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的命运在于他的精神之中。
——希罗多德

过分的自以为是和骄傲自大也许会使我们无法探究人性科学。相反，一定程度的谦逊才能使我们对这门科学有所了解。人性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解决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追求的目标。我们探究这门科学不能仅仅是为了培养一些专家学者，让每个人都理解人性才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那些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专属于某个科学团队的学术研究人员无疑很难接受这种观点。

由于生活孤立，我们对人性知之甚少。以前，人类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孤立隔离地生活。我们从童年早期开始就与人性少有联系。家庭隔离了我们。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约束我们，使我们无法与他人进行必要的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对致力于认识人性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们与他人之间缺乏足够的接触和联系，于是我们就成了他们的敌人。我们的行为常常被他们误解，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常常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仅仅因为我们对人性不够了解。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人们天天相遇，天天说话，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来往，因为他们都视对方为陌生人，不仅在社会中如此，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中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听父母抱怨说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也经常听孩子抱怨说父母误解他们。我们对他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去理解他们，这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人类能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相处就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这样，令人苦恼的社会关系就可以避免，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我们互相缺乏理解的情况下，不幸的社会关系才会出现，而一旦出现不幸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面临被表象欺骗的危险。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尝试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庞大的领域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奠定基础，并且我们还要确定人性这门科学的前提必须是什么，它必须解决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可能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了一门要求我们对人性有充分认识的科学。精神病医生必须尽可能迅速而准确地洞悉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我们只有在非常确定病人内心深处的活动时，才可能有效地做出判断、进行治疗并开出药方。粗浅的认识在这里完全行不通，一旦出错，很快会得到惩罚，而对病症的正确理解则会取得治疗上的成功。换句话说，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在这里有了有效的检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个人做出错误的判断不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也许会在犯错很久之后才显现出来，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我们常常吃惊地发现，对某人做出的错误评判带来的严重的不幸后果几十年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悲惨事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有责任掌握关于人性的有效知识。

我们对神经症进行的仔细诊视证明，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心理异常、心理情结、心理失调等从结构上来说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面临的是同样的要素、同样的前提、同样的活动。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要素、前提和活动表现得更加显著，更容易被识别。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从变态心理病例中学习，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敏锐，从而发现正常的精神生活中的相关活动和性格特征。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是做任何工作都需要的训练、激情和耐心。

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一直以来所有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类似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把童年经历、童年印记以及童年时期的态度看法（只要是我们能够确定的），与后期心灵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联结在一个不可否认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和态度看法与个体成年后的经历和态度看法进行比较；在这种联系中，我们有了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精神生活中的个别事件看作孤立的存在体。我们了解到，除非我们将它们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部分，否则我们将无法全面理解这些个别事件。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我们能确定这些个别事件在整个心理活动脉络中的位置、在整个行为模式中的地位——除非我们能发现个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并非常清楚他童年时期的态度看法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后的态度看法的隐秘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才能对这些个别事件做出评估。总之，要非常清楚地证明，个体的心理活动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变化。某个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具体情状和口头描述也许会变化，但是它的基本要素、趋向、动态，以及指引精神生活走向其最终目标的一切都保持不变。一个焦虑不安、心中总是充满疑虑和不信任、竭尽所能避世孤立的成年患者，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同样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虽然在那时由于简单幼稚，常常被人熟视无睹。因此，我们在研究所有患者的时候，都会把更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患者的童年时期，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惯常做法。也因此，我们渐渐有了这种能力：我们经常能够在知晓了一个成年人的童年状况之后，在尚未得知他成年后的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说出他成年之后的性格特征来。我们认为，我们在成年的他身上观察到的情况是他童年经历的直接投射。

在听闻了患者童年时期的清晰往事，并且知道如何正确地解读这些旧事之后，我们可以极其准确地重建患者目前的性格模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这个事实：个体很难偏离他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人能改变自己童年时期的行为模式，虽然他们成年之后的生活境遇跟童年时期已经完全不同。成年后态度上的某些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的改变。精神生活的基础并不会改变；个体在童年和成年时期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活动路线，这使我们推断出，他的人生方向也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想改变行为模式，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决定了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期的经历上。我们改变还是不改变个体成年时期的无数经历和印记，这是无关紧要的，必要的是要发现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他的基本性格，并对他的病症做出正确解读。

于是研究患者童年时期的心灵生活就成了这门科学的支撑点，许多研究都把关注焦点放在对人生前几年的研究上。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尚未被触及、尚未被探索过的素材，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现新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将会对人性的研究起到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逐渐研究出了一种预防不良性格特征的方法，因为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研究深入到了教育学领域，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数年。对任何想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希望将自己在人性研究中做出的宝贵发现应用于其中的人而言，教育学都是一个真正的无主宝库。因为教育学知识和人性科学知识一样，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实际生活。

我们必须充分熟悉精神生活的每种表现，融入其中，与人类同甘共苦，就像优秀的画家把从绘画对象身上感受到的性格特征画进肖像中一样。人性科学被认为是一门有许多工具可供使用的艺术，一门与其他艺术密切相关并会对其他艺术起到一定作用的艺术。特别是在文学和诗歌中，它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它的第一目标必须是增加我们对人类的了解，也就是说，它应该确保我们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的、更成熟的心理发展。

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经常发现人们在他们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格外敏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在这门学问中是行家，虽然他们在获得学位过程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多少研究，而如果有人要求他们对他们关于人性的知识进行检验，则会有更多的人感觉受到了冒犯。真正想要理解人性的人只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同理心——他们自身也曾经历过心理危机，或者能够充分看到他人身上的心理危机——体验到了人的价值的人。

由此便产生了如何寻找正确策略和技巧来运用我们掌握的知识的问题，产生了寻找这些策略和技巧的必要性。因为，假如我们就那样粗鲁地把我们在探索个体心灵时发现的事实不加掩饰地摆在他面前，那实在非常可恨，一定会招来批评的目光。我们建议那些不想招人仇恨的人最好在这一点上小心一点。利用并误用自己通过对人性的理解获得的事实，比如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博学，或者想展示一下对坐在自己旁边就餐的人的性格所做的推测，这是让自己臭名昭著的绝佳方式。只引用这门科学中的基本原理，将这些当作终极理论，来教诲那些不曾从整体上对这门科学有所理解的人，也是很危险的。即便那些确实理解这门科学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受到了侮辱。我们必须重申一下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人性这门科学迫使我们谦虚。我们不能毫无必要地、仓促地宣布自己的实验结果。这种做法跟小孩急于夸耀自己、急于炫耀自己的能力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成年人还这样做，则实在不妥。

我们建议了解人类心灵的人先在自己身上做一做实验。他永远不应该把自己在为人类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投射在某个非自愿的牺牲者身上。这种做法只会给这门还在发展中的科学带来新的困难，而且实际上与他的目的背道而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为轻率、热情的年轻探索者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最好谨慎小心，并记住这个事实：在就局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先通盘把握整体。而且，只有在确信这些结论对他人有益时，我们才可以发表这些结论。即便是关于性格的正确结论，如果以错误的方式或者在错误的时机发布，也会给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现在，在继续我们的种种讨论之前，许多读者肯定已经产生了一些异议。前面说过，个体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因为个体人生中有太多经历，这些经历会改变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经历可能都会有多种解读。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同一个经历，不同的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了这个事实：我们的经历并不总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没错，我们能够学会避免一些困难，并学会达观地对待他人，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因此改变。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看到，人总会使自己的各个经历殊途同归。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他所有的经历都一定符合他的生活作风，与他的行为模式丝毫不差。众所周知，我们自己决定着我们的经历。每个人都决定着自己以何种方式体验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人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有些人不停地犯同一个错误。如果你成功地说服他们相信自己错了，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他也许会得出结论说，事实上，是时候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了。这种情况很罕见。他更有可能会反对，说这个错误已经积习难改了。或者他会将这个错误怪到自己的父母头上和自己所受的教育头上；他也可能会抱怨，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或者说自己从小就被宠坏了，或者说自己遭受过残忍虐待等，并找出借口为自己开脱。无论他找出什么样的借口，他其实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希望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辩解，并使自己逃避一切批评。他自己永远都是无辜的。他之所以完不成他想做的事情，全都是别人的错。这样的人忽略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避免犯错。他们更恨不得一直停留在错误的状态中，然后狂热地因为自己的错误怪罪自己所受的教育。只要他们愿意继续这样下去，这便始终都是一个有效的逃避借口。由于同一种经历可以有许多种解读，并且从任何一种经历中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会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兜兜转转、扭曲自己的经历，直到他与这一经历相称为止。对人类来说，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任何人，如果不精通人性科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将很难使人类变得更好；他的工作会完全只流于表面，而且他会错误地认为，由于事物的外部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自己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实际案例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方法几乎不会使个体做出什么改变，所有貌似的改变都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改变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的乐观和耐心，最重要的是要抛弃个人虚荣心，因为要被改变的那个人没有义务做另一个人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客体。而且，我们必须以在被改变之人看来合理、恰当的方式实施这种改变。我们不难理解，有些人会拒绝享用他们原本会喜欢的菜肴，如果这个菜肴没有以他所认为的适当的方式烹调和盛盘的话。

人性科学还有我们可以称为社会性的一面。如果彼此之间能够更了解一些，那么人们毫无疑问会相处得更好，彼此之间会更亲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大可能会彼此感到失望、互相欺骗。对社会来说，巨大的危险就存在于这种欺骗的可能性中。我们必须跟正被我们带入这门研究中的同仁讲清这种危险。他们必须能使他们的人性科学实践对象理解在自身起作用的那些未知且未被察觉的力量；为了帮助他们，他们必须认识到人类行为中所有那些隐蔽的、扭曲的、伪装的手段和把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通晓人性科学，并有意识地带着社会目的来实践它。

谁最适合为这门科学收集材料并实践它呢？我们已经指出，单从理论上来实践这门科学是不可能的，只是知道所有的规则和信息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将我们的研究付诸实践，并使二者建立联系，这样，我们的眼光才会变得比以前更敏锐、更深邃。这是人性科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但是，只有走出理论，进入生活本身，检验并运用我们获得的理论，才能使这门科学具有生命。我们之所以没有把握，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人性知识太少，而且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教育尚不适合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类心灵的正确知识。每个孩子都完全靠自己去评估自己的经历，靠自己在课堂之外发展自己。我们没有获得人类心灵方面传承的真正知识。人性科学在今天的处境就跟化学在炼金术时代的处境一样。

我们发现，那些还没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制从社会关系中撕裂开来的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研究。我们所指的那些人，归根结底，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还不曾对自己的悲观主义屈服的战斗着的悲观主义者。但是，只与人接触还不够，还必须得有经验。在当今这方面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一类人能真正理解人性。他们或者是“悔悟的罪人”，或者是那些曾经被卷入精神生活旋涡、陷在其中的各种错误中，却最终实现了自救的人，抑或是那些曾靠近过精神生活的旋涡，感受到了这些旋涡急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的人。还有一些人天生可以掌握人性知识，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认同天赋、有同理心的话。最了解人类心灵的是那些自己曾经历过强烈感情的人。跟各大宗教形成时的时代一样，在当今这个时代，“悔悟的罪人”似乎是很有价值的一类人。他们比许多正派人站得高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曾越过人生的重重困难，曾从生活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曾有能力从糟糕的经历中获益，并因为这些经历而使自己获得升华，这些人理解人性中好的一面，也理解其中坏的一面。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跟他们比，正派人肯定也不行。

当我们发现某个个体的行为模式无法使他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的人性知识会使我们产生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要帮助他重新调整他那错误的、使他徘徊不前的人生观。我们必须给他更好的人生观，适合社会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才更能使他在人生中获得幸福。我们必须给他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向他指出另一种行为模式，在这种行为模式下，社会感和公共意识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他的精神生活建造一个理想化的结构。对于迷惘的人来说，一种新的人生观本身就很重要，因为从这种人生观看过去，他会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进入了歧途、铸下了错误。在我们看来，严格的决定论者离错误只有一步之遥，因为他们把人类活动看成了因果序列。只要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仍然存在，并仍然是生活的主题，那么因果律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因果律，经验的结果就会获得全新的价值。如果一个人能确定自己的行动源泉和心灵动态，那么他认识自我的能力就会提高。一旦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就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就不会再逃避这种认识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