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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于200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上百万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费进行了投资，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投资的价值不断缩水。这场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已经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丢掉了工作，使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 [1]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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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万能论的讨论将会结束，持市场万能论观点的人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本身就能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万能论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 [2] 他们认为只要做到如下方面，就会重获繁荣：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角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 [3] 在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后来的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
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当世界经济2008年的表现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时，我们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坠落。我们长期对于经济、对于美国、对于我们认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2月15日，三个人的头像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他们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看好美国经济的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二人大力提携的拉里·萨默斯。他们被贴上了“救世委员会”的标签，在公众的眼里，他们被视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将格林斯潘的自传取名为《大师》。 [4]
由于我在应对东南亚危机中看到了第一手资料，因此我并没有像《时代》杂志或者鲍勃·伍德沃德那样对这些人还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以及大多数东南亚的老百姓来说，那些听命于“救世委员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使得危机比没有这些政策时表现得更糟。这些政策表明他们缺乏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当面对经济低迷时，我们亟须扩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5]
社会已经对久远的经济学大师失去了尊重。最近几年，我们不仅向鲁宾和格林斯潘这样的“大英雄”问计，而且实际上我们又把华尔街当成了全部，我们试图从华尔街那里获得有关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现在我们又能转而依赖谁呢？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提供的高见就是让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放松管制。
不幸的是，公众的注意力经常从思想的争斗中转向对个人角色的关注：制造危机的坏蛋和拯救人类的英雄。其他人会写书，实际上已经有人写了，指出是这个或者那个政策制定者，这个或者那个金融高管导致我们遭遇了现在这场危机。本书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认为所有诸如放松管制这样的关键决策的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远不是任何特定个人影响所及。
当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时，他是在寻找可以执行其放松管制政策的人选。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作为央行掌门人由于成功地将美国的通胀从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广受赞誉。
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业绩足以让其自动连任。但是沃克尔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来接替沃克尔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也会有很多人能够并愿意继承放松管制的衣钵。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里，而是放松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书主要说明经济理念及其如何影响政策，澄清这次危机和这些理念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本书不是侦探小说，但是恰到好处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如何步入自由坠落的深渊的？什么样的政策和事件触发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我们就不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危机或阻止下一场危机的来临。剖析要为这次危机承担责任的所有因素，如银行的恶劣行径、监管者的失职或者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为什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要为这次危机负责。
寻找危机的根源就像剥洋葱。每一个答案都会进一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也许会诱导银行家们的短视和冒险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不恰当激励机制呢？现有的答案都认为问题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决定激励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为什么市场不对糟糕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实施惩罚呢？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最优者生存，那些为公司长期优良业绩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会最终繁盛起来。此次危机证明这一理论是有问题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场危机的问题在于金融部门，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门、领域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除去那些新的金融产品如次级抵押贷款、担保债务产品之外，这次危机和之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危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产生泡沫，然后破灭，最后是灾难性的破坏。银行根据已经被泡沫高估价值的抵押资产进行贷款，这一切都支撑了泡沫。新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银行能够隐藏坏账，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增加了它们有效的杠杆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来越大，使得泡沫破灭时情况变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由于过于复杂会放大风险，这些声称可以管理风险的新产品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为了欺骗监管者。本书想回答的最大问题就是，危机为什么再次发生了，是如何发生的，并且为什么规模如此之大。
找到深层次的原因是艰难的，但是那些简单的解释很难有什么说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说，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试图相信他们个人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错误，他们试图相信这个制度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相信自己是这场千年一遇风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碰巧发生在金融市场的事件；它是人为的结果，是华尔街自己创造了它并将其强加给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
对于那些不相信“偶然发生论”的人们，华尔街还有其他的解释：是政府让我们这样做的，政府通过这些金融产品鼓励人们购房并将钱贷给穷人。否则，政府早就会禁止我们这样做了，这是监管者的错误。这些美国金融机构试图推卸其在这场危机中应负责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些论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相信现有这套制度的人们还有第三种方法为自己辩护，这些辩词曾用来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丑闻进行过辩护：每一种制度都有瑕疵，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系统”（包括监管者和投资者）只是没能最好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犯错误的人包括早年的肯尼斯·莱（安然前CEO）、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现在被列入名单并遭到指控的伯纳德·麦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伦·斯坦福和拉贾·拉贾那纳姆）。但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犯错误的人并不仅仅只有上面那些人，现有金融系统的卫道士根本没有意识到“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6]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困扰美国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如此持久、如此无所不在时，那么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统出了问题。华尔街的高薪和一门心思赚钱的行为让我们不再仅仅关注那些备受挑战的道德问题，而且问题的普遍性也表明这个系统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在政策领域，判定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非常困难的，这比确定谁应受到表扬和给予什么表扬（谁应受到批评和批评什么）难得多。但是，什么是成功或者失败呢？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观察者来说，1997年东南亚的救助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没有受到伤害。但对于那些眼看着自己国家的经济崩溃、梦想破灭、公司破产和国家背负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人们来说，这场救助是失败的。在那些政策反对者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对于那些政策支持者来说，这些政策阻止了一场灾难。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其他政策，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这些政策是延长和加重了危机还是会缩短和减轻了危机？对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减支出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些政策和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 [7] 东南亚各国最终恢复过来，但这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功劳，而是东南亚各国自己政策的结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松管制的年代世界经济得到了长期扩张，于是就认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在发挥作用，放松管制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下去。但是现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增长实际上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增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一些银行一遍又一遍地因为它们的愚蠢借贷行为而寻求政府的救助，这些国家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个清单几乎没有尽头。
一场危机过后，世界照旧运行，似乎和没有发生过危机一样，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市场运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市场从错误中拯救出来。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一切运行正常的人实际上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是当危机越来越大时，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今已经不容忽视了。
有关特定政策效果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糟糕的思想如何会持续这么久。在我看来，2008年的严重衰退是前几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代表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影响了这些政策。更加复杂的是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在众对应对本次危机负责的群体中，我想应该包括经济学界。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表明确保这些理论正确是需要限制前提条件的，但是为了特殊的利益，经济学还是支持市场有效并能自我调节的学说。这次危机在剧烈改变经济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经济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会讨论经济学的这些变化。
我经常被问及经济学界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熊市”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在事前看出问题，能在5次衰退中预测出9次。还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不仅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而且对为什么经济会存在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持有相同见解。当我们每年在各种诸如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场合聚会时，我们会分享我们的判断，并设法说明为什么我们所坚信会到来的日子迟迟没有出现。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擅长识别隐藏在事物发展背后的隐蔽力量，而不擅长预测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在年会上我用强烈的措词预测了即将出现的问题。然而，那时全球经济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7%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传来了好消息。我向听众解释说：这要么意味着我们的基本理论是错的，要么就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一旦袭来，它将比我们预计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显，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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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并非仅仅是某些人的错误或具体失误所致，也不是几个小问题或几项正确的调整就能解决的。
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系统太信任了，所以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缺陷。我们经济系统的优势使得我们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在所有的竞赛中（美国对欧洲，美国对日本），我们全力支持我们的团队。当欧洲因为没有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诋毁为“老迈的欧洲”时，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场僵化的欧洲社会模式和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曾使我们怀疑，我们的系统是否真的比日本的系统好？这种焦虑使我们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心中反而略感舒畅，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很多方面采取了日本模式。
尽管美国没有对日本10年的经济衰退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我们还是敦促日本采取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
经济数据强化了我们的自欺欺人。毕竟我们的经济体几乎比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增长得都快。 [8] 所以，我们总是感觉那么良好。
经济数据已经不是第一次欺骗那些阅读这些数据的人们了，包括欺骗华尔街让其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国家成功的典范、市场万能论者在南部国家胜利的标志。在很多年里，阿根廷的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增长同美国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巨额负债消费的基础上。最终，2001年12月，这个国家因为负债过多而经济崩溃。
即使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每一次衰退都有结束的时候，一旦我们渡过这次难关，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强劲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一下美国经济，就能发现这里存在着更深的问题：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停滞了10年之久；这个社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存在个别例外，但是在统计意义上，美国穷人翻身的可能性比“老迈的欧洲”还要低；
[9]
我们在标准化教育考试中的平均成绩最多处于中等水平。
据说，在美国不仅金融部门而且很多关键部门（包括健康、能源和制造业）表现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失衡不会自己消失。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才能完全解决美国的问题。全球需求决定全球增长，除非世界经济表现强劲，否则美国很难有一个强劲的复苏，美国将会滑入一个日本式的衰退。只要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继续生产超过它们消费的东西，而另外一部分国家继续消费超过它们生产的东西（这些国家应该多储蓄以备养老之需），那么就很难出现一个强劲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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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撰写本书时，我希望新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会纠正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我们会得到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快速的复苏，还有应对长期的挑战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暂时性增加，但是这些钱花得是值得的：它会帮助民众保住他们的房子，增加的投资会提高美国长期的生产效率并保护环境，援助银行的钱应该有回报，我们还应索要额外的回报以弥补公众为它们而承担的风险。
撰写本书还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我的希望只实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我们能将经济从2008年灾难的边缘拯救回来而庆贺。和布什政府一样糟糕的政策是，我们还是给予银行很多免费的援助，而给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远远小于我的预期。现在的金融系统还是缺乏竞争力的，自认为“越大越不会倒”的银行甚至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本该用于重建经济和创造新的充满活力企业的资金被花在拯救衰败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算是走对了路。但当我们已经批评了布什政府的一些政策时，而其继任者奥巴马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还依然执行着这些政策，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使我的撰写变得艰难。我批评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银行、银行家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有些人认为那些都是诽谤）。我有很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都是充满智慧、勤奋的人，他们也是认真思考过如何为这个待他们不薄的社会做些贡献的好公民，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不仅慷慨付出而且勤奋工作。他们不能接受我对他们的讽刺，其实，要知道我的这些批评讽刺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很多金融人士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在金融部门内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努力预测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有很多交易员努力使我们的企业部门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员努力使用非常复杂的技术试图去预测利润，以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尽可能高的回报，这些人并没有做出给金融行业带来坏名声的不耻行为。
正如现代复杂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的结果并不是由某个个人造成的。这场危机是金融部门全体人员行动、决定和争论的结果。这个糟糕、失败的金融系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创造出来了。事实上，我们费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钱才将其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创造者和管理者的人们（包括因为此系统而获得嘉奖的人们）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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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造成2008年危机的原因，清楚早期应对之策失败的原因，我们就能确保未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更小、时间更短以及无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们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负债增长，而是可以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我们甚至能够确保增长的果实被大多数公民所分享。
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在未来30年，新的一代会出现，他们会自信地认为自己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这些机灵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什么“禁止进入”的禁地，不管我们设计什么系统，总有人会想方设法规避那些保护我们的监管措施和规则。世界还在变化，为今天而设计的规则在未来的21世纪中叶将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次大衰退之后，我们会成功地设计出一套监管架构，这套架构会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半个世纪，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1] Sharon LaFraniere. China Puts Joblessness for Migrants at 20 Million[N]. New YorkTimes , February 2, 2009, p.A10.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估计，相对于危机前的经济持续增长情形，此次危机将会让7300万到1.03亿的人变穷甚至陷入贫困。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9. May 2009. 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全球失业人数将在2009年年底增加5000多万人，其中2亿工人被推进极端贫困的状态。资料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主任在会议上的发言：Tackling the Global Jobs Crisis: Recovery through Decent Work Policies. June 2009.
[2] 贝尔斯登是第一个遭到破产命运的大型投资银行，其破产让纳税人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当银行委员会的参议员询问这家公司的CEO艾伦·施瓦茨，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艾伦·施瓦茨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事后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如果我已经确实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一定会事先采取行动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没能预料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与我们遇到过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此为艾伦·施瓦茨面对美国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参议员的证词，资料来源： Turmoil in U.S. Credit Markets: Examining the Recent Actions of Federal Financial Regulators . Washington, DC, April 3, 2008.
[3] Luc Laeven and Fabian Valencis. Systemic Banking Crises:A New Database. 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 WP/08/224,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4] Bob Woodward. Maestro: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00.
[5] 政策存在差异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使进行援助是美国和欧洲的社会责任，但它们所采取的行动本质上都是其各自选民利益的反应。否则对于美国人和欧洲人而言，这些强加给东南亚的政策是不能被选民接受的。同样的原因，在东南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财政部采取的行动也是它们各自选民利益的产物，这些选民都是金融市场的债主，他们只关心去“修正”这些债务国的环境。这方面内容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New York:W. W. Norton, 2002.
[6] Susan S. Silbey. Rotten Apples or a Rotting Barrel: Unchallengeable Orthodoxies inScience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rch 19～20, 2009.那些对危机负有责任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露出马脚导致东窗事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其律师的协助下逍遥法外，他们雇用的说客努力说服法官，争取能给他们最大的自由。尽管如此，这些被指控的人员名单仍然正在变长。如果艾伦·斯坦福面临的21项指控成立，他将被判处375年监禁，这些指控包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欺诈、洗钱以及阻碍司法。协助斯坦福的首席财务官詹姆斯·戴维斯也承认犯有如下罪行：三宗邮件欺诈、密谋欺诈和密谋阻碍调查。两名瑞士信贷集团的经纪人被指控犯有向客户说谎的罪行，这些罪行导致了客户9亿美元的损失。其中一人已经入狱，另外一人已经认罪。
[7] 存在一种明显的反驳理由：情况变化了，如果这些国家（东南亚）也追求扩张的财政政策，效果将会适得其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追随传统凯恩斯政策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的经济要比被迫接受IMF政策的国家表现得更好。为了获得更低的利率，马来西亚不得不临时限制了资本的流动，但马来西亚的衰退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短暂和轻微，也产生了更少的债务。参见Ethan Kaplan and Dani Rodrik. Did the Malaysian Capital Controls Work? in S.Edwards and J. Frankel (eds.), Preventing Currency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 Boston:NBER, 2002.
[8] 更加标准的解释参见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银行先崩溃了，尽管这些国家都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
[9] 在一项包括8个北美和欧洲经济体（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的研究中，美国拥有最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美国的代际收入的偏相关系数（一种测量代际收入停滞的指标）是北欧国家的两倍，只有英国的这个指标与美国接近。研究认为将美国视为“机会的乐土”的想法明显是不合时宜的。资料来源：Jo Blanden, Paul Gregg and Stephen Mach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pril 2005.法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也超过美国，参见Arnaud Lefranc and Alain Trannoy.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France:Is France More Mobile than the US? Annales d’Économie et de Statistique , No.78. April～June, 2005, pp.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