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了从封闭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的伟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奇迹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然而，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征决定了前期阶段的贸易增长是粗放式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因广泛参与加工贸易而获得有效提升（Yu，2015）。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抬升及国际生产网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出现了由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转变的趋势 。理论与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从效率、技术而言，还是从增加值而言，一般贸易部门相比加工贸易部门均具有更好的出口表现（Dai et al.，2016；齐俊妍和王岚，2015；Kee and Tang，2016）。

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匮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主导中国金融市场的银行业实现了从低效率的一元银行体制到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的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建立的跨越。国内资金对实体经济的供应能力获得了较大提升，其中一个直观的表现是由于银行网点数量增加所带来的银企距离大幅缩短。根据原银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数据，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自1978年的6719个增加至2018年的225959个，年均增速达9%。日益完善的银行布局体系缩短了企业与银行的地理距离，平均而言，中国工业企业距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距离自2000年的20.38千米下降至2010年的14.37千米，年均降幅约3% 。

那么，不断缩短的银企距离是否促进了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呢？一些观点认为，银行的信贷决策普遍存在“本地偏好”（Deyoung et al.，2008；Presbitero and Rabellotti，2014），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布局直接关系到地区信贷资金的相对供给规模，银企距离的缩短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源可达性。但这一类观点大都是基于发达经济体成熟金融市场的研究，在依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轨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银企距离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检验。如果缩短银企距离的确能够促进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那么政府部门应该坚持增加和完善地方金融的有效供给，为深入推进外贸转型升级清除融资障碍；反之，公共政策则应该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基于以上情境，本章试图将金融供给的地理因素引入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框架中，在对中国银企距离进行直接测算的基础上，探讨银企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并结合中国独特的银行业体系、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区域发展水平来分析这种影响的差异。 FRxcWu3j25esLguHcDYohgy0ysUGoH8dV4R31fjl//NnqHZrDn1ML4c6bylLly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