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2给出了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的基准回归结果。各列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第（1）列和第（3）列分别估计了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的影响，ln distance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第（2）列和第（4）列则是在第（1）列和第（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ln distance 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支持本章的理论分析，即缩短银企距离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扩张。

表3-2中第（2）列和第（4）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符合已有关于企业出口行为检验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 tfp ）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的提高，符合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结论；扩大企业规模（ size ）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意味着企业出口行为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资本密集度提高（ cap ）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企业存续年限（ age ）越长，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越大，表明成熟型企业更能发挥学习曲线效应；行业竞争加剧（ hhi ）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表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增强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动机；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 foreign ）具有更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具有更好的出口表现。

二、异质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缩短银企距离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的提升。那么，这一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事实上，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制造业，其发展格局一直是由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市场主体共同形成的，其发展水平也均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银企距离对出口的异质性影响，此部分将从银行类型、企业所有制和地区差异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银行类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银行业体系形成了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导，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由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对象、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探讨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时有必要对银行类型进行区分。国有商业银行是典型的大银行，其在贷款决策中更加注重企业抵押品价值、财务报表、信用评级等“硬”信息（Berger and Black，2011），这些信息基本可以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如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以及更加完善的披露制度获取，而无须依赖于银企距离的缩短。相比之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前者的市场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城市市民和中小企业，后者的市场定位则是服务“三农”和小企业（刘明康，2009），其核心竞争力均在于地缘优势；一方面，地缘优势的发挥在较大程度上有赖于银企距离的缩短；但另一方面，受自身规模和管理水平限制，缩短企业距该类银行的距离所能增加的信贷供给相对有限，银企距离缩短的出口促进效应可能会因此被弱化。区别于上述三类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盈利能力和产品服务等方面具有独到的经营优势，其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既能服务大企业又能服务中小企业，但其分支机构的覆盖率和渗透率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缩短企业距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距离能够有效强化其优势、弥补其劣势，从而能够为出口企业融资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因此我们推测，缩短企业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出口促进效应理应更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次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对最弱。

表3-3和表3-4报告了区分银行类型后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出口倾向还是在出口规模的回归模型中，ln distance1 的系数均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ln distance2 、ln distance3 和ln distance4 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依次递减。当然，为了进一步从统计意义上确认各组之间银企距离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处利用Bootstrap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3-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出口倾向还是在出口规模的回归模型中，仅有ln distance3 和ln distance4 之间的系数差异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缩短企业距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距离与缩短企业距农村商业银行的地理距离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没有显著差异。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缩短企业距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地理距离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弱，该结论基本符合上述理论预期。

（二）企业所有制

长期以来，金融资源错配构成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面临的首要难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滞后于金融规模的高速增长。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在分配信贷资源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较难得到满足（Song et al.，2011；徐思远和洪占卿，2016）。偏向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银行的干预也造成了地方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陶锋等，2017）。显然，地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这种长期存在的银企关系随银企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较小。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通常具有通畅的融资渠道，对地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相对较小（Manova et al.，2015），因此我们推测缩短银企距离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弱，但对面临较大信贷约束的民营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强。表3-6和表3-7给出了按照企业实收资本相对份额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出口倾向的回归模型[表3-6第（1）-（3）列]还是在出口规模的回归模型[表3-7第（1）-（3）列]中，民营企业样本中银企距离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样本中银企距离的系数均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断，即缩短银企距离对民营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当然，本部分也在相应回归模型中纳入银企距离与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ln distance × SOE ）、银企距离与民营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ln distance × private ）来做进一步佐证，表3-6第（4）列和表3-7第（4）列的结果验证了上述分组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三）地区差异

由于发展政策、地理位置及要素禀赋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缩短银企距离对不同地区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也将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市场化程度等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在这种环境下，缩短银企距离的积极效应更易被先进的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技术条件以及完善的产权保护、司法保护等制度安排所替代。此外，东部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商业信用、直接融资等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位于该地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对银企距离变化的敏感性可能相对更低。据此我们推测，缩短银企距离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应该小于中西部地区。表3-8给出了区分企业所在地区后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出口倾向的回归模型[第（1）列和第（2）列]还是在出口规模的回归模型[第（4）列和第（5）列]中，中西部地区样本中银企距离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东部地区，意味着缩短银企距离的确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表3-8中第（3）列和第（6）列在全样本中纳入银企距离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ln distance × east ）后的回归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改变银企距离衡量方式

为了排除变量测量误差以及可能的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借鉴Knyazeva and Knyazeva（2012）的做法，本章节进一步测算了平均银企距离（ln avgdist ），平均银企距离为企业与县域内所有银行分支机构距离的平均值，反映了特定地区内单一企业与所有银行地理距离的平均水平。此处以该变量作为银企距离的代理变量重新对式（3-1）和式（3-2）进行回归，相应结果见表3-9第（1）列和第（2）列。从中可以看出，平均银企距离（ln avgdist ）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本章节的研究结论在主要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上是稳健的。

（二）改变估计方法

由于样本中存在大量非出口企业，导致本章节的被解释变量ln export 产生了较多零值，在这种情况下采用OLS回归可能难以得到一致估计量，而PPML估计方法则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此处改用PPML对式（3-2）重新估计。表3-9第（3）列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银企距离的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本章节的研究结论在估计方法上具有稳健性。

（三）控制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节样本期内中国同时进行了多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政策改革，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可能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为了避免本章节的结论受这些政策冲击的影响，笔者在此对其进行控制。一是贸易自由化政策。自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以关税减免为主要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毛其淋和盛斌，2014；Fan et al.，2015）。二是外资自由化政策。为了履行加入WTO时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在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大幅修改，在减少大量限制（含禁止）行业数目的同时增加了众多鼓励行业数目，由此带来的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Lu et al.，2017）。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在加入WTO前后时期明显提速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促进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为了控制这些政策效应，首先遵循Brandt et al.（2017）的做法，在基本计量模型中加入CIC4位码行业层面的最终品进口关税（ output_tariff ）和中间品进口关税（ input_tariff ）；其次借鉴孙浦阳等（2015）的做法，在基本计量模型中加入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三类行业赋值加总后得到的外资自由化指标（ DFRI ），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外资自由化程度越低；最后在基本计量模型中加入CIC4位码行业层面的国有资本份额（ soeshare ）。表3-9第（4）和第（5）列给出了控制贸易自由化、外资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改革三项政策冲击后的结果，可以看出ln distance 的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再次印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四、内生性讨论与影响机制检验

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性的一种担忧是：银行的网点布局可能受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企业为了出口融资便利也可能主动选址在金融发达地区，即前文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借鉴李志生等（2020）的思路，此处采用1937年城市的银行分支机构密度（城市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地理面积之比）与年份的乘积作为银企距离的工具变量（IV）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 。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相关性方面，历史年份的银行分支机构密度衡量了不同地区的金融基础，现代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空间布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由过去的金融基础发展而来。第二，外生性方面，1937年国民政府奉行的是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国家资本几乎垄断了主要产品的出口贸易（罗红希，2016）；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绝大部分出口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国家行政干预影响，其自主选址于金融发达地区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出口贸易发展落后并受国家严格管制的背景下，企业的出口活动也不太可能成为影响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决策的重要因素。

表3-10汇报了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2SLS回归第二阶段的结果，可以看出ln distance 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的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此外，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且F统计量的值明显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相关问题。

根据本章前文的理论分析，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强化银企关系是银企距离缩短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两条作用机制。对于第一条机制，如果缩短银企距离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促进了企业出口，那么可以推测在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企业中，缩短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对于第二条机制，如果缩短银企距离通过强化银企关系而促进了企业出口，那么可以推测在银企关系越弱的企业中，缩短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越大；反之，如果缩短银企距离通过强化银企关系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则可以推测在银企关系越弱的企业中，缩短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小。此处采用构建交互项的方法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其中，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用企业无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进行衡量（Ryan et al.，2014），无形资产比重越高，银行机构对借款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难度越大，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也就越高；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无形资产的统计年份截至2006年，此处对信息不对称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的样本区间为2000-2006年。银企关系（ relation ）采用企业长期借款与总负债之比进行衡量（Houston and James，2001），企业长期借款比重越高表明银企关系越强；囿于数据可得性，企业长期借款用长期负债近似代替。

表3-11给出了影响机制检验2SLS回归第二阶段的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为信息不对称渠道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银企距离与信息不对称交互项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缩短银企距离的确对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第（3）列和第（4）为银企关系渠道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银企距离与银企关系交互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缩短银企距离对银企关系更弱的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章的影响机制，即缩短银企距离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强化银企关系而促进了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的提升。

五、进一步分析：银企距离与企业出口绩效

本章前文主要从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两个角度考察了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银企距离与企业出口的关系，此处进一步探究银企距离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结合现有研究，本部分主要选取出口利润、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持续时间作为企业出口绩效的代理变量。其中，企业的出口利润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与企业出口额相乘后的自然对数近似代替（薛新红和王忠诚，2016），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为企业当年出口的HS6位码产品种类数的自然对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采用陈勇兵等（2012）的方法计算而得。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持续时间时，我们将样本与相应年份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了匹配。

表3-12给出了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回归结果。从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可以看出，银企距离的影响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缩短银企距离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利润和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第（3）列为采用Cloglog模型估计银企距离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活动是否终止的虚拟变量（终止为1，否则为0），发现银企距离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缩短银企距离显著降低了企业终止出口活动的风险率，即有利于延长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缩短银企距离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