一眼赖默勋爵，并试图接住荷兰客人摇晃的眼镜。这位荷兰人虽然稳稳当当地坐着，但眼见眼镜滑落，忙伸长了胳膊（把他周边为数不多仍立着的东西碰倒），仿佛盲人离开了手杖就随时会绊到什么似的。达亚南德也是学院成员，他很有个性，是少数本可以阻止院长制造轰鸣的人之一。可说真的，尽管他释放出很多信号，但也不过是冲院长投去致命的目光，或在桌上将拳头松开又握紧。（“就算等上十年，这位印度医生也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我心里想，“这个人可不能惹。”）泰斗阿特沃特和经济学家哈利韦尔的高论终于告一段落，可闭嘴本身似乎比院长的敲击更让他们不知所措，毕竟在闭嘴之前他们估计压根儿没意识到敲击声呢。心惊胆战的鹰身女妖，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至于克罗默-布莱克，他的神情是个谜：他抚摩着仿佛蜡做的下巴，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等待着（看起来马上就要放声大笑，又像在积攒怒火），似乎十分了解院长的习惯，早就知道这一分钟会持续一分钟似的。另外四位用餐者，包括桌子左对侧的爱德华·贝斯，都不在我的视线之内。在这六十秒里，以及在过了更长时间后的现在，在我回到马德里后的这番回忆中，我发现我都有意识地跳过了克莱尔·贝斯。

其实可以说，在那一分钟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注意——看到了——赖默勋爵：有的人偷偷地、带点儿畏惧地望向他，却没法完全看清，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还有一些人忙于维持体面，确保被小槌震起来的瓶子啊、眼镜啊、酒杯啊不会滚落到地上；另一些人则趁机交换眼神，或者——当然也是同一回事——不戴任何面纱地注视对面的人。第一类人有鹰身女妖、恐怖小说家卡瓦纳、社会科学泰斗阿特沃特、苹果酒经济学家哈利韦尔。后两人作为学院成员，也许在犹豫（犹豫得不多）是要把小槌从赖默勋爵手中夺走，还是依然作壁上观，等待其他人冒着被木槌敲打或事后遭报复的危险勇猛上前。第二类人包括文学泰斗——或者说近乎退休的荣誉教授托比·赖兰兹、科学家布朗约翰和威利斯、戴假发的温顿霍博士、因陷入黑暗而惊恐的矿物学家。第三类人就是我们了，达亚南德、克罗默-布莱克、克莱尔·贝斯和我，可能还有她丈夫，肯定有。达亚南德时不时投向我的目光（狐疑或严厉）略有缓和，现在他全部的火力都对准了赖默勋爵，随后又突然不动声色地转向了他的朋友克罗默-布莱克，也就是说，向后者投去了我之前说的那种致命的眼神，同时，他不停把拳头松开又握紧，一看就知道正处于焦躁难耐的状态。当克罗默-布莱克察觉到印度医生灼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时，便抬起眼睛。尽管我在侧面，只能瞥到他的右眼，但还是发现他的微笑已经变成一道极为严厉的直线——有时这就是他那毫无血色的薄唇的功能。

而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克莱尔·贝斯的面庞。我不认识她，却已经把她看成属于我过去的人。我的意思是，她已经不属于我的现在，就像曾让我们兴致盎然、如今却不再吸引我们的人，或是故去的人，或是某个在过去或过去的过去曾经存在的人，也许这个人在更早的时候也同样判定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她长袍下那条间接造成这么多乱象的低领裙，正如英国的许多高档服饰那样，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就连她的面容也有点过时，嘴唇过厚，颧骨太高。但原因不是这个。是因为她也在看我，仿佛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几乎像是来自我们童年的那些虔诚而次要的人物。幸运的是，这些人在我们成长为可憎的大人以后也无法把我们当成大人，在他们那因记忆而变形、停滞的目光里，我们永远是孩童。这种幸运的无能更多体现在女人而不是男人身上。对男人而言，孩子就是成年人可恼的草稿；而在女人眼中，孩子是完美的生灵，注定要遭到毁坏、变得粗鄙，注定会褪去那短暂的神性，因此她们竭力用视网膜留住那个形象；如果视网膜没能在过去认识那形象，那么与人打交道时应有的全部想象将全都用于构建它——如今她们只能从照片或画像上，或是从那已经长大甚至老去的人的面容中认识那孩子；那想象也可能源自篡夺者在床上大着胆子讲出来的故事，因为床是男人唯一愿意高声追忆往昔的地方。克莱尔·贝斯就是这样看我的，仿佛看到了我在马德里的童年，用我的母语加入了我和兄弟姐妹间的游戏，分担了我在夜晚的恐惧，见证了我总在校门口打架的身影。她这样看着我，也让我以类似的方式看向她。后来——我对她有所了解后——我得知，在那一分钟的最后几秒里（那一分钟仿佛仅仅存在于此刻），她也看到了自己在印度的童年：南方大陆那些城市里，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女孩沉思着；她藏在笑眯眯的保姆古铜色的声音后，望着河水流淌而过。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也许我错了，又或者我在撒谎，我当时并不在看，所以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我忍不住要说，那双黑蓝色的眸子里，明亮清澈的河流在夜晚淌过，那是贯穿德里的亚穆纳河（也叫朱木拿河），水面上，简陋的小船星星点点，载着粮食、棉花、木材和石头顺流而下。不知名的歌声轻抚着水流，城市渐渐落在身后，峭壁上落下的鹅卵石溅起了水花。同样，我的眼中可能也映出了她从未踏足，也未曾见过的马德里的赫诺瓦街、科瓦鲁维亚斯街和米开朗琪罗街，也许还有四个孩子和一个老保姆走过。那座横跨亚穆纳河、位于城市上方的巨型铁路桥想必也在她眼中，她总是远远地望着那座桥。与保姆独处时，保姆神秘地告诉她，不止一对不幸的恋人从那座桥上跳下：宽阔的河流，水面湛蓝，被长桥纵横交错的栏杆搅扰。大多数时候，这座桥都空荡、幽暗、闲置且模糊，恰似童年里那些虔诚而次要的人——后来他们深藏于某处，可一旦被召唤，就会显身并发出光芒；而在完成短暂的使命或讲述突然被要求泄露的秘密后，又会立刻再次消失，回到无人知晓、变幻莫测的黑暗中。瞧，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孩子在需要时能从中穿行而过。现在，这英国女孩正望着黑色的铁桥，等待一列火车经过，想看它被夜晚的灯光照亮，看看它在水中的影子。这种色彩鲜艳的火车偶尔会穿过亚穆纳河，声音模糊不清，周身灯火通明。她会在家中的最高处耐心地注视着河水，保姆对她耳语；夜幕降临时，她的外交官父亲身穿礼服，手持杯子，在花园一角望着她的背影。孩子睡觉的时间到了，但在此之前还必须有一列火车经过，就一列，因为看到火车还有被车窗照亮的河面（小船上的人们抬头望向火车，头晕目眩）能帮助她进入梦乡，能给她一个理由，让她第二天还愿意待在一个并不属于她的地方。离开了这座城市以后，跟儿子或情人在一起时，她才有机会高声追忆过去，才会感到这城市属于她。女孩、保姆，还有忧郁的父亲，三个人等待着，直到来自莫拉达巴德的邮车疾驰而过——它从不准时，延误得难以预料。车身摇摇晃晃，每一节车厢都披着不同的颜色，在月光下像碎片一样，清晰可见。它飞速驶过，填满了整座铁桥，从一头到另一头。克莱尔·贝斯看不到最后一节车厢上晃动的灯笼了，挥手说了声“再见”。说时，她没有指望得到回应，然后，她站起身，穿上鞋，踮起脚，吻了吻沉默的，身上满是烟味、酒味和薄荷味的父亲，终于消失在房子的黑暗中。保姆拉着她的手，也许会在她入睡前给她唱那若有似无的歌。克莱尔·贝斯就这样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仿佛我们是彼此警觉而又同情的眼睛，那是来自过去的眼睛，不过无所谓，因为很久以前这两双眼睛就知道一定会见到对方：也许我们注视彼此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互为长兄长姐。虽然我那时不认识她，但我知道我们终会认识的，许多个月里，在牛津我那金字塔形的家和她的家里，在伦敦、雷丁那些单调的酒店还有布莱顿的某家酒店里，在我们毫无规律、断断续续的相会中，我会在床上给她讲赫诺瓦街、科瓦鲁维亚斯街还有米开朗琪罗街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她将目光移开了。突然，赖默院长似乎从自己荒淫的妄想中清醒了过来，精神百倍地举起了小槌。他发现身边一片死寂（低语已经停止，学生狼吞虎咽地吃完那点可怜的晚餐后，早就一个个从矮桌旁逃走了，还顺手捎走了几把餐刀作为补偿），便露出一种轻蔑而晦涩的神情，用槌柄指着我们说：

“怎么了？你们是没话说了，还是刚刚有天使经过？”他站起身来，用胯部（带着股厌恶）把那盘连豌豆都没动过的牛排顶开，抛出一句粗鄙的拉丁语——连发音都懒得装装样子了。最后，他狠狠敲了敲饱受摧残的木座，兴奋地喊道：“甜点！”

这是高桌晚宴极具庄严和（人为制造的）美感的时刻，它是宾客可以起身的信号。人们再次排成队伍（只不过，此时队列相当凌乱，大家东倒西歪，毫无秩序可言），前往一个不那么正式却很温馨的大厅。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大家会悠闲地品尝应季水果、热带水果、干果、冰激凌、蛋糕、馅饼、雪葩、纯巧克力、饼干、薄脆饼，还有酒心和薄荷味的巧克力，此外会有好几瓶（确切地说是好几桶）波特酒沿顺时针方向快速传递，全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上等货。这是晚宴的第二阶段，更丰盛，更具中世纪而非十八世纪风情，当地人称之为“月光下吃香蕉”。这时，大家终于可以更换交谈对象，时间也不受限制了。波特酒越发激起了人们的补偿欲，并进一步腐蚀第一阶段已然受损的语言功能，于是谈话变得越来越宽泛，不受约束，杂乱无章，有时甚至不太体面。此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院长（照例，全凭他的意愿）会提议为女王干杯，这种可能性极小却并非没有。这也就意味着终于可以抽烟了。不过，我所说的极具庄严和（人为制造的）美感的时刻，是在离开餐厅之前：脏也好，皱也罢，宾客们都得拿上自己用过的餐巾；白色的小小餐巾一闪一闪，与黑色长袍下摆缓慢而舒展的飘动形成美妙的对比，略有行军的氛围（列队前进总是如此）。克莱尔·贝斯颇讽刺地将餐巾当成围兜遮住了胸口。她笑了，我认为她是冲着我笑的。之后的甜点时间，她都离我很远，坐在文学泰斗托比·赖兰兹身旁，挨着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再也没有看过我。有赖于赖默勋爵出乎意料的宽容，或者他对女王的忠诚，从某一刻起，我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