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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贝斯从不穿英国鞋，总是穿意大利鞋。我也从未见过她穿低跟、带搭扣或者圆头的鞋。她来我家时（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碰巧一起去她家时（次数更少了），或者我俩待在伦敦、雷丁甚至布莱顿（只有一次）的酒店时，她做的第一件事总是用脚背把鞋子剥掉，一脚踢到墙上去，仿佛她有无数双鞋子，根本不在意弄坏几双。我立刻把鞋子捡起来，放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看到空空的鞋子，我总会联想到曾经穿过它们，或者可能穿上它们的人。而看到这个人在我身边（没穿鞋子），或者压根儿看不到，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不安（所以，每次看到老派鞋店的橱窗，我脑海中都会自动浮现出一大群人站得笔挺而局促、拥挤不堪的样子）。克莱尔·贝斯习惯于在任何地面上赤脚行走，这似乎是她童年时在德里和开罗那几年养成的（还好英国几乎处处都铺着地毯），因此我关于她双腿的最鲜明的记忆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穿着高跟鞋时那紧绷的、肌肉若隐若现的模样，而是她赤脚时，纤细修长、动起来有点孩子气的样子。在我的、她的或者酒店床上的那几个小时里，她会抽着烟，说个没完；她总是穿着裙子，裙边上扬，露出大腿和丝袜颜色最深的部分——有时只有大腿，什么也没穿。她总是不小心，常常划破丝袜，偶尔，我还会看到她袜子上被香烟蹭到留下的焦痕。她用一种在英国很少见的手势挥舞着烟（也许是儿时在那些南方国度学来的），手腕上好几只镯子叮当作响：她并不总是把它们摘下来。（她经常弄得烟灰四处飞落，这样的情景也毫不奇怪。）跟她有关的一切，都证明她是一个膨胀的、夸张的、紧张的生灵。时间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这样的人。他们需要为任何事情找到一个永恒的碎片，换句话说，需要永恒的东西来填充并溢满时间。而“时间”和“流逝”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冒犯。为了这一点，为了让我们开始的这件事变得永恒，我们不止一次冒了风险：让她丈夫爱德华·贝斯目睹他心知肚明，却一直试图抗拒或遗忘的背影和痕迹。因此，每当克莱尔·贝斯躺在床上，抽着烟，做着手势，交叉、打开或者盘起双腿，高谈阔论着，极力赞美或批判她的过去和现在，为最近的将来做出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从未实现过半个，我总是不得不打断她那永无休止、离题万里的评论或絮叨。我得定好闹钟或盯紧床头的时钟，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该分开；或者，如果在牛津，我得留神那些执着的钟声：每个整点、半点，每一刻钟，还有黄昏时分那不管不顾的鸣响；我得催促她，找出她到来后藏起的鞋子，把她的裙子抚平，提醒她不要落下雨伞，也不要忘记别在地毯上的胸针、放在洗手池上的戒指、她的袋子（如果是在她家，就要帮她扔掉烟蒂，更换床单，打开窗户，清洗我用过的杯子）。不管我们在哪儿见面，就算是周日，她永远都会带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她买来的稀奇古怪的物件。克莱尔·贝斯什么都带在身上，不管到哪儿，都会把东西全部铺开，仿佛她准备待上一辈子，尽管有时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就是我和她课间的那点儿时间。（最后我还是留下了她的一对耳环，她一直没能从我家拿走。）幸好——出于教养——她绝不会素面朝天出门，那头人工打造的蓬松长发，无论我如何抚摩，无论压在枕头上多久，都不会显得太凌乱。分别前我并不需要为她梳头，但得确保和我建立并保持的独特的“永恒”不会残留在她脸上。我要留意她的脸庞不要太红润，眼神不要太迷离，不能有愉悦残留（牛津太小了，小到甚至没时间调整脸色）。要做到这些，我得跟她快速地做一遍掩盖偷情的智力练习：帮她编造天衣无缝的谎言给爱德华·贝斯，并让她讲述时小心不要前后矛盾，虽然这在她看来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令人心烦（告别时，由于我坚持这样做，她的表情总是会黯淡下来）。她粗心、轻率、爱笑而且健忘，我如果是爱德华·贝斯——那时我想——那么我压根儿不用费任何力气就能看穿她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但我不是爱德华·贝斯；也许，假如我是他，克莱尔·贝斯的行为和意图就会显得深不可测。也许我根本不会想知道这一切，或者仅仅凭想象就够了。不管怎样，每次她风风火火地到来，总是由我收拾残局，而且几乎是将她推搡出我金字塔形的家或我们住的酒店，以此逃离临别前她突如其来的黏糊劲儿（时间流逝让人心碎）。要是我冒险在爱德华·贝斯不在时踏进她的家门，还得消除她种种胆大妄为的痕迹（偷情是很费神的）。

克莱尔·贝斯几乎无所顾忌，但是认识她的人不会因此苛责她，因为很大程度上，她的美好恰恰在于她对别人、对自己都毫无顾忌。她经常让我开怀大笑，这是我最欣赏的。但我知道，我对她的喜爱从未恒久、坚定到可称为危险的地步——我认为她对我也一样（我不是爱德华·贝斯，也从未有过需要替代他的危险）。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因为有人爱我们——只是单方面地，他（她）决定暂时爱我们，然后向我们宣布这个事实 ——就觉得他（她）对待我们会与对待他人不同，仿佛在他（她）如此宣布后我们就不会被归入他人之列，仿佛我们除了自己就一直不曾是他人，那我们未免太过天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至少在我身处牛津、身份模糊的脆弱日子里——克莱尔·贝斯用对待爱德华·贝斯、她父亲或者总爱冷嘲热讽的克罗默-布莱克的方式对待我。克罗默-布莱克对她来说既像父亲又像儿子，而她父亲就只是父亲，丈夫就只是丈夫。我想，我对而言她更像是兄长，这也是我和那些深交过的女性一贯的相处方式，想必是因为我没有姐妹并为此遗憾。尽管我只是偶尔见到克莱尔·贝斯，但实际上我有足够多的机会就近观察她。我并不想说她的坏话——这么说吧，我不希望从我口中吐出对她有负面影响的话——但我很多次站在其他人（比如她父亲、爱德华·贝斯、爱讽刺的克罗默-布莱克）的视角思考，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个从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尤其爱设身处地地为爱德华·贝斯着想。我还记得那是我们相识九个月后的十一月五日——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天刚好是英国的盖伊·福克斯日。我在万灵学院克莱尔·贝斯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位于卡特街，正对着老博德利图书馆和拉德克利夫图书馆。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英国孩子们为了买玩偶正在讨要硬币。玩偶是用布、绳子、旧衣服做的，象征被绞死的阴谋家盖伊·福克斯，到了晚上它们就会被扔到篝火里烧掉。这段记忆是真实情况的反映——我太专注于把自己放在她丈夫的位置上（那是她分配给他的，也许从未有人真正占据过），以至于克莱尔·贝斯把我混同于他了。

我们四个，我、贝斯、克罗默-布莱克和她约好一起去吃午饭。我特意提前了二十分钟第一个到达我们相约的卡特街。头天晚上，我和克莱尔·贝斯在雷丁一家酒店待到很晚，以至于我们打破惯例，同乘一列火车回了牛津（通常我们都是分头搭火车去伦敦或雷丁，来回都如此，只有爱德华·贝斯不在时才会开克莱尔的车）。我们就这样一起抵达牛津，一起迎风走在肉乎乎、流动着的月亮下面，直到在距离我们两家比较远的街角道了别。在火车上时我们也坐在一起，因为在旁人眼中我们是朋友，要是分开坐，任谁都会觉得奇怪。毫无疑问，一个叫鲁克的俄语系教授看见我们了。他当时正四仰八叉、昏昏欲睡地瘫在头等车厢。我们从站台上看以为这节车厢没人才进去的。就在我们大笑着沿过道向前走时——这笑声有些不合时宜，对于英国人来说也许过于直白——他看见了我们，我们也看见了他。鲁克轻轻点了点他那低垂的脑袋，先是对克莱尔说了声“贝斯太太”，然后，转向我，只说了声“晚上好”——肯定是因为他不记得我的名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念。我们接着向前走，一直走到距离鲁克最远的座位，但那时，我们已经只敢低声说一些简短而无关紧要的话了。然后，当我们迎着风，第一次单独在牛津的大街上，在肉乎乎、流动着的月亮下面同行的时候，我们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脚步声，节奏跟我们的一致。也许这只是错觉，我们认为是他的脚步声，但其实只是自己的回声。我们没有转身，也不再交谈，只是分开前道了声“再见”，没有停下，也没有看对方（这就是秘密带来的悲伤）。不一会儿，我就只能听见克莱尔匆匆远去的脚步声了，估计她听不到我疲惫的步伐。

这位鲁克很有名，因为他花了十二年重译《安娜·卡列尼娜》，还因为他在美国度过的一个学年中认识了纳博科夫并与之往来。他的译本——哪怕没有人见过半个字，连编辑也没有——堪称权威且无与伦比，首先在书名上就有根本性的创新。据鲁克也据纳博科夫认为，应该译为“Karenin（卡列宁）”而不是“Karenina（卡列尼娜）”，因为安娜既不是舞者、歌手，也不是演员，在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中，只有这几类女性的姓氏才会被处理为阴性，其他人——无论是多么地道的俄国女人，都无须如此。他提到纳博科夫时，总是一成不变地称之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以表明自己与对方多么熟悉，对俄语的称呼方式多么了解。我和鲁克不止一次在泰勒院的高级教员休息室碰面。我俩在那里偷懒耍滑，靠着寡淡无味的咖啡，假装在为各自的课程做准备，时不时往公文包里那些高深的内容投去懒洋洋甚至憎恨的一瞥。鲁克大脑袋、细身板，他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一个硕大的脑袋。他随时随地打算谈起纳博科夫，或者给我指点有关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一切，但他的个人生活对于会众成员来说却是一团谜。也正因此，大家可以毫无忌惮地给他安上各种习惯与性格。他对流言蜚语充满热情。在牛津，有这种名声其实不算什么，没有这种名声才是不正常的。你要是不中伤别人，不阴暗刻薄，你就会声名受损或者被边缘化，仿佛不属于剑桥或者牛津而是来自其他大学，你永远无法融入其中，因为你得不到接纳。在牛津这个城市，人们唯一真正关心的是钱，其次是信息，因为信息总可以变成来钱的工具——不管信息是重要还是多余，有用还是无足轻重，有关政治还是经济、外交还是认识论、心理学还是谱系学、家庭还是仆役、历史还是性、社会还是职业、人类学还是方法论、现象论还是技术，或者干脆有关生殖崇拜；你要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掌握（或者立刻获得）某种可兹传播的信息。此外，传播信息也是唯一可以避免自己的信息被传播的方式，于是，一个越是厌世、独立、孤僻或神秘的牛津人，越会向大家提供有关他人的信息，从而让自己的缄默能被原谅，并赢得保留隐私的权利。一个人对他人知道得越多、讲述得越多，他就享有越多的豁免权，而无须谈及任何关于自己的内容。所以，整个牛津都在全身心地、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保护、隐匿自己的一切，同时尽最大可能调查有关他人的所有。由此，在最肮脏的间谍活动中，还有英国和苏联政府永远的争斗中，牛津和剑桥的先生、教授们作为久负盛名的单面、双面或三面间谍（牛津人耳朵最灵，剑桥人最卑鄙），以卓越的质量、效率和造诣，成就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传统和名副其实的传奇。然而，这种风气最终会导致上文所谓的保留隐私的特权变得极其有限，也就是说，仅仅是让自己免于亲口坦白或公开隐私时的羞辱和尴尬。因为人人都需要提供他人的信息以避免公布自己的信息，于是这部分每个人都避免提供的信息便越发为他人所垂涎、刺探、追逐、查找、获知，并最终被他人（一大群人）广而告之。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软弱的胆小鬼从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把自己的内心展露得一览无余，不抵抗，不羞耻。这在牛津并不被看好，因为在这场游戏中，他们太直率、太无遮拦，因此太异端；但也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这是无条件的投降，而且是卑下的屈从。反倒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在重重阻碍下仍成功使自己的习惯、恶癖、爱好和行为不被暴露（也许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所有习惯、恶癖、爱好和行为），但也并不能阻止世人把生编硬造、形形色色的内容安到他们头上；当然，这些传闻前言不搭后语，光怪陆离，形形色色，自相矛盾，反倒令人质疑其真实性。有时这些道德高尚的人（必须是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能够遂心如意，没有任何人对他们有确切了解。毫无疑问鲁克就是一个道行异常高深的人（他是位大师，仿佛受过苏联人的培训）：除全身心投入大部头的翻译，以及曾在前殖民地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打过交道以外，大家对他一无所知（他的个人生活就是一张白纸），所以不用说，如果他知道了什么，那么在他知道的那一刹那，这些内容就会成为某种科学常识或者信息库的一部分。

那天我们在伦敦的火车上看到了萎靡不振、昏昏欲睡的他，并且在这座空荡荡的城市那狂风大作的街上，听到了他紧随其后的脚步声。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克莱尔·贝斯位于卡特街的办公室。她正悠闲地看着报纸。（她给我开门时，一根手指夹在两页报纸之间。她没有吻我。）她看上去睡了个好觉，而我却几乎一夜无眠，所以，我不可能先来个开场白，再问她这个我在无眠的夜晚问了自己无数遍的问题：“你有没有跟特德说你昨天去雷丁了？”

“当然没说了，他也没问。”

“你疯了。这更糟了。即使他还不知道，他也马上会从鲁克那里知道的。”

“他不会直接从鲁克那里知道。他们几乎不认识。”

“在这个地方，大家几乎都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天到晚互相搭话，脑袋里想到什么就立刻说什么。只要鲁克今天早晨在走廊上或在大街上偶遇特德，就够了。‘对了，请告诉您太太，昨天我本来想邀她坐我的出租车从车站回去来着。我们从雷丁过来时坐的是同一趟火车，但是她很快就出站了，我没来得及开口。我估计不管怎样那位西班牙先生会陪着她的。那位西班牙绅士很有教养，我跟他说过几次话。’只消这些，就有一堆问题等着你，我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

“什么问题？特德几乎从不问任何问题。他总是等着别人主动跟他讲。不用太担心。”

我总是在替她担心。我扮演我的角色，有时还要扮演她的角色。现在，我要扮演三个人的角色，我，她，还有爱德华·贝斯的——或者按照她的说法，爱德华·贝斯不会扮演的角色。

“什么问题？你昨晚跟我们这位西班牙绅士在雷丁干什么？你们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开车站？鲁克看见你们了。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要去雷丁？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去了雷丁？鲁克看见你了。鲁克。雷丁。”

“我会解决的。”

“现在就解决。告诉我你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具体，很简单，夫妻间的问题。”

和往常一样，克莱尔·贝斯赤着脚。她拿着报纸（食指依然插在两页报纸之间：我真想知道她在读什么，这么手不释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而我站着，胳膊肘撑在她对面的窗户上。从那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脚趾尖从桌子下面伸出来，踩在地毯上，被深色袜子颜色最深的部位（这么说吧，袜尖）映衬得很黑。我很想摸摸这双深色的脚，可是爱德华·贝斯或克罗默-布莱克随时会来。克莱尔·贝斯逆光望向我，用另一只手夹着烟。烟灰缸很远。

“特德随时会来，”我说，“如果他今天上午见到了鲁克，那么他一露面就会问我们那些问题。我们最好现在就想出点什么来，我一个晚上都在想怎么回答。你是在雷丁碰到我的，还是在雷丁火车站？你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你去干什么了？肯定不是购物，到雷丁能买什么？”

“你是个笨蛋，”克莱尔·贝斯对我说，“幸好你不是我丈夫。你是个有侦探头脑的笨蛋，跟这种笨蛋是不能结婚的。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侦探笨蛋是聪明的笨蛋，有逻辑头脑的笨蛋，这是最糟糕的，因为男人的逻辑不仅不能弥补他的愚蠢，反而会让愚蠢加倍甚至翻三倍，让它变得有攻击性。特德虽然愚蠢但没有攻击性，所以我能够而且喜欢跟他一起生活。他接受了他的愚蠢，而你没有。你蠢到还相信自己有不蠢的可能。你还在努力。他不。”

“所有的男人都很愚蠢。”

“所有的人都愚蠢。我也是。”她用食指弹了弹烟灰，但是计算得不够精确，烟灰落到了地毯上她赤着的脚旁。我看着那双深色的、撩起我欲望的脚和烟灰，等着那双脚踩上去，沾上灰色。“如果你是特德，你就不会问我这些问题，因为你知道我可能会回答，也可能拒绝回答。说到底，其实都无所谓。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共度余生，朝夕相处，寻求的是安宁。如果我回答你，我说的可能是谎话（那你就得把谎话当成真相），也可能是真话（你并不一定想要真相）。如果我不回答，你可能继续坚持，而我会生气，会跟你争吵，还会责骂你，并且还是不回答；或者我会困惑地看着你，几天都不说话，依然不回答，最后你终于厌倦了我责备的目光，厌倦了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们下地狱都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因为我们说过的话，因为我们说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做过什么。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回答任何问题，如果你是特德，或者你结婚了，就会很清楚这一点。这世界到处都是无知的杂种，继承着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的财富或贫困。没有一个男人清楚自己是不是孩子的父亲，长得像也没用。在婚姻里，对于不想回答的问题，谁也不会回答的，所以最后索性就都不问了。有些夫妻甚至压根儿不说话。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可是如果特德今天跟我一样，不管怎样非要问呢？如果他进了这扇门，把你拷问个不休：‘你们昨晚在雷丁一起干了什么？你们从哪儿来？你们睡过吗？你们是情人吗？你们睡了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跟他说？”

“跟对你一样，我会对他说：你是个笨蛋。”

她放下报纸，站起身来，踩到了她不知不觉一直弹落在脚边的烟灰。她来到我身边，我转过身去，我们俩默默望向窗外：阳光，白云。她的胸口触到了我的后背。英国孩子们为了购买玩偶，正在拉德克利夫图书馆的台阶上讨要零钱。我打开窗户，扔给他们一枚硬币，硬币打在石子路面上，叮叮咚咚地响。四个孩子转头看向我们，但我已经关上了窗户，他们只能隔着玻璃猜测我们的样子。克莱尔·贝斯抚摩着我的脖颈，并用一只光着的脚蹭我的皮鞋。她也许在想她的儿子。我的鞋子沾上了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