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简要评述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都已形成空前规模和面临新发展机遇的背景下，随着中国银行业发展规模日益壮大以及空间布局体系日益完善，研究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需求出发，结合研究主题，本章系统梳理了金融地理结构测度与经济效应相关的研究文献，回顾了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的前沿文献。总结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金融地理结构或企业贸易行为的研究已十分丰富，这些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然而，目前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贸易行为的研究非常少见，而国内关于银企地理距离的测度、演化机制与经济效应的研究更为缺乏。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

（一）关于金融地理结构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金融地理结构对信贷可得性、贷款利率、违约风险、贷款抵押率、金融契约设计、银企关系等信贷市场领域，对其他领域的企业行为关注明显不足，而将金融地理结构与企业贸易行为联系起来的研究更为少见。显然，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发展均离不开外部资金支持，尤以依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为甚。根据前人的研究，金融地理结构会直接影响企业所能获得的信贷资金规模，而信贷供给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结论已得到多数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支持，因此我们从逻辑上不难理解金融地理结构能够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影响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研究视角尚未引起金融发展领域学者们的充分关注与重视。

（二）现有研究大都基于金融供给强度深化的视角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鲜见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因素与企业贸易行为的讨论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很早就关注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基本认同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贸易行为具有限制作用。然而，学界对于如何准确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尚未形成共识，常用的融资约束衡量方式包括外部资金依赖度和有形资产比例（Manova，2013）、流动比率和杠杆率（Mukherjee and Chanda，2021；Fauceglia，2015）、利息支出强度（孙灵燕和李荣林，2011）、虚拟变量（Minetti and Zhu，2011；Nucci et al.，2021）以及综合指标（魏浩等，2019）等，基于财务指标所计算的融资约束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此外，现有研究大都采用地区或行业宏观层面的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Manova，2013；Becker et al.，2013；杨连星等，2015；齐俊妍和王晓燕，2016），该做法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是相等的，而这显然与现实经济不符。由此可见，利用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来表征企业可能获得的金融资源，不失为一个更具外生性且更加准确的办法。

（三）对于银企距离的测算研究缺少中国的证据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相比地理密度法，银企距离直接度量法的精确度更高，而其中利用企业与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址信息直接测算银企坐标距离的方式则相对更为科学合理 ，也得到了国外学者们更为广泛的应用。然而遗憾的是，鲜有研究对中国的银企距离进行直接测算。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银行业实现了从低效率的一元银行体制到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的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建立的跨越，根据原银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信息，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自1978年的6719个增加至2018年的225959个，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银行机构的网点数量已名列前茅。显然，日益完善的银行布局体系缩短了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地理距离，但学界对于中国银企距离的测算研究与国外还有不小差距。

（四）现有研究对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关注不足

从本章文献梳理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对于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因素仍然较少研究。尽管不乏部分文献探讨了以物理网点为基础的金融发展对进口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聚焦分析数字金融资源的地理供给对企业进口的影响。面对中国金融领域出现的新调整和新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仍然十分匮乏。 bJTUTcihZjafZ5GWcI8Vta5IOm6GcK3WsRsjTTD8IgalxbecSqufp9QxS4UUpH4r