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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牛津城没完没了地闲逛，几乎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还有那些名字的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上的郊区：黑丁顿、基德灵顿、伍尔弗科特、利特尔莫尔（还有更远的阿宾顿、卡兹登）。我也几乎认得三两年前出现在这里的每一张面孔，尽管很难再见到那些人。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漫无目的地行走，但我清楚地记得，在牛津任教的第二个学期（他们称之为“希拉里学期”，包含一月至三月间的八个星期），有那么十来天，我都带着一个并不成熟、也不愿承认的目的在散步。那是我认识克莱尔和爱德华·贝斯前不久的事。实际上，我之所以中断或者说放弃了（没错，放弃）这个目的，正是因为认识了克莱尔·贝斯和她丈夫，而不仅仅是因为在某个大风天的下午，在宽街上，这个目的既达成又落空了。

那是个周五，大约是我经人介绍，跟克莱尔和爱德华·贝斯相识的十多天前，我乘火车从伦敦回来。那是午夜时分从帕丁顿站发出的末班车，每次周五或周六从首都回来，我通常都会坐这班车，因为我在那儿没有住处，得住旅馆，那对我来说是种奢侈，只能偶尔为之。我更愿意回家，即使有别的事情要办，也是第二天再过去，坐快车只需不到一个钟头。但是从伦敦到牛津的午夜车不是直达的。坐这班车有点麻烦，不过还是有补偿的，那就是跟吉列尔莫和米丽娅姆夫妇多待一个小时。他们住在南肯辛顿。那些在伦敦游荡的日子里，他们给予的热情和交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收尾。搭这趟末班车得在迪德科特转车，那是个小镇，除了它黄昏后黑黢黢的车站，我再没能看清别的东西。从那里回牛津的火车出奇地慢，有几次，我们这六七个从伦敦来换乘的乘客到达时，它并没有停在自己的轨道上（估计英国铁路公司觉得坐这趟车的人都是些不可救药的夜猫子，不用赶着回去睡觉，再晚点发车也无妨），于是我们只得在那个静悄悄、空荡荡的车站等候着。从黑暗中模模糊糊的轮廓看来，这个车站似乎从它所属的小镇中被剥离出来了，四周全是田野，仿佛是一个假的停靠点。

在英国，陌生人之间通常不会攀谈，即使是在火车上或者在漫长的等待中。迪德科特车站夜晚的寂静是我经历过的最深的寂静。时不时被零星、断续的声响打破时，这寂静只会显得更幽远——比如，一节车厢突然神秘地滑行几米又吱吱呀呀地停下；寒气冻醒了正打盹的小伙子（把他从噩梦中打捞出来），让他发出含糊不清的呓语；几只看不见的手，在既不紧迫也不匆忙的时分没来由地挪动了箱子，由此传来遥远而干脆的声响；还有啤酒罐被压扁扔进垃圾桶的金属碰撞声，一页报纸轻轻飞动的声音，我为了打发时间在月台边缘徒劳踱步的声音。为免浪费而相隔数十米的寥寥几盏灯怯生生地照着站台，站台还没打扫过，看上去仿佛刚举办过寒酸的派对——街头巷尾常见的那种。第二天才会有女人过来打扫，现在她们正在无人在意的迪德科特酣然入梦。

路灯忽闪忽闪的，让人几乎分不清站台和铁轨的间隙。其中一盏照亮了我从藏青色立领大衣中露出的脸，还有一个女人的鞋子和脚踝。我只能在黑暗中依稀看到她的身影，她坐着，身穿风衣；看到她跟我一样在等待时一点点燃尽的香烟。那天晚上的等待比往日更漫长。她的皮鞋在路面轻轻地踏出节奏，时长时短，仿佛她耳畔仍然萦绕着晚会上舞曲的旋律。那是双天真的少女或舞者才会穿的鞋子，带着搭扣，低跟，鞋头圆圆的。不用说，是双英国鞋。就是它们使我的目光不停转向右侧，让迪德科特车站凝固的时间变得容易忍受了些。我用真正的“papirotazo”把烟蒂弹到月台边（它们并不总能顺利地滑落下去），而她也朝同个一方向扔烟蒂，手臂的动作像是在有气无力地投掷皮球。我们各自的烟蒂就那么在地上并排躺着。扔烟蒂时，她的手进入光束中，十分之几秒里，我看到了一只手镯。我时不时站起身，一方面是为了看清黑暗深处的铁轨，一方面也是想看清这个抽烟的女人。她的脚被照亮了，不知循着什么节奏，一会儿跷起，一会儿放下。我在她面前踱上两三步又回到座位，仍只能看见那双英国鞋还有那被黑暗衬得完美的脚踝。在晚点的火车拖沓而疲倦地驶来前的两三分钟，她才站起身，在月台上缓缓踱步。这时传来了一名印度铁道工人浑浊的、被放大的声音。他宣布火车驶入迪德科特车站，接下来将途经班伯里、利明顿、沃里克、伯明翰（还是斯温顿、奇彭纳姆、巴斯、布里斯托尔？我不想查地图了，记忆中有这两条线，也可能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口音很重，外国人只能勉强猜测他在说什么。她这时站定了，等待列车停靠，手里的小包轻轻晃动着。我为她打开了车门。

我已经完全忘记她的面孔，却还记得她的颜色（黄色、蓝色、粉色、白色和红色）。但我知道，她是我年轻时一见之下最让我心动的女人。当然我也明白，这样的感叹往往只适用于年轻男人未能真正了解的女人，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中。我不记得自己怎么跟她搭讪的，也不记得迪德科特到牛津短短半小时的路程我们都谈了些什么。也许我们压根儿没交谈，只零星说了三四句话。但我确实记得，她虽不至于是学生，但看起来还十分年轻，谈不上优雅，风衣的领子敞得很开，我能看到一串珍珠项链（真假就不知道了）。根据几年前的风尚，应当是最讲究的英国姑娘戴的那种，哪怕她们穿着得再随意或不得体（因此她只能算是讲究，谈不上优雅）。她那短短的刘海和如今已模糊的面庞，让我感到她仿佛是三十年代的人。也许，门房威尔活在三十年代时，眼中的所有女性都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聊的内容都不算私密，因此我对她毫不了解。也许是她清澈的眼睛因疲倦闭上了，而我不敢打扰；也许是那半小时的旅程中，我凝视她的欲望远远胜过好奇以及心计；又或许是我们只谈到了迪德科特，那个渐行渐远，但我们还会回去的寒冷黑暗的车站。她在牛津下车，我却不懂得把握时机，坐出租时都没提出捎她一程。

从那时起，大约十来天，我都会下意识而有目的地在牛津逛荡，希望能再见到她。如果她不是观光而是就住在牛津，我的目的便并非不可实现。我比以往更长时间地流连在街头，而一天天地，她的面容也逐渐模糊，终于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对于那些我们竭力想要记住的东西，记忆总是不够尊重（换句话说，记忆只能顺其自然）。也难怪今天我想不起她的任何面目特征——那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作，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但没有上色，颜色虽已确定，却还未涂抹开来——尽管我可以肯定自己又见过她，甚至见过第三次、第四次。但唯一能确认的一次是十天后，那天刮着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从布莱克威尔书店出来，赶去跟严苛的迪尤尔上翻译课。我留出的时间比平常要少，几乎要迟到了。我在书店里徘徊时就已经刮起了大风。我顶着风加快脚步，向前方望去。就在走了二十来步、到三一学院附近时，我遇到了两个同样步履匆匆的女人，她们都低着头避风。我又走了四五步（已与她擦肩而过），才意识到是她，于是转过身。令我惊讶的是，她和朋友也在走了四五步后停下并转过身来。隔着八九步的距离，我们真的遇见了。她微笑着喊道——更多是为了让我认出她来，而不是因为认出了我：“火车上！在迪德科特！”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朋友扯了扯她的袖子，催促她快走。风吹起了她的裙摆，也吹乱了她短短的刘海。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她站在宽街上喊出“火车上！在迪德科特！”的一刹那，她一只手拨开额前的乱发，另一只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火车上！在迪德科特！”——我重复着，告诉她我认出来了（我那件藏青色大衣的下摆正抽打着我的腿）。但那个面目不清、讨厌又好催促的女友已经拉着她往反方向走了，而我马上要去泰勒院找迪尤尔。那一年剩余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确切地见到她，接下来的一年也没有。等到那一年结束时，我离开了牛津，但并不是彻底回到马德里（至少当时还不是）。当然现在，很显然，我确实回来了。我最遗憾的是，第二次确切见到她时，没能留意她的英国鞋，也没能看清她的脚踝，它们在大风中一定显得更加纤细脆弱。那时，我太专注于被她小心翼翼捂住的裙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