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中信

将语言视为猜谜游戏（一种即兴发挥的协作游戏）的观点不是对现有的语言观小修小改，它意味着语言观的重大转变，这将彻底颠覆一个世纪以来对沟通本质的大量思考。目前关于我们如何沟通的理论有很多种，其中最普遍的是所谓的通信传输模型。发送方对消息进行编码，并通过信道传输给接收方，接收方再将其解码为原始形式。美国数学家兼电气工程师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完美地概括了这种通信传输观点，其理论源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密码学的机密研究。

香农从工程学的角度关注沟通，即消息是如何从发送端准确地传输到接收端的，无论发送端和接收端是人、计算机、电话还是卫星（见图1.4）。特定的消息自信源发出，然后由发送器编码成信号，通过可能受噪声影响的“信道”传输给接收器。终端的接收器通过反转编码过程将消息从信号中解码出来。所以，当你用手机打电话时，你是信源，手机是发送器，数字蜂窝网络是信号传输的信道，接电话的人是信宿，接听者的手机则是接收器。这个过程中的噪声会引起一个熟悉的问题——手机信号差，导致人们在电话里大喊：“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你信号不好！”

从智能手机上的流媒体视频到与太阳系边缘的宇宙飞船通信，香农提出的信息通过信道传输的理论为当今互联世界奠定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信息论之父”的称号。没过多久，心理学界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谓的认知革命，以及计算机隐喻的兴起，即大脑类似于计算机，而思维是一种对信息的处理。 理解意识的计算基础成了一项跨学科的努力，将心理学、哲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统一在认知科学的旗帜下。 这种研究意识的方法后来在认知和语言方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但也有一些理论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具备主动性。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交流可以被视作将一系列符号从发送者传递给接收者的过程。事实上，早在香农之前，20世纪的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就描述了一种言语“回路”。在这个回路中，信息由说话者编码、听者解码（图1.5）。 因此，香农的思想最终应用到语言中，为我们的语言互动提供了计算基础，就不足为怪了。方法非常简洁：对话被看作在对话者之间来回发送信息包的过程，就像两台计算机在互联网上交换数据一样。发送者使用一定的词汇和语法将想表达的意思转换成自己能说或能用手势表示的话语。接收者则“反向”应用同样的语言知识，从语音或手势中提取原始信息。因此，在一段对话中，双方需要轮流充当发送者和接收者，对通过语言信道传递的信息交替进行编码和解码。

但矛盾的是，香农理论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假设：意义在其中完全不起作用。信息论与工程学有关，旨在解决在有噪声的情况下传递信息的问题。对于香农来说，“通信的语义方面与工程问题无关” 。这些信息可能是一道菜谱、一首诗、一份加密文件、一张数字化图片，或者是一阵杂乱的噪声。这种想法在工程环境中很适用，经过设计的同一套程序可以在编码消息时正向运行，而在解码消息时反向运行。但对于意义至上的人类交流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再想想库克一队人与豪什人之间的经历。他们的语言和生活经历截然不同，根据通信传输模型，他们之间的交流几乎毫无可能。他们对信息的编码和解码缺乏共有基础。然而，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理解。通信传输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接收者漫不经心地等待信号，一旦信号出现，就立即解码信息。因此，信号最终背负着极大的重担，因为它必须独自跨越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空隙，传达所有的交流内容。但是，如果把语言看作猜谜游戏，我们就会意识到承载交际任务的不仅仅是一个手势或声音，还在于游戏玩家的独创性——单就这个信号本身而言，它完全是模棱两可、无法解释的。

即便如此，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猜谜游戏（无论练习得有多好）和语言在某个基本方面还是不同的。猜谜游戏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线索来得出答案：我们该如何看待豪什人扔掉他们的棍子，该如何“解读”搭成尖塔形的双手像一艘沉船一样向下俯冲？但在我们的想象中，语言不仅仅是提供线索，它似乎以某种方式将意思逐字储存于“瓶子”中，再通过“电波”发送给接收者，由接收者（根据某种我们不清楚的方法）拆开并组合。语言似乎直接从说话者的大脑传递到听者的大脑，不需要经过发送者或接收者的解释或创造。但这种直觉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为了理解交流是如何真正运作的，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瓶中信”的观点。它无法处理日常言语的丰富性、模糊性和趣味性，更不用说诗歌、修辞、隐喻、笑话和调侃了。意义无法提炼，更不用说装进瓶子里了。

以“打开门”和“穿过门”为例。在这两个短语中，我们熟悉的词“门”代表的意思肯定是一样的，对吧？但仔细一想，其实并非如此。打开一扇门，就是通过铰链移动一个标准的实心矩形嵌板（门）。但穿过一扇门并不是指用幽灵般的方式穿透这块实心嵌板。在“穿过门”这个短语中，门指的是门道，而不是实心嵌板本身。同样的歧义也出现在我们说用手砸窗户和向窗外挥手的时候。窗户有时是指一块易碎的玻璃，有时是指一个通风孔。对于房子的窗户来说，“砸坏窗户”可能是指打破一块特定的玻璃或整个窗户，也可能是指破坏玻璃周围的框架，甚至窗户嵌板。注意，如果是车窗，“砸坏窗户”表达的意思会更加不明确：可能是打破玻璃，也可能是弄坏让玻璃上下滑动的机械装置。再想想这句话：有人挥舞着一张很显眼的浅橙色《金融时报》问道，“你认为这张报纸（paper）怎么样？”此处，paper可以指字面上的浅橙色纸张、特定的一张报纸（可能破旧不堪）、今日的版次、作为一家报刊的《金融时报》，甚至是创办《金融时报》的新闻机构（比如“玛丽就在那家报纸工作”）。它所表达的意思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如果我们将语言视为猜谜游戏，那么这正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手势、暗示和其他线索，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根据他们对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了解，看出我们引导的方向。

将语言比喻为猜谜游戏，这表明语言并不是使用固定的代码将“瓶中信”从一头发送到另一头。相反，无论是口语还是手语，我们必须将语言视为一种能相互传递线索的手段，该手段具有丰富性、类比性、隐喻性以及潜在的高度创造性，还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甚至游戏性。而对这些线索的解读不仅取决于话语本身，还取决于之前说过的话、我们对当前话题以及彼此的了解——就像破解神秘谋杀案的线索需要了解案件的当事人、他们的背景故事以及他们在死亡事件发生前后所做之事一样。如果我们（也许和同一个人）玩同样的交流游戏，这些线索的意义可能会变得约定俗成（类似于尼加拉瓜手语中出现“马”这样的单一手势）。然而，约定俗成只是偶然发生的，意义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对语言提示进行丰富而灵活的解读，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解读行为。我们有一种错觉，认为意思是通过词语本身“透明地”传递的。恰恰相反，意义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 39YVJMPDtW+zVFNStsfkhcfI/7y6c+qoVXZ705WI8BtunbaSbUZevfoIjnck9R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