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我离开牛津，那三人中的两位已经去世。这让我不禁迷信地想，也许他们当时等我到那儿、共度一段光阴，就是为了让我有机会认识他们、现在能谈论他们。因此，我——同样出于迷信——有义务谈论他们。他们一直等到我不再跟他们来往了才离开人世。如果我仍然待在他们的世界，待在牛津（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日常中），或许他们今天都还活着。这种想法不仅迷信，也很自负。不过，要谈论他们就得谈到我自己，谈我在牛津的时光，尽管现在正说话的人已经不是当初待在牛津的那个人了。看似是同一个，实则不然。如果我把自己称作“我”，或者使用自出生便伴随我且将来一些人赖以回忆我的名字；如果我讲的事情跟其他人安在我头上的事情恰巧吻合；如果我把居住了两年、之前或之后都由其他人居住的房子称作“我的家”，那只是因为我更希望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而不是因为我相信仅凭记忆一个人便可以始终如一，哪管时移世易。在这儿讲述目睹与经历之事的人已不是当年目睹与经历那些事的人了。他也不是那个人的延续，不是他的影子、继承者甚或篡位者。

我的家共三层，上窄下宽，呈金字塔形。我在牛津的工作任务几乎为零，或者可以说是压根儿不存在，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家里。确实，牛津是全世界工作最少的城市之一，这一点无可辩驳。在这个地方，存在本身比做事甚至行动起来更重要。在那里，仅仅是“存在”，便要求你凝神屏气、充满耐心，费尽全力与天然的恹恹之气做斗争。如果还想让它的居民们表现出生龙活虎的样子，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那就太过苛刻了。每两堂课之间，我的一些同事都会风风火火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希望给人留下一种永远都气喘吁吁、忙碌至极的印象，但其实他们的课可以说是或者必定是在最平静、最悠闲的状态下完成的，这些课是“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做事”甚至“行动”的一部分。克罗默-布莱克和讯问者就是这样（讯问者是亚历克·迪尤尔，人们也叫他“开膛人”或“屠夫”）。

但有一个人拒绝这一切虚假的动态，以身体与言语为此地的静止或者说稳定赋形，他就是威尔，那栋大楼的老门房（那是我平静、悠闲地工作的地方，有个堂皇的拉丁语风格的名字——泰勒研究院）。我从未见过哪位年近九十的老者有如此清澈的目光（在我的家乡马德里当然没见过，那儿压根儿没有清澈的目光）。他身材矮小、气质优雅，每天一成不变地穿着蓝色制服，很多个清晨，他都待在那间玻璃门房里，跟进门的教授打招呼。威尔完全不知道每天是几号，谁也无法预料他决定活在哪一天，更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出此等决定的。每一天，他都活在不同的年份，根据自己的喜好漫步在过去或未来，确切地说，这也许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那些日子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他真的就活在一九四七年，或者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六〇年、一九二六年，又或者他漫长人生中的任意一年。有时，你甚至能通过威尔一个略显害怕的表情揣度出他正处于某个糟糕的年头（他太过纯粹，内心绝容不下焦虑，因为他绝没有与此种情感息息相关的未来观），不过，这个表情从不会让他那充满希望、骄矜的目光黯淡下去。你可以猜测到，对他来说，一九四〇年的某个早晨尽是对头天晚上或者将要到来的轰炸的恐惧；一九一六年的某个上午，他听到索姆河战役的消息后陷入悲恸；一九三〇年的某天上午，他醒来时口袋里一分钱没有，眼神中透着探寻与羞赧，如同那些必须出去借钱，却又无法决定找谁借的人一样。还有些日子，他不再像平日那般笑意盈盈，热情洋溢的目光略显呆滞，让人不明所以——甚至压根儿没法去揣测，因为很显然这都源自他个人生活中的忧伤和痛苦，而这一切从未博得任何学生或教授的关注。对于旁人来说，在他无尽的人生旅行中，几乎一切都是难以捉摸的（犹如几个世纪前的肖像画或者前天拍的照片）。当威尔只是似笑非笑，而非像心情愉悦时甚至平常的日子里那样热情地挥手打招呼时，我们怎能知道，他正活在自己漫长岁月中某一个苦难的日子里？当他没有孩子气地挥着手跟大家道“早上好”时，我们怎会知道，他正跋涉在无尽旅途中某一段忧伤的路？他笔直举起的手让人深信，在那个冷冰冰的城市，还有人真心乐意见到你，尽管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这么说吧，威尔每天早上看到你时，都以为是跟头一天不同的人呢。威尔在玻璃门房后面度过了诸多波澜不惊的日子，只有一次，多亏了克罗默-布莱克，我才知道他究竟处于何种时刻。克罗默-布莱克在大楼门口等着我，提醒说：

“你安慰一下威尔吧。他今天似乎过的是一九六二年他老伴去世的日子。如果我们路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会难过的。他现在很悲伤，不过他生来开朗，今天刚好能保留一点点笑容来享受他人的关注。因此，某种意义上，他也乐在其中。”克罗默-布莱克抚摩着自己过早变白的头发，不再看我，又说道：“希望他不要每天都活在这一天中，否则咱们每天早上进门时，嘴边都得带着哀悼的话了。”

威尔身穿蓝色制服，里面是一件白衬衫，系着黑色领带。他明亮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透明、更湿润，可能是因为他一整夜都在见证死亡，都在泪水中度过。门房的门敞开着，我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发现他瘦骨嶙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早上好，威尔，尽管今天对你来说有些难熬。我刚知道这消息，我很抱歉，我能说什么呢？”

威尔温和地笑了，粉色的面庞再次明朗起来，看上去很光洁。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无力地拍了几下，仿佛是他在安慰我。克罗默-布莱克把长袍搭在肩上，观察着我们（他永远把长袍搭在肩上，永远在观察）。

“谢谢您，特雷弗先生。您说得对。这几天对我来说真是糟透了。她昨晚走的，您知道吗？就在凌晨。她病恹恹的，有一段日子了，但是没那么糟糕。今天早上我醒来，她已经不行了。没有征兆，一下子就没了，也许她不想把我吵醒。我跟她说让她等等，但她等不了了。她甚至没给我时间让我起床。”威尔自己停了下来，然后问道，“特雷弗先生，我这条领带怎么样？我不常戴它。”他笑了，又说道：“不过，她这辈子过得挺好，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活得不算短了。您知道吧，她比我大五岁。她大我五岁。现在说出来没关系了。现在，我也许还会老下去。我会一年一年活下去，最后可能活得比她还长。”他不是很有把握地摸了摸领带：“还有——虽然这日子对我来说很糟糕，但我没理由不祝您早安。早安，特雷弗先生。”

他的手松开我的手（还放在他的肩膀上）时，并不像往常那样轻盈，但他终究还是抬起手来打了个笔直的招呼。

那天早上，我们活在一九六二年，所以我是特雷弗先生。如果威尔活在三十年代，我就是诺特博士；五十年代呢，他就会把我当成雷内先生。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我就会变成阿什莫尔-琼斯博士。二十年代，是布罗姆先生；四十年代，是迈尔博士；七八十年代，是马吉尔博士。要想知道威尔这位时间旅行者每天早上选择哪个年代、向着哪个年代走去，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了。对他来说，每一天，我都是一个属于过去的、不同的教职人员；而在他精神所选择栖居的特定时间段里，我又始终是同一个人。他从不会弄错。在他那脱离时间的、异常纯净的眼睛中，马吉尔博士、迈尔博士、布罗姆先生、阿什莫尔-琼斯博士、雷内先生、诺特博士、特雷弗先生都通过我回到了各自的过往日常。这些人有的已经死了，有些退了休，还有一部分调走了或者消失了。除了名字，关于他们的一切记忆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中有的人还因为什么严重的过失被大学除了名。而可怜的威尔在他永恒的门房中，对一切浑然不知。

奇怪的是，有些早晨，还有一位叫布兰肖的先生在我身上复活。谁也不记得这位布兰肖，对他一无所知。每次听到威尔对我说“早上好，布兰肖先生”，我都会想，他在时间之轴上移动的本领会不会也涵盖了未来（也许是比较近的、覆盖他所剩无几的时光的未来）；他是否已置身九十年代，在跟一个尚未来到牛津的人打招呼。而这个人，无论此时身在何处，尚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住在这座城市：冷冰冰、封存在糖浆里的城市——这是不久前我的一位前任说的。威尔那双梦境般的、明澈的眼睛或许也认不出此人，没准儿会把我的名字安在他身上。而这个名字，当威尔在泰勒院的入口处热情地向我挥手致意时，是从未叫出来过的。

我说过，我在牛津城的工作几近于无，这让我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个装饰。然而，我很清楚，单凭我的存在事实上很难装饰到什么，因此我偶尔会觉得自己应该穿上那身黑色长袍（如今仅在极少数场合才要求穿着），主要为了取悦每天从我那金字塔形的家走到泰勒院的路上遇见的乌泱乌泱的游客，其次是好让自己能更理直气壮地当个装饰。有时我就这副装扮去教室，给不同的学生上我那点少得可怜的课或开讲座。这些学生个个都对我恭敬有加，不过冷漠大于恭敬。从年龄上来说，我更接近他们，而非绝大多数的会众（依据这里浓厚的宗教传统，人们如此称呼大学的先生或教授们）成员。但是只消我紧张兮兮地登上讲台，与学生进行寥寥几个小时的眼神交流，我们之间就能产生天壤之别，如同国王与臣民。我在上，他们在下，我面前是一个漂亮的讲稿架，而他们面前是有划痕的简陋课桌，我身穿黑色长袍（顺便一提，上边的饰带是剑桥的而不是牛津的，以便进一步拉开我们的距离），而他们没有。于是，当我给他们讲战后一片荒寂的西班牙文学时，在我侃侃而谈、发表那些带有偏见的言论时，他们从不质疑，甚至连问题都不会提。而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漫长得如同文人们（那些极少数的反佛朗哥人士）眼中的战后时光。在我和英国同事一同讲授的翻译课上，学生们倒是提问题的。同事负责给这些课选材料（标题太怪诞了，我暂且不提，以免无端制造谜题，再说也没什么紧要的）。这些文本复杂晦涩，要么就尽是些方言，经常有一些陈腐、神秘莫测的单词，我这辈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然学生们这辈子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或听到。于是，我不得不即兴为它们编造一些定义。这些单词花枝招展，令人难忘（毫无疑问是一些病态的脑袋想出来的），我格外热情地记住了一些，比如“praseodimio”“jarampero”“guadameco”“engibacaire”等（我也没能忘记“briaga”这个词，它出现在一篇有关葡萄酒生意的、辞藻华丽的文章中）。我现在把它们译成了英文，而且很清楚每个词的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时我压根儿不认识它们，尽管这么说会显得我很白痴。直到今天，我仍惊叹于这些单词的存在。在这样的课堂上，我的角色比在讲座上更冒险，因为我需要夸夸其谈，充当行走的语法和词典，这极大地损耗了我的反应能力。最难的问题是关于词源学的，很快我便丧失耐心，开始肆无忌惮地即兴胡诌，投其所好，同时给自己找台阶下。我相信我的学生和同事中没有谁会好奇心蠢动，去确认我的回答是否属实（就算有这个好奇心，我相信他们也足够善良，不至于第二天揭穿我，说我胡说八道）。于是，碰上我觉得居心叵测并且异常荒谬的问题时——比如“papirotazo” 的词源是什么，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以一个更加荒谬、更加居心叵测的回答：

“Papirotazo，是的，没错——用手指弹击一下，就是如此。在十九世纪初，人们正是这样弹击在埃及发现的莎草纸的，以此测试它的韧性，并推断它的年代。”

没有半点儿激烈的反应，也没有人想要争辩说哪怕只来上一次“papirotazo”，任何经朝历代的莎草纸都会化为碎屑。相反，学生们记着笔记。英国同事显然被这个单词粗俗的音效震住了，也可能是被突然浮现的拿破仑时代的埃及迷住了，他对我的解释表示赞同（“大家听到了吧？‘Papirotazo’源自‘papiro’——pa-pi-ro，pa-pi-ro-ta-zo”），我这下来了勇气，加了个博学的注解以坚持并完善我的谎话：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词语，跟一个更老的单词‘capirotazo’ 很像，表示一种令人痛苦而有侮辱性的击打方式，”我顿了顿，对着空气演示了一下“papirotazo”，“过去人们在圣周游行时，就会这样对待那些用兜帽蒙面的忏悔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弹击他们所戴的‘capirotes’ 的一角，以此表示羞辱。”

我的同事永远都会表示赞许。（“大家听到了吗？ca-pi-ro-te，ca-pi-ro-ta-zo。”）英国教授们朗诵这些荒谬的西语单词时所表现出的快意常常让我动容。而他们最满足的，是那些由四个或更多音节组成的单词。我记得屠夫沉醉其中，甚至得意地把一条腿跷起来，过短的袜子和血口大盆般的鞋子让他苍白的小腿一览无余。他放肆但不失优雅地把腿搁在空空的课桌上，一边喜不自胜地拼读着（“Ve-ri-cue-to，ve-ri-cue-to。Mo-fle-tu-do，mo-fle-tu-do” ），一边随音律晃动着腿。事实上，我后来不得不猜测，我的同事们对我那些纯属想象的词源学解释报以掌声，纯粹是出于他们的良好教养、友善和娱乐精神。在牛津，没有谁会以清楚直白的方式说出任何事（坦率是最不能原谅的错误，也是最让人不知所措的错误）。两年居留期结束时我去向讯问者迪尤尔告别，他那番虚张声势的话语才使我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我会想念你那些无与伦比的词源学知识的。你的讲解一直让我深感惊喜。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你说‘papirotazo’来自‘papo’ ，因为它指的是给对手的‘papada’ 一击，我当时多惊讶啊，简直是目瞪口呆！”他顿了顿，心满意足地看着我尴尬又方寸大乱的样子。他咂了咂嘴，又说：“词源学是一门激动人心的学科，遗憾的是，学生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识好歹，从咱们这里听来的美好知识最后会忘掉百分之九十五。咱们那些美好的发现只能在几分钟内——顶多到下课前吧，让他们惊叹。不过，我会记得的：pa-pa-da，pa-pi-ro-ta-zo，”他微微弯了弯腿，“谁会想得到呢。太妙了！”

我面红耳赤，一待有时间，就奔到图书馆查词典，结果发现那个著名的“papirotazo”果真源于“papo”，正是过去人们遭受不光彩的一拳的地方。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自己是个冒牌货，同时心里又有些坦然，因为我那些荒谬的词源知识跟真的比起来，好像也算不得多离谱，或者更不可信。至少，我觉得这条解释和我即兴发挥的几乎同等怪诞。无论如何，正如开膛人说的那样，这类装饰性的知识没有几分钟生命，管它是假的、真的，还是半真半假。有时，真正的知识是无关紧要的，那么，也就可以被随意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