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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学家的行话来说，猜谜游戏中的手势通常是“象似性的”（iconic）：看起来就像它们的指示物。我们希望捶打胸脯的动作会让人想起大猩猩，我们试着模仿僵尸摇晃行走的动作、超人的起飞姿势、霸王龙独特的“小短手”。如果不使用手势，我们可以尝试发出嗖嗖声、鸟鸣声和咆哮声，从而在听众的脑海中唤起正确的事物。正如在第一章所见，我们很擅长这样的声音猜谜游戏。
如果人类语言源于猜谜游戏（无论是用手势还是声音），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符号和世界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象似性。在许多手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手势和含义之间的直接联系。例如，在美国手语中，表示“书”的手势是张开手掌，就像打开一本书；表示“树”的手势是将一条手臂垂直举起（树干），手指张开（树枝），另一条手臂水平伸出（地面）。同样，在口语中有像嗡嗡、吱吱、哗啦和咔嗒这样的拟声词，这些声音能让我们想到其所指的事物。然而，如果语言与猜谜游戏如此相似，那么这种“语音象征”不应该无处不在吗？但语音象征似乎只是例外，而非普遍规律。看看在不同语言中表示狗的词汇：chien（法语）、perro（西班牙语）、hund（丹麦语）、anjing（印尼语）、собака（俄语）。这些词的发音并不相似，也不像狗的吠叫或低吼声。总而言之，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每种语言都不用拟声词“汪汪”的某种变体来指代狗呢？
一个多世纪以来，语音和语义的任意性一直都是语言学的核心假设。
从语言是猜谜游戏的角度来看，把语音和语义的关联起来似乎只会让交流变得更容易，那么这种任意性是如何产生的呢？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漂变”（类似于生物学中的遗传漂变）。由于语音和语义都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任何象似性都可能越来越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或手势）会逐渐简化和定型，但同时也会不断削弱，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这一点。回想一下尼克一家玩“你比我猜”时将双手搭成尖塔状。这个手势象征着船头在水中破浪前行，但如果重新定义这个手势，用来代表“哥伦布”“美洲”或一般意义上的“探险”时，象似性就消失了。
抛开这些不谈，我们的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兰开斯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帕德里克·莫纳汉（Padrai c Monaghan）指出，还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在推动着语言任意性的发展。
他认为如果声音和意义的结合过于紧密，实际上会使交流更加困难（即使这更有利于学习语言）。要想知道原因，让我们假设每个品种的狗都是通过模仿它们的叫声来命名的。但是秋田犬、比格犬、牧羊犬和腊肠犬的叫声听起来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区分。语境线索（比如我们在犬展或公园）可以告诉我们说话人正在谈论狗，但不太可能帮助我们确定是哪个品种的狗。帕德里克的观点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想法。语境线索让我们知道说话人可能想表达什么（秋田犬、比格犬、牧羊犬），而声音/手势线索让我们分辨说话人使用的具体单词（甲虫[beetles]、比格犬[beagles]、教区执事[beadles]）。因此，给定一个语境和一些特定的声音/手势，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这个单词（此处是比格犬）。事实证明，这类观点可以用第一章中提到的香农信息论的数学方法进行概括。为了使交流达到最佳效果，任何两个交际线索来源（此处是语音和语境）都需要尽可能独立，这样才能相互补充，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会削弱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语音和语义之间（相当）任意的关系是由有效沟通的持续压力所驱动的。
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是17世纪的一位牧师和学者。他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有效的交际系统，但他构想了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字母应该精确、系统地映射到意义上（见图3.1）。
例如，植物都应该以字母g开头，动物都应该以字母z开头。第二个字母进一步细分：叶类以gα开头，花类以ga开头，种皮以ge开头，灌木以gi开头，乔木以go开头。随后的字母再进一步缩小类别。然而，如果依照帕德里克的方法，这种语言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可怕的混乱，因为语境线索（我们在花园里谈论植物时）对区分差异细微的植物词汇没有任何帮助。翁贝托·埃科（U mberto Eco）指出，威尔金斯在阐述他自己的系统时，无意之中例证了这个陷阱，错误地将gape（郁金香）写成了gαde（大麦）。
威尔金斯精确地将字母或声音与意义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无法使用的人工语言。
事实证明，我们在符号和意义的联系中发现的极大的任意性并不是自然语言的缺陷，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优势。不过由于在猜谜游戏中，符号与其所指通常具有相似性，那么如果语言源于猜谜游戏，人们可能还想知道，通过仔细的观察，是否会在语言中发现象似性的痕迹。
图3.1 威尔金斯奇怪的“哲学”语言片段。威尔金斯把万事万物分为四十多个一般类别，包括习惯、特殊部分、教会、礼仪、灌木和动作等。
在个别情况下，单词的发音和意义似乎相关——一些词族中的词不仅含义相似，发音也相似，如slither（滑行）、slip（滑落）、slide（滑动）、slick（光滑的）、slimy（黏滑的）等。但要了解世界各种语言的词汇之间是否存在更系统的联系，我们需要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在一次国际合作中，莫滕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世界上约7000种语言中的近三分之二，对每种语言的40到100个单词进行了分析。
这些分析应用了最新的统计方法来确定某些词义是否与某些语音相关联——这种关联是跨越地域的，在有些地区之间，任何音义关联都无法用共同的历史来解释。
研究结果表明，音义关联仍然存在，但这些关联很微妙。事实证明，即使在来自不同大陆的不相关语言中，一些声音也会更频繁地用于指代某些概念和想法。例如，如果随机选择一种包含红色概念的语言，那么它的单词中出现r音的可能性较高，这并非偶然。经过分析，研究者发现有多达74种关联。举几个例子，与“舌头”有关的单词往往有字母l或u，与“圆”相关的单词经常带有字母r，而表示“小”的单词常带有字母i。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联是反向的，即我们在表达某些含义时，通常会避免使用特定的发音——例如，代词“我”和“你”往往会避免使用p、t、s的发音。
音义关联从何而来呢？由于这些关联跨越了不相关的语言群体，所以音义关联不可能来自语言间的历史联系。那么，某类声音和某类意义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非词（non-words）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毫无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所说任何语言中真实存在的单词相似。近一个世纪前，伟大的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假设，在一个“视觉猜谜游戏”中，我们看到一个尖尖的星形和一个略呈圆团状的图形（见图3.2）。哪个形状叫“唧唧”，哪个形状叫“布巴”？如果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那么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一样的：声音不会告诉我们哪个图形和哪个单词对应。但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唧唧”应该指尖锐的形状，而“布巴”应该指圆润的形状。爱德华·哈伯德（Edward Hubbard）和著名视觉科学家V.S.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对这些形状做了相关研究，结果95%的美国英语使用者都有同样的感觉。不仅如此，“布巴——唧唧”效应并不仅限于英语使用者或工业社会。生活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半游牧民族辛巴人（Himba）也是如此，他们说的是属于班图语系的辛巴语（Otjihimba），与印欧语系完全无关。
与此类似，甚至在尚未学会任何语言的4月龄婴儿身上也体现了音形映射关系（sound-shape mappings），虽然这种联系较弱。
图3.2 “唧唧”还是“布巴”？你来决定！
这些音形关联又从何而来？莫滕和他的合作者阿拉什·阿里亚尼（Arash Aryani）和埃琳·伊斯比伦（Erin Isbilen）想知道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否会产生一定影响。
毕竟，“布巴”和圆润的形状似乎都让人感到很平静，心理学家称它们的情绪唤醒水平低。相比之下，“唧唧”和尖锐的形状似乎传达了活跃和紧张的情绪，情绪唤醒水平高。实验中，人们的确认为“唧唧”（以及类似的单词）和尖锐的形状比“布巴”和圆润的形状更容易唤起情绪。然后，研究小组创造了一组唤醒水平各异的非词。果不其然，唤醒水平高的非词与尖锐的形状有关，而唤醒水平低的词与圆润的形状有关。因此，至少有一些音义关联可能是通过我们的情绪反应来传达的。从语言是猜谜游戏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那种关联。无论是利用符号与所指的相似性或回顾之前的猜谜游戏，还是利用我们共同的情绪反应，无论猜谜游戏玩家与搭档有什么共同点，有创造力的玩家都可以加以利用。这些力量与其他力量相互叠加，因此，从几代人的猜谜游戏中产生的语言将表现出它们带来的深刻影响，产生相互关联的复杂语言模式，其中既有规律又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