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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Melitz（2003）以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展示了其在解释现代微观贸易数据库中观察到的种种贸易现象的强大潜力。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认为“同一产业内的企业是同质的”假定，提出企业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其贸易行为。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有关微观企业贸易行为的文献层出不穷。本部分主要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梳理影响企业贸易行为的主要因素。
作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出口行为一直是当今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多重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通过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本节将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因素概括为五个方面：要素禀赋、制度因素、产业政策、贸易与外商投资政策和外部市场环境。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陈雯和孙照吉（2016）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张明志和铁瑛（2016）则发现工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在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工资上涨反而能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在中间品进口方面，Feng et al.（2016）认为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概率的提高，马述忠和吴国杰（2016）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周记顺和洪小羽（2021）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复杂度产生了抑制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Edwards et al.（2018）、Xu and Mao（2018）。在技术创新方面，康志勇（2013）和李宏等（2021）分别基于研发活动和专利质量视角考察了创新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发现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方面，多数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扩张或积累对企业出口绩效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Mulliqi et al.，2019；程锐和马莉莉，2020），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人力资本与出口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Onkelinx et al.，2016）。
一些学者聚焦评估了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不仅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孙楚仁等，2013；Gan et al.，2016），还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耿伟和杨晓亮，2019）。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是国内外学者们长期研究的对象，例如余长林（2016）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扩展边际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企业集约边际产生了抑制作用；张雨和戴翔（2021）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例如，Fan et al.（2020）以中国“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为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征管强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加大征税力度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离地方税务局较远的企业的出口增幅大于税务局附近的企业。刘玉海等（2020）则选择以2009年实施的增值税转型为政策冲击，研究发现因增值税转型而产生的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陈瑾等（2021）的研究与此类似。
在开发区政策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出口加工区的主导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张鹏杨等，2019）；进一步将研究范围延伸至所有开发区时，孙伟和戴桂林（2020）发现开发区的主导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杨烨和谢建国（2021）则发现开发区的设立在总体上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政府补贴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概率的提升均产生了促进作用（施炳展，2012；苏振东等，2012；康志勇，2014），但也有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无显著影响，对出口扩展边际则呈现出倒U形的影响（张杰和郑文平，2015）。在产业集聚方面，Long and Zhang（2011）、白东北等（2021）的研究均发现产业集聚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增加，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则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也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现有研究基本认为机场、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促进出口贸易增长（Cristea，2011；Coşar and Demir，2016；白重恩和冀东星，2018；Donaldson，2018；唐宜红等，2019）。
大量研究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探讨了关税削减或中国加入WTO事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本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贸易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Bas，2012；毛其淋和盛斌，2014；Fan et al.，2019）。与此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Handley（2014）、Feng et al.（2017）分别基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仅就某种贸易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分析，例如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梁平汉等（2020）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和出口退税无纸化改革都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规模。除贸易政策外，还有一些学者重点关注并研究了中国的外资准入管制放松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变更衡量中国外资自由化程度，发现外资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以及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代表性文献包括孙浦阳等（2015）、Lu et al.（2017）、邵朝对等（2020）。
在外部需求方面，Mayer et al.（2021）发现外部需求的增加显著促进了企业核心产品的出口，钟腾龙和余淼杰（20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分为质量竞争型企业和成本竞争型企业，发现外部需求对出口行为的影响随企业竞争策略的不同而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现有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对企业出口意愿、出口规模和出口频率产生抑制作用（谢申祥和冯玉静，2018；綦建红等，2020）。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段文奇和刘晨阳（2020）指出本国贸易便利化有利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但不利于其集约边际的增长，杨继军等（2020）发现本国贸易便利化提高了企业出口增加值，Fontagné et al.（2020）则认为目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也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在互联网发展方面，Ricci and Trionfetti（2012）、李兵和李柔（2017）的研究均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促进效应。
相比出口行为，考察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梳理，本章将影响企业进口行为的因素概括成以下五个方面：汇率变动、要素禀赋、贸易政策、同群行为和其他因素。
Landon and Smith（2007）重点研究了汇率变动与机器进口的关系，认为本币贬值一方面会增加机器进口成本，从而降低本国的机器进口需求，但另一方面又会通过促进本国出口而激励企业增加机器进口，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汇率变动对机器进口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López and Nguyen（2015）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增加降低了企业中间投入进口强度，但对中间投入进口概率没有显著影响。Li and Miao（2019）发现汇率波动对企业进口金额、进口范围和进口概率具有抑制作用。程凯和杨逢珉（2019）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升级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Fan et al.（2021）考察了劳动成本对工业机器人进口的影响，发现2008-2012年间中国最低工资的上涨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许家云和毛其淋（2019）指出生产性补贴对企业进口金额增加、进口产品范围扩大和进口质量提高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耿伟和廖显春（2016）认为中国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中间品进口的多样化水平下降。
余淼杰和李乐融（2016）、施炳展和张雅睿（2016）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间品进口的影响，发现以关税减免为表征的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方面，已有研究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增长（Imbruno，2019；毛其淋，2020）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刘美秀等，2020）。在贸易壁垒方面，朱小明（2018）认为对外反倾销对受保护企业的进口多元化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Pateli（2016）、Bisztray et al.（2018）研究了企业进口行为的同群效应，即同地区或同行业内其他进口商数量的增加会显著促进本企业进口，原因在于本企业可以从同群企业身上获得有益于降低进口成本的相关信息。Békés and Harasztosi（2020）则重点分析了企业机器进口行为的同群效应，发现当地机器进口商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国外机器的概率。吴小康和韩剑（2018）基于中国数据验证了企业进口决策和进口规模的同群效应，刘斌和赵晓斐（2020）则认为企业进口决策存在同群效应，但进口规模的同群效应不明显。
岳云嵩等（2017）探讨了互联网的使用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企业进口概率和进口规模的提升。类似的，谭用等（2019）指出互联网的深化程度对企业进口价格有负向影响，对进口规模有正向影响。程凯和杨逢珉（2020）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中间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中间品进口质量产生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移民网络（孟珊珊和王永进，2020）、知识产权保护（Wei and Lian，2020）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