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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的编纂到当下若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专著的出版，史料在本学科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受重视。相较于“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类别而得到重视与发展”
，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虽未臻完备，却已有一定基础。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持续推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基于史料的历史视域和基于审美的批评视域，逐渐形成了互融互补的学术格局。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并重，越来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鲜明特色。
本书并不是从史料学的本体论证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体系和方法，而是通过理论辨析和具体研究实例，深入讨论文学史研究实践中史料整理、运用的经验与问题，同时分析史料视域如何进一步激活和丰富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学史研究。所谓“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今天我们研究文学史、讨论史料问题，首先要回到学术史，总结已有的学术经验，明晰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成规模的史料收集、整理与编纂，为文学史研究乃至学科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和重要的学术基础。昭明太子萧统的文学集团在*编者注：本书编校时，为保持原始资料的原貌，对早期文献中习用的助词用法和特殊用语、引用的外国书名和人名的译法等均未改动，仅对文字上的脱误进行了技术性的订正。
编《文选》时，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的选录标准，按文体分为三十七类。尽管《文选》所收录的篇目只是文学作品，但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它建立起文献资料的整理标准与分类体系，显示出收集、整理文献时学术眼光的重要性，并启发了后代学人不断推出选本，在自设标准上提取“经典”。这种“经典化”意识驱动下的“选学”，虽然曾被新文学阵营批评，但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却一直蔓延至《大系》的编纂，且至今仍未停歇。
《大系》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为编选对象，要打破原有范式。新范式的探索意味着选本要找准定位。茅盾将这项工作看成“将最初十年内的‘新文学’的史料作一次总结”
，傅东华也认为“《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
。当时赵家璧的设想是：“物色每一方面的权威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个文艺团体有一篇历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收获。”
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批评等大多散见于文学期刊上，如果研究现代文学只关注那些有选集、文集的大作家，无法复现和感知当时实际的文学生态。如果不加选择漫游式地看材料，又无法显示出文学、文体发展的结构性和规律性。在这个意义上，《大系》的编纂使散落在杂志上的作品经“权威”之手整理而变得有序。这种“有序”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不同社团、流派、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择要而录。因此，这一学术行动隐含着新文学家的自我经典化愿景。《大系》的编纂提供了一种集体开展史料建设的重要范式，而每一卷的《导言》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基础，其中各卷编者的权威性、审美眼光、认真态度不可复现。但是《大系》依然存在着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内在龃龉，保存历史文献的必要性最终战胜了审美标准的统一性，这使得《大系》各卷收录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如此，后人依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筛选、压缩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而文学史关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作家作品的选择大多都在《大系》所列框架内，乃至部分论断至今仍沿袭了当时的说法。
改革开放后，不少学者有计划地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诸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以及新编的作家全集、文集等，都为建立史料学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文艺争鸣》《东吴学术》等刊发了当代作家系列年谱，及洪子诚、吴秀明、李辉等诸多学人从不同角度，编纂史料选本，整理、保存了重要资料。这些史料虽然类型和体量不同，但大多具有抢救性保存或学术筛选的意义，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的史料。与此同时，鉴于新中国文学史料汗牛充栋，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史家眼光，在处理史料的过程中也凝结了不同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
其次，基于史料梳理而开展的具体问题研究，为文学史研究进入解释学循环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向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不少共时性的资料集显示出当时的学者已经具有了史料意识，比如霁楼编的《革命文学论文集》（上海新学会社，1928年），洛蚀文编的《抗战文艺论集》（译报图书部，1939年），李何林编的《中国文艺论战》（中国书店，1929年），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等等。阿英除了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辑《史料·索引》外，还用不同名字出版了几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如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这些史料选本的编纂，不仅体现出时人敏锐地意识到文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还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思潮提供了同时代人的多维观念。
史料学不仅指史料整理，还包含着研究，甚至“研究之研究”。正如张志忠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需要认真发掘，这一努力永远不会停止。但是，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因而是有着持续观照的必要性的。”
以往由具体史料整理研究而生发的文学史研究成果颇丰，我们需要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比如“潜在写作”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打开了特定时期文学研究的新视域；“重返”旗帜下的文学史研究，钩沉了不少重要史料并带动了新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通俗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相关理念的提出，助推了文学史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文学制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丰富了外部语境和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版本史料的对比研究，打通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联；口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保存了鲜活的历史记忆；新媒介语境下新类型史料的运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上述举例挂一漏万，意在说明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史料研究，在推动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中发挥了不同的学术功能。这些学术成果中的经验在日后史料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有待进一步总结、归纳。
其三，从史料研究生发出的理论探索意识，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批评意识的互动相生。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从朱金顺、樊骏的史料学设想到21世纪后刘增杰、付祥喜等学者的史料学论著，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体系建构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经验。吴秀明在2012年提出史料学可“在研究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战略转移”
的设想后，又出版了厚重的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颇具理论价值。此外，《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刊发了数篇讨论新中国文学史料的论文，均有其理论意义。如张福贵从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的角度剖析了史料与研究主体、语境的关系（《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丁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呼吁抢救共和国文学史料（《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年轻一代的史料研究学者也逐渐关注史料学的理论建设问题，如斯炎伟即提出因理论缺席所导致的“革命性力量”的匮乏，使史料研究受到诸多误解（《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思维问题》）。总体来看，这些学者或围绕文学史料研究提出过宏观的理论构想，或围绕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具体路径、问题发表过独到见解，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
在如此丰富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也正因如此，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本书之所以不拟开展专门的类似古典文献学一样的史料学体系研究，也是为了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先回答这三个问题。在大量研究实践基础上，这三个问题在学术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后，我们才能谈如何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术体系。
第一，文与史如何兼容而不是偏废？不能不承认的是，当“历史”以其略带神秘感的魅惑力召唤研究者到场时，史料成为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研究者的观点、态度、主张都难免借由史料出场。这与文学研究的泛理论化、泛文化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历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论争鸣后，学术界关于文学是否具备审美本质也莫衷一是，这种文学观念的范式转化深深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也出现了许多表达隐忧的观点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的审美品质是其不同于其他文字性材料的本质。“文本”（Text）固然可以包含史料和作品，不过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本质主义上的审美，而在于生成机制上的审美。伊格尔顿在讨论文学是什么时曾经提出：“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认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单独的区别性特征一样地不可能，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如果把一篇作品作为文学阅读意味着‘非实用地’阅读，那么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被‘非实用地’阅读，这正如任何作品都可以被‘诗意地’阅读一样。”
引文中的反本质主义思想未必正确，但伊格尔顿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文学的审美机制问题。这种审美机制不是一种排除性的机制，而是一种中介性的机制。笔者坚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本质，但这一“审美本质”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所坚守的“文学性”。审美的维度多元且复杂。具体来说，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成为连接作者、读者以及世界的桥梁，它允许不同的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从多角度思考人生和世界，而这种思考并非直接源自感官刺激。不同于雕塑、绘画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文学的审美过程需要通过对文字的表征来构建心理表象。这一过程中，读者无法直接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等感官来感知作品，而必须在心中完成对作品的审美体验。文学具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审美本质，但也正因如此，审美主体审美经验的生成离不开外部经验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我们重视史料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历史问题，更是深入理解文学发展本身的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则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史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恩格斯曾提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史料是文学作品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见证。挖掘和利用史料有助于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使研究者能够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审视文学作品，从而形成更为全面、立体的审美判断。当然，这要建立在对史料批判性审查的基础上，从而提高文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实，文学史研究中史与文的冲突，并非无法解决。谈到历史，人们往往容易抽象为对历史大势或曰“规律”的把握，这样宏大的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律性虽能有所洞悉，但也不可避免造成一种同质化的历史叙述：只见“历史”而不见“人”。正是通过描绘“人”在历史中的生活、情感和命运，文学才能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文学史研究中以文学作为基准点，以“人学”统一历史性与文学性，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内在规律和人性的真实面貌。历史毕竟是“‘实在的’历史，即人和人类行动的历史”
。可以说“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人性的历史”
，正因如此，“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关注“人”在历史中的生活、情感和命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文学是人学”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致力于理解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所展开的具体文学话语和行动，设身处地去理解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世界。比如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因为鲁迅对“四条汉子”的讽刺以及对胡风的维护，后来许多学者都天然地将错误归结于周扬等人。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近半个世纪的恩怨，都与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理解方式可能就不会这么简单。周扬等人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斗争，在白色恐怖中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只能从报纸、广播中获取信息。因此，他们的忠诚和信仰是值得肯定的。当冯雪峰作为特派员到了上海以后，因为无法确定周扬等人的党性和表现，先找了他信任的鲁迅，并在鲁迅那里得知了许多负面消息，周扬的委屈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冯雪峰在叛徒不断出现的上海，要先考察周扬等人的形迹是否符合组织纪律。按冯雪峰回忆，鲁迅一见到他便“悄然地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鲁迅这第一句话，我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写《回忆鲁迅》时，没有照原话写，改写为这样一句话了：‘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
。鲁迅作为左翼文学的旗帜性人物，在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上都无人能及，但周扬等人用组织上下级关系知会鲁迅这位党外人士，许多问题并没有尊重鲁迅的意见，自然也不妥当。因此，我们看待“左联”的诸多矛盾并不能脱离当事人各自所处的语境。周扬确实存在宗派意识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但是其在白色恐怖下的忠诚和所付出的努力不应被忽视。至于胡风所作所为，是个人性格使然，还是话语权力争夺，也需要结合语境和史料辩证剖析。
第二，在文学史的阐释过程中，史料与理论应如何协同作用？王瑶曾说过：“经常注视历史的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即把事物或现象都看作是某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这同专门研究理论的人习惯有所不同，在理论家那里，往往重视带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或如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或如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之类。研究历史当然也需要理论的指导或修养，但他往往容易把极重要的事物也只当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否有所蔽呢？我现在只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还无力做出正确的答案，这或者正是自己理论修养不足的表现。”
由此可见，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要完成对史料的阐释和价值提炼，理论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西方当代学术语境下，理论（Theory）这一概念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尤其是在后现代的学术范式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即便在大学学科体系中，某学者或许身为文学系教授，但当“理论”被提升至逻辑上的上位概念时，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Dotheory）并非将理论视为文学研究的二级概念。相较于此，将理论研究与史料研究、作品批评等并列，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元、三元对立观念，实为中国学术的独特思维。我们在现有学科模式下习惯于将文学作为逻辑上位概念，而将理论、作品、史料等作为文学的附属词，使其成为文学的下位概念。实际上，如果超越这种思维，在文学研究“历史化”的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支撑的，是基于对文本的“双值性”
的把握而发生的阐释活动。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究成果有些确实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本性，而更像是历史研究。这一过于强势的文化研究与阐释范式既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也与文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密切相关。从马克斯·韦伯以来的“学术”视角来看，致力于“中立”地生产“客观”的知识，被视为一种似乎比较“学术”的方法。然而，这种理念从社会学到文学领域的知识旅行，导致文本不再被视为作家生命经验和情感投射的产物，而是被视为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遗留。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某种理论从中制造“问题”被认为是研究的正确途径。这是我们要反对的。
我们不反对文化研究的模式，但反对在文学研究中排斥审美阐释，而将文学和历史的本质差异抹杀。在伽达默尔看来：“人们若要把历史意识与过分学究气的观念或世界观扯在一起，那么历史意识就什么也不是……历史意识并不是一种特别学究气的或以世界观为条件的方法论立场，毋宁说，它是我们的感官精神的一种装置，它预先规定了我们对艺术的眼光和感受。”
因此，我们应该在文学研究中注重史料，显示出必要的历史意识，但也不能忽视文学理论的独特作用。在预定理论统摄下的文本阐释，实际上很有可能带来对文学文本的简单化理解倾向，而遮蔽了文学文本阐释空间的开放性。
以寻根文学为例，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清醒地意识到“它们本来无所谓‘文化性’，更谈不上‘根’之类的东西”
。但现在的文学史大多认为“配合理论主张，一些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作家创作出了一批有明显‘文化寻根’倾向的作品”
，并将阿城的“三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产生时间和背景并不相同的作品堆在一起，使其仿佛处在“寻根”理论之下。而如果引入史料视域，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这种理论概括方式已经有人提出了质疑：“片面地夸大某种历史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把作品视为特定文化思想的形象翻版，尤其反映在对阿城小说的评断中……‘吴越文化’‘秦汉文化’或许可以表达我们对李杭育、贾平凹有关作品地域色彩的一般感受，但用来说明或概括‘葛川江系列小说’‘商州系列小说’的艺术内容、艺术价值和个性特色恰恰是并不充分和精当的……阻断了作品意义与读者更普遍的联系。”
其实这则史料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因不符合当时热情拥抱现代性的学术潮流而遭到忽视。如今我们所认为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品仿佛就成功实践了寻根的理论内涵，而它们的可阐释空间也就因此被封闭。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一看当时的批评史料，会发现这些文本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例如，认为“《爸爸爸》中描写的民情乡俗，其功能也明显是倾向于人类社会学、民俗学的，表现出狭义文化观念的特征”
，以及“丙崽的幼儿心态实质上是人类的原始心态……是其抽象性和象征性的重铸”
，捞渣并不仅仅是儒家仁义的象征，而是“一种惊人的理性凝聚文化渊源”
。现在来看，这些史料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打开后来被归入“寻根”的若干文本的阐释空间。这也启示我们当代文学的解释学循环若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不断激活文本的理解向度。这些作品的经典化，并不是仅靠外部研究的“八卦”资料便能完成，而恰恰需要多维的审美阐释以彰显其艺术和思想魅力。
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独特的问题与方法是什么？中国古典学术中，经学与史学关系密切，而其基础方法有相同之处。这些方法不断完善，到了清朝中前期已经蔚为大观。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后，中国古典文献学成为一个二级学科，清晰梳理了历代文献研究者留下的学术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传统毕竟是以新文学为主流，由现代思想催生的，至少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大背景所发之思，尤其是现代媒介和电子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对象和古典文学学者面对的对象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单纯地讲方法论上的“古典化”，在处理一部分现代文学问题时是奏效的，但从长远来看，恐怕还难以为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尽管有一些学者提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术设想，但这个学科毕竟还年轻，相当多文献史料的价值还有待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所面临的新问题，需要我们探索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史料的保存方式来看，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和媒介变革的速度，决定了史料的类型、流传方式有别于古代文献。特别是随着电子数据库的大量涌现，汗牛充栋的史料得到了有效保存，免受时光的侵蚀和战火的破坏。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原始资料极为丰富，研究者大多时候不是缺少史料，而是苦于已有史料文献卷帙浩繁，难以竭泽而渔。因此，史料的择取和筛选已经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的目录学方法。从史料的类型来看，中国古代“七略四部”分类的方法显然也不适用于现代史料学特别是文学史料的研究。文学史料不仅包含着文学作品、文学评论，还包括大量外部史料，而它们与文本的生产和传播密切相关。从史料的学术功能看，古典文献学对文献的整理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但主要是解决学术研究准备阶段的问题。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分类决定了史料的学术功能更为多样化。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书虽然不致力于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体系，但作为一种“学术准备”，融合了笔者对于史料、理论、文本如何在文学史研究中有机统一的思考。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料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的历史观会对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围绕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在文学史料运用中的不同体现，阐述了文学史观对史料运用的影响。这一章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为后续各章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背景和思考框架。第二章主要关注史料中的话语，剖析宏大历史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这些个人话语如何转化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探讨了从个人抵达历史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多重史料的互证，怎样更全面地揭示文学史真相。第三章到第五章从作家和作品出发，讨论史料如何激活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赵树理、周扬、丁玲、张恨水等不同类型的文人，在多维史料视域下辨析其创作问题与历史形象。这些例子展示了史料发掘对于作家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通过分析被忽略的巴金早期经验，重构巴金研究的话语基础，体现了拓宽史料视域的重要性。第五章主要探讨了版本研究的现代范式，既有必要的理论讨论，又结合具体案例探索现代版本研究多样可能性。第六章是从史料的角度对这一重要文学史话题的探讨。该章首先分析了新文化运动与俗文学史料整理的关系，接着指出了当代通俗文学的史料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重审现当代文学史的雅俗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