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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自发的行为都始于一种欠缺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满足、安静和完满的状态。
为了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我们得考察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宇宙的本质决定，因而变化莫测。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一些固定的制度或习俗，如社会或国家中的政治传统等。如果不同时对这些社会关系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理解人的精神活动。
人的精神不可能随心所欲自由行动，不断出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它的活动范围。这些问题与人的社会生活体系密切相关。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影响着个体，但它本身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然而，社会生活的现存状况也并非不可更改，而是有许多种状态，而且会发生变化和转变。我们无法完全深入到精神生活问题的幽秘之处，无法透彻理解它，因为我们身处我们自身的种种关系织就的罗网中。
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方法是承认我们的群体生活的合理性，因为它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就像是一条终极绝对真理，而我们在克服了由于不健全的组织和人类自身的有限能力而产生的错误之后，会一步一步地认清这条真理。
社会的物质层面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此做过描述。根据他们的学说，经济基础（即人生活于其中的技术形态）决定着理想的、合乎逻辑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我们的“人类公共生活的合理性”“绝对真理”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观点契合。然而，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即个体心理学）却教会我们，个体有时候会权宜之下应某种经济状况的要求做出错误的反应。在努力逃避这种经济状况的过程中，个体也许会陷入自身的错误反应织就的罗网中无法脱身。我们在追求绝对真理的路上会遇到无数个这样的错误。
公共生活法则其实跟气候法则一样不言自明。气候法则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抵御寒冷，比如修建房屋等。而迫使人类群居和公共生活的力量存在于制度中，对这些制度的形式我们无须完全理解。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要受到宇宙影响的话，那么它进一步还会受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共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法则和规则的影响。公共需求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人的公共生活高于人的个体生活。在人类文明历史上，迄今还没有哪一种生活形式不是建立在公共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曾离开人类公共生活单独存在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整个动物世界都体现着一条基本法则：物种中的个体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它们就会通过群居生活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帮助人类实现这一点：人类演化发展出来对抗严酷的环境的最显著工具是思想和精神，而思想和精神中充斥着公共生活的必要性。达尔文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弱小的动物都是群居。因为人类不够强大，不足以独立生存，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人类也归于弱小动物之列。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抵抗能力极为有限，必须借助许多人造的机器为自己弱小的身体提供辅助，从而保证在这个星球上的存活。想象一下一个孤零零的人，没有任何文明工具，身处原始森林中的情景吧！他会比其他任何生物体都更力不从心。他没有其他动物的速度和力量，没有食肉动物的尖牙利齿，没有灵敏的听觉，也没有敏锐的视觉，而这都是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他需要许多的工具来保证自己的存活。他的给养物、独特特质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要求他有一套严密的保护机制。
现在我们明白了，只有将自己置身于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时，人才有继续生存的可能。这些有利条件一直由公共生活提供，公共生活于是就成了必需，因为通过社会和劳动分工（在社会和劳动分工中，每个个体都服从于集体），人类物种得以继续存活。单是劳动分工（从本质上来讲，意味着文明）就足以给人类提供进攻和防御的工具，人类拥有的一切都仰仗这些工具。只有在学会劳动分工之后，人类才知道了如何显示自己的威力。想象一下生孩子的艰难和孩子出生后要养活他所必需的种种关照吧！这种关怀和照料只有在存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想想人类（尤其是婴儿时期）要面临的种种疾病，你就会对人类生活中所需要的诸多照料有所了解，对社会生活的必要性有所领悟了！社会是人类继续存活的最佳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时常出现在人的意识之中，并时常刺激人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以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人寻求一个能将生活的不利状况排除掉或减到最小的环境。这时就出现了需要获得适应性和安全感的精神器官。通过增加身体结构本身的防御武器（如坚角、利爪或利齿），很难使人脱离原始的半人半兽状态，变成一种新的生物（半人半兽将在与自然的战斗中停滞不前）。只有精神器官能迅速救急，并补偿人机体上的缺陷。对于自身缺陷的意识激励人逐渐获得预见与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并使人的精神演化成现在这样一种有思维、有感觉和会行动的器官。既然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根本的作用，那么精神器官从一开始就必须能适应社会生活的条件。精神器官的所有能力都是在符合社会生活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按逻辑推理（它具有对普遍适用性的内在需要），我们无疑会发现人类精神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符合逻辑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清晰流畅的语言。这一奇迹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语言的形式清楚地表明了它起源于社会，它同样无法脱离普遍适用性。语言对于离群索居的生物体是绝对没有必要的。只有在社会里语言才被证明是合理的。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可以在一些个体身上得到证明。这些个体生活在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他人接触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在每一种情形中，他们都受害于语言交流的缺陷或障碍，并永远不会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时，语言的这种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和持续下去。
语言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思维只有在具备语言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同时使我们有了建立概念并且理解价值的差异性的可能。概念的形成并非个人之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只有在普遍适用的前提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才成为可能。我们对于美的欣赏建立在对美的认知、理解和感受的普遍适用性上，因而思想和概念，就像理性、知性、逻辑和审美一样，起源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同时它们又是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其目的是避免对文明的毁弃。
欲望和愿望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境遇的一个方面。愿望只不过是服务于欠缺感的一种倾向，是获得令人满足的适应感的一种手段。“愿望”意味着感觉到这种倾向，并且加入这种倾向的运动中去。每一个自发的行为都始于一种欠缺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满足、安静和完满的状态。
现在我们也许明白了，确保人类生存的所有规则，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的概念并合乎社会生活规范。我们已经考察了这个观点，并且发现适应社会是精神器官最重要的功能，无论在个体和社会中都是如此。我们所谓的公正和正直，以及我们认为人的性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社会要求中产生的条件的实现。这些条件使精神具体化，并指导着它的活动：责任感、忠诚、坦率、对真理的热爱等美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普遍适用性原则才能形成并保留下去。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判断性格的好坏。人的性格与科学、政治和艺术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在证明了其具有普遍价值之后才值得引人注意。一般来说，我们对个体的衡量取决于他对于大多数人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总是把某个人与一个理想的人做比较，这个理想的人能以一种基本上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克服他面临的重重困难，是一个将社会感觉发展到某种高度的人。根据福特缪勒（Furtmüller）的表述，他是一个“根据社会法则享受人生的人”。在我们以后的阐述中，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即如果不培养一种深刻的与他人的伙伴关系，不训练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具有的技能，就不会成长为健全的人。
如果父母没有对孩子适度地表露出该有的温情，那么孩子将不能识别爱，也无法恰当地运用爱，因为他的温情本能没有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