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斯特拉文斯基如何成了“斯特拉文斯基”

1971年4月9日，星期五，耶稣受难纪念日。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与第81街拐角处，服务富豪名流的弗兰克·E.坎贝尔殡仪馆沉闷但整洁。殡仪馆门外，少说从中午开始，人群便已慢慢聚集了起来，记者、摄影师、音乐爱好者和其他许多人默然肃立。有些人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他们来向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道别，其庄严的丧礼仪式即将在追悼礼拜堂举行。人行道上站着两位四十五六岁的欧洲作曲家，一位是卢恰诺·贝里奥 ，另一位是安德烈·鲍科莱契利耶夫 。刚去世的作曲家对他们的音乐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在伸长了脖子想从敞开的门里窥探一眼丧礼进程时，他们偶尔会交流一下眼神。有一个从未见过逝者的年轻学生，依然认为自己很有必要出现在这个寒冷的春日下午。他断断续续地对《纽约时报》的一位通讯员说：“这是我在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的音乐对于我的意义。”

接近下午3点的时候，遗孀在逝者的助手兼密友的搀扶下出现，分开了正在耐心等待的人群。他们迅速走进礼拜堂，被引导到了右侧前排。在左侧坐着的，是作曲家依然健在的女儿、两个儿子和二人的妻子、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礼拜堂左右两侧的距离揭露了逝者令人痛心的紧张家庭关系。在最后时刻，作曲家的出版商代表匆忙坐到了遗孀旁边的位子上，像她一样向过道另一侧的亲属亮明态度。仪式伴随着作曲家自己创作的音乐开始，唱诗班用古斯拉夫语温柔地吟咏：“Otchenash……”意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一刻，逝者出生时所在的旧俄罗斯世界和他去世时所在的现代美国世界之间显而易见的鸿沟似乎迅速弥合了。

这位生命悄然消逝仅仅三天的作曲家是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4月6日午前5点20分，他在第五大道新购置的十房公寓里悄无声息地逝世，这与随之而来世界范围内的嘈杂反应形成了强烈对比。据说，从这位作曲家去世那一刻起，他的私人助理就已经开始忙活。大作曲家离世的消息成了当天6点晨间广播的头条新闻。这间公寓迅速被电报、慰唁信息、鲜花和电话淹没。一个极为私密的时刻迅速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看起来，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拉文斯基属于他们，就像全球各大报刊隔天清楚表明的那样。爱德华·格林菲尔德（Edward Greenfield）在《卫报》头版宣称：“毋庸置疑，他是20世纪音乐界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的保罗·休姆（PaulHume）评价更高，称斯特拉文斯基是“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天才之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评称赞他“是所有现代艺术家中最现代的一个”。大量报纸迅速行动，开始从现代音乐和舞蹈界的国际大师们那里搜集悼词。他们都认识或是与斯特拉文斯基共事过：奥托·克伦佩勒、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伊萨克·斯特恩、伦纳德·伯恩斯坦、艾伦·科普兰、弗吉尔·汤姆森、弗雷德里克·阿什顿和乔治·巴兰钦等。正如哈罗德·C.勋伯格在同期《纽约时报》中所称，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无处不在”。

这类与斯特拉文斯基及其音乐相关的世界主义言论，甚至在他的遗体被埋葬之前就已经出现，这一点几乎不会让我们感到诧异。在斯特拉文斯基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他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打造自己人设的责任：他是一位国际人物，一个能够与所有人沟通的人，他的音乐采用的是一种超越民族边界和身份的世界语。这一如今被讣告作者们采用的论调，当然有利于强化一个甚至持续至今的观点，即斯特拉文斯基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伟大作曲家”，一位重要性堪比贝多芬的作曲家，他说的是“所有民族中最纯粹的语言”（瓦格纳论贝多芬语） 。

斯特拉文斯基去世后那些天，几乎没有哪位评论家不提及《春之祭》，这是一部不仅与作曲家，而且与整个时代划上了等号的作品。其音乐的原始力量，与那种伴随其首演且经常被提及的骚乱一起，为《春之祭》注入了一种革命性的无畏力量，将它直接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费德里奥》和《第九交响曲》关联了起来。在《爱尔兰时报》4月7日的悼词中，查尔斯·阿克顿（CharlesActon）明确地给出了这种理解。

关于那些永垂不朽的人，普通人能够写些什么呢？……面对贝多芬之死，人们当时可以写些什么呢？在50年或是200年之后，不论针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定论是什么，他和整个世纪的音乐都紧密相关，就像贝多芬和上个世纪的音乐那样……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而言，贝多芬在1770年的诞生和斯特拉文斯基在几乎整整两个世纪后的去世定义了我们历史的一个时期。

他不是唯一一个脑子里想着贝多芬的人。关于1971年4月6日晚在坎贝尔殡仪馆为斯特拉文斯基举行的第一场祷告仪式，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Craft）描述说：

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离开公寓的时候，反季的雪花开始飘落，风儿也开始怒吼。此刻，随着大主教念出“伊戈尔”的名字，三声巨雷作出了回应，仿佛大自然正在确认他在自然力世界中的死亡。

这与1827年贝多芬去世后的相关报道显然有相似之处。

[三月]二十六号，周一。天寒地冻。雪花、北风不断。近四点，天色昏暗。暴风雪肆虐，电闪雷鸣。风云色变。三声贯耳的雷鸣紧随其后。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晚上近六点时死于水肿，享年五十六岁。他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名字将在光辉中永生。

这两种说法都已无可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哪一种都不缺乏想象力。两种说法都通过充满神圣色彩的数字3表明一种普世真理，都将施动性（agency）诉诸浪漫主义的自然。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还需要什么更有力的证明呢？通过这类方法，贝多芬其人变成了“英雄贝多芬”，而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则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直到去世那一天，斯特拉文斯基生平的许多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能说的秘密——拈花惹草的他、贪财的他、排犹的他、势利的他、自恋的他、残酷的他、疑病症的他、脆弱的他。对于一位在日渐痴迷名利的年纪过着名人作曲家生活的人来说，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斯特拉文斯基在生前就已经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这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性普世作曲家身份一直主导着世人对他的接受状况。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去世那一刻，斯特拉文斯基变成了另一个贝多芬。

如果回头看一下4月9日在麦迪逊大道殡仪馆礼拜堂里的送葬者，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斯特拉文斯基其人。在红木棺柩对面的靠背长椅上，同时坐着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Michael WhitneyStraight）和阿纳托利·久热夫（AnatolyDyuzhev）。斯特雷特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代表、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前苏联间谍，而久热夫则是苏联驻美大使馆文化专员。这两个冷战对立政体的政治中心都向斯特拉文斯基的遗孀薇拉·斯特拉文斯基（VeraStravinsky）发来了慰问。白宫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一位音乐界的巨人。他才华横溢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作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音乐家——男男女女都受到了他创造力的启发，也面临着由他的伟大所带来的挑战。他的天资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定能助力全人类团结一心，他的去世影响之大超越了所有国家的边界。

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YekaterinaFurtseva）的唁电则写道：

怀着最悲恸的心情，我们惊悉这位最伟大的当代作曲家逝世……与您一起哀悼他。谨以苏联全体艺术工作者和我本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看起来，贝多芬和席勒的“欢乐颂”中所颂扬的团结友爱和五湖四海皆兄弟的理想因斯特拉文斯基的逝世得以实现。或者，更甚之，我们可以说，双方都得以宣称斯特拉文斯基属于自己，因为各方都认为斯特拉文斯基代表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够讽刺的是，这是因为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已经被理想化，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进行叙说。斯特拉文斯基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公开表露自己对于故国及其文化、当然还有对苏联的敌意，他只在晚年踏足过一次后革命时代的俄罗斯，他的音乐甚至在1950年代被美国中情局（CIA）资助的一个部门用作反苏宣传的一部分——这些都与“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变成什么样无关。就像贝多芬的去世，斯特拉文斯基的逝世触动了许多人。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的音乐变得对每个人都有些意义。就像弗朗兹·施特贝尔 1827年的著名画作所绘——为了一睹贝多芬的送葬队伍，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站在维也纳的街道上——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威尼斯，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在4月14日的最终葬礼，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花海中的圣乔万尼暨保罗大教堂及广场附近，无数狗仔的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幕。随着斯特拉文斯基的棺柩被贡多拉载往圣米歇尔公墓岛上的最终安息之地，另有成百上千的人从“乞丐之地”（FondamentadeiMendicanti）观望，“悬挂”在窗户和运河桥上。许多人出于尊重跪倒在地，双手合十。一到潟湖的开阔水域，送葬队伍便被摄影师和电视团队的一条条船层层包围，每条船都在抢占位置，都在叫嚷着要拍出最好的照片。当薇拉·斯特拉文斯基向还未填土的墓穴丢进第一抔土，咔嚓作响的相机从爬满藤蔓、俯瞰着大师最后安身之所的墙顶捕捉到了这一时刻。

葬礼的邀请函中包含一份出自威尼斯市长乔治·隆戈（GiorgioLongo）的暖心悼词，它以一种传统的意大利方式张贴在城里各处的墙上。“威尼斯城向伟大的音乐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致敬，他曾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友好姿态表示，想要葬在这座他最爱的城市。”正如后来许多评论所说，这并不十分准确。是的，他爱威尼斯这座首演了《浪子的历程》等许多作品的城市。但是，他从未表达过想要被埋葬在那里的强烈愿望，那是别人的决定。然而，考虑到与斯特拉文斯基归属相关的诸多争议，威尼斯确是理想之选。既不是洛杉矶，也非列宁格勒，那么哪里会是比这座历史上横跨东西方的城市更好的选择呢？一座满是运河的城市，就像他童年时期的圣彼得堡；一座充满文化底蕴、时尚且十分富裕的城市，就像他选择居住的好莱坞；一座仿佛总是在回望过去的城市，就像他本人。这是一场在天主教堂举办的东正教葬礼。它的舞台布景和调度比莱昂·巴克斯特（Le'onBakst）为俄罗斯芭蕾舞团所设想的一切都更为奢华。佳吉列夫早已在那里长眠，薇拉最终也会跟他一起。事后看来，选择威尼斯城作为埋骨之地仿佛不可避免，只有在那儿，斯特拉文斯基才能像在世时小心翼翼维护自己形象一样把控死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