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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1年，管理学术界就提出了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迄今已过去20多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没有任何改观，甚至愈演愈烈。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表现之一是大量学术类文章无法反映管理实务领域新的思想与突破，而管理学术界本应引领或至少及时总结实务界的经验、做法和思想。
本书主编在中国管理学界最早提出管理学技术化的思想，指出管理技术不同于管理科学，管理技术的目的是“致用”，它经常表现为一套操作手段、一些关键性实施要点甚至是一些深刻的感悟，而非体系化的定律、公式。
因此，相当多的管理实务创新并不适合于学术期刊发表，它们主要依靠管理实务类书籍、实务类期刊、管理新媒体等途径传播。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对这些在管理实务界广泛传播的管理技术类知识进行系统性回顾、总结及向读者推介的指南。《中国管理传播年鉴（2023—2024卷）》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的首次尝试。我们组建了强大的编委会阵容，包括国内知名的学者、出版人、咨询公司创始人等，共同编纂，遴选年度优秀、影响力大的管理实务思想类文章，以技术化、可操作、可借鉴的方式加以呈现。由于本书是首次编辑出版，内容还包括了2023年之前的部分优秀管理实务思想内容。
本书最初的书名是《中国管理实务年度书单》，但编委会意识到，在当今信息社会，新媒体的传播力量日益增强，因此“书单”肯定不能涵盖“年度管理实务思想”。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将书名调整为《中国管理传播年鉴》，该书名大大延伸了管理实务思想的领域范围——事实上，我们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确实发现除书籍之外，实务类期刊、财经新闻、公众号、新媒体中也有大量的精彩文章。当然，限于本书的容量和呈现手段，收录范围仍然有局限，如短视频传播的管理知识就未纳入，以后我们将进一步考虑延伸“管理知识空间”的范围。
编纂过程中，编者一再感受到管理实务类知识不同于发表在学术类刊物的管理科学知识的精彩之处，具体如下。
（1）优秀的管理实务类文章、著作的水平绝不亚于权威的学术类期刊如AMJ（《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MR（《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SQ（《管理科学季刊》），不仅如此，其社会效益可能更大。
（2）如果不对上述精彩的文章、著作及时总结回顾，将是管理实务界、学术界的共同损失，对此损失加以补救是编纂本书的初心所系。
（3）“中国式现代化”及由此引申的“中国式企业管理现代化”命题，仅仅依靠管理理论的创新是不够的，必须充分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产生的实践思想、实践知识、实务创新，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是编纂本书的使命所在。
（4）本书主编曾提出“管理技术共同体”的概念。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的情况不同，管理科学圈与管理技术圈适应的规则完全不同，相互交流非常有限，这阻碍了管理知识的创新。管理科学工作者目前的研究方式与实践结合并不紧密，对企业的了解远不及管理技术圈。加强管理科学共同体与管理技术共同体的了解与合作，以及促进中国自主管理知识体系的建设是编纂本书的愿景所向。
本书认为，中国式企业管理可以分为被动引进与主动构建两种类型。因为任何海外经验在引进的过程中必然会被本土文化部分同化，部分同化之后的经验肯定不同于其起源地，这种“中国式”可以称为被动的“中国式”；而主动的“中国式”则是指一种主动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融合原有模式并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在主动的“中国式”过程中，应该非常重视本土实践的作用，因为实践既是真理的真正来源，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歧视感性认识的做法，认为没有“一些专有理论名词”及“一套数理模型”的知识算不得“高级知识”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它们虽然不是“精致的理论”，却是“精致理论”的源泉。就此而言，本书作为二次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管理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并可能借此架设“管理科学领域”与“管理实务领域”相互沟通的桥梁。
作为二次文献，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著作全部标明了来源、作者，为充分尊重作者的知识产权，文章、著作的作者在全书目录与正文内容中同时标明。对绝大多数文章、著作，编委会都取得了作者、出版社、媒体组织的书面或电子认可，极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联系上的，采用评论的方式或摘录内容严格限制在原作内容的0.5%以下。
作为一项开创性工作，本书的编写难免存在疏漏之处。限于篇幅与首次发行，在管理传播的每一个领域，如图书、期刊、公众号、财经媒体中，都可能存在许多精彩的原创性思想未收入本书，恳请各位原作者和读者指正，我们将持续改进。
《中国管理传播年鉴（2023—2024卷）》编委会
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